【前言：】
1980年快过国庆那会儿，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杨得志，还有副总参谋长杨勇和张震，一块儿去了邓小平家里。他们主要是去商量关于开第十一次全军学校大会的一些事情。
那时候，他们聊起了1958年军队里反对教条主义的事情。杨得志就跟小平同志说：“我打算在学校的会上发个言，其中有一段想说说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事儿，我打算指出那时候反教条其实搞错了。可有人提醒我，说那时候小平同志是会议领导小组的头儿，我这不是等于说到您头上去了嘛？”
1958年发生的那件事情，牵扯到了不少开国大将，像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他们都卷了进去。而小平同志呢，他在那次大会上，是负责领头组织会议的组长。
杨得志将军直接就问小平同志，对这事儿有啥看法，想让小平同志给这个历史老问题拿个主意。那他到底是咋回答的呢？
【58年反教条主义的前因后果】
四月底的时候，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论十大关系》。他说啊，咱们的策略很简单，就是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只要他们有好的东西，咱们都得学。不管是政治、经济、科技，还是文学、艺术，只要是真正棒的，咱们都不放过。但是，咱们得动动脑子，有判断地去学，不能傻乎乎地啥都学，更不能直接照搬照抄，跟机器人似的。人家不好的地方、缺点啥的，咱可千万别跟着学。
那年6月份，中央又发了个通知给全党，说白了就是要大家注意：在干工作的时候，别再死搬硬套那些条条框框，还有光靠老经验行事也不行，特别是别一股脑儿地照搬国外的那一套做法。
显然，赫鲁晓夫那份“内部讲话”给中央和毛主席带来了相当大的震动，让他们不得不深入思考。
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推动者。早在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里，就明确反对死搬硬套的教条主义，他说：“咱们得学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更重要的是得把这些理论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去。”因为这个观点，毛主席在党内受到了王明、博古这些坚持教条主义的人的排挤，好长一段时间都被推到了边缘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定下了向苏联靠拢的外交大方向。那时候，国内掀起了一股学苏联的热潮，啥行业都争着请苏联专家来当顾问。这股风刮得特别猛，尤其是军队，基本就是把苏联那一套照搬过来，看起来就像是要把整个国家都“苏联化”了。
苏共二十大过后，这事儿让中央挺操心的，反对死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思想就慢慢兴起了。说到新中国的大事，军队绝对是重中之重，所以这次反教条主义的风头，自然就落到了军队上。而在军队里头，南京军事学院就成了这场运动的核心地带。
1950年7月份，刘伯承放下了西南军区司令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担子，跑到南京去创办了南京军事学院。他花了整整6年时间，费了好大劲，把这学院办得有声有色。那时候全国都在学习苏联，南京军事学院也受到了影响，有点“苏化”过头了。就说军校里吧，好多教官都是苏联人，连课程安排和训练项目，也都是照着苏联那一套来的。
中央发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通知后，有人就给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写了信，说军校那6小时的课排得太满了，考试也要求得太严。听说还有三名中将学员，因为学习压力大，嘴都给累歪了。信里头，还有人特别提到了刘伯承的名字。
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和毛主席商议之后，他决定亲自带上两位大将和三名上将，一共十二个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南京军事学院。
工作组一番调查后搞清楚了，有些学员说的那些事儿并不对。学院里教学管得严，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这都是正常的教学流程。军校嘛，就是想让学员早点学好，所以给了点压力，但其实这压力也没啥不好，跟教条主义没半毛钱关系。还有说三个中将读书读到嘴都歪了，工作组跟他们聊了聊，发现其实是他们学习方法不对劲，跟教条主义完全不搭界。
说实在的，南京军事学院那会儿全国都在学苏联，所以也碰上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都不是啥大不了的，能改嘛。咱们可不能一棍子打死，说它是“教条主义的老窝”，“教条主义泛滥得不行”。
那时候，刘伯承院长正在北戴河休息养身体。他听到这事儿后，连着给南京军事学院的党委写了3封信，强调说，对于反教条主义的思想审查，咱们一定得好好重视起来。
过了好几个月，刘伯承给毛主席和彭老总写了封信，说自己不想在南京军事学院干了。之后，中央就安排廖汉生中将去接了他的班，当上了院长。
【邓小平要求为反教条风波平反】
1958年5月份，北京开了个军委的大会，主要就是说反教条主义这事儿。大会是彭德怀来主持的，而邓小平呢，他当了这次大会的领导小组的头儿。
这次大会搞了两个月左右，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这些军队的大佬们，在这次会上都自个儿站出来，好好回顾了一下自己以前的工作，做了检讨和琢磨。
那时候，刘伯承正在外地养身体，一接到消息，他就急匆匆地回了北京。可没想到，刚到北京他的眼睛又出了问题，只好又住进了医院。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在一次小组长开会时，趁着毛主席在讲话的空档，赶紧插了一句：“咱们得让刘伯承同志安心养病，会议检讨就别让他来了，心意到了就行……刘伯承同志干工作一直都很拼，对组织也是毕恭毕敬的。他现在都66岁了，身体还不好，咱们就别给他太大压力了。”
7月10号那天，刘伯承在怀仁堂进行了自我反省。他讲完以后，台下的将军们纷纷自动鼓起掌来，掌声响了得有半分钟，一直等他走下台才停下。
没过多久，毛主席就做了安排，让刘伯承去北戴河好好养身体。另外，因为邓小平的建议，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也给他留着呢。
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会上首先点名批评了南京军事学院。他直言不讳地说：“有的人一说到学习，脑子里就只有外国那一套，觉得只有外国的东西才值得学。这种想法太片面了，简直就是迷信。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当作主要的教材，仅仅把它列为参考资料，这做法就不对！还有的单位，连参考资料里都没放，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五九年的一次聚会上，林彪带点挖苦的意味讲道：“二野打胜仗，主要靠的还是老邓。”这话明显是想小看刘伯承元帅在打仗那些年的付出。邓小平一听，马上回应：“这话不对，没有司令员和政委的齐心协力，部队哪能赢？我只是个政委，没有刘，哪有我呢？”
林彪总觉得二野和四野在抢功劳。在七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没多久的一次中央大会上，他直接点名批评了邓小平：“第一，硬说四野的功绩是自己的二野的，连《毛选》上都明明白白写着是四野的功劳呢。第二，还说红七军逃跑了。”面对林彪的这些指责，邓小平同志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就那样盯着天花板，默默地抽着烟。
网络上有篇文章，叫《无奈的历史：邓小平不准刘伯承生前平反》，里面说得很肯定：“杨得志、张震他俩去找邓小平，想给1958年扩大会议上被批评的人平反，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这事儿是真的吗？咱们不妨看看张震上将自己的回忆录，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震上将回想起，1973年8月份的时候，邓小平在处理一位因反教条主义而被批评的同志的来信时，写下了这样的指示：“反教条主义这事，历史遗留问题，拖太久了。那些当年挨批的同志，现在想要个公正的说法，这是人之常情。”写好这句话后，邓小平就把信交给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很明显，小平同志并没有因为自己当时的职位高，就阻拦为反教条主义平反的事情。
1980年快过国庆那会儿，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杨得志，还有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一块儿到了邓小平家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问问关于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那些事儿，好做个汇报。
那时候，他们又聊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事儿。杨得志直接跟小平同志说：“我打算在学校的会上发个言，其中有一段想说说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事儿，我打算讲那会儿反教条主义其实搞错了。有人提醒我，说当时小平同志是会议领导小组的头儿，这不是就等于说到您头上了嘛？”
小平同志听完之后，马上就说：“这事儿能提，其实反教条主义是不对的。那时候，我是反教条主义小组的头儿，这是组织上让我当的，我也不好拒绝。不过呢，在那个过程中，我是一直在护着刘帅的。我跟毛主席讲过，你不是夸二野能打仗嘛？没有司令员，哪还有我这个政委的位置，打仗啊，还是得靠司令员来指挥。”
杨得志他们听完小平同志的话，心里一下子轻松多了。他们真心佩服小平同志对待历史的那种实实在在、不弄虚作假的态度，还有他那宽广的胸怀。
在刘邓身边服务多年的二野老参谋长李达上将，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刘邓两人合作无间。邓小平负责抓大放小，不纠结于琐碎事务，而刘伯承对政委的决定总是十分敬重。至于战斗相关的事宜、命令、规划这些，邓小平从不插手，给予充分信任。”
李普，以前当过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的社长，他讲过：“刘邓两位领导，关系铁得很，就像一家人，在我们的人民军队里，那真是没得说，典型中的典型。”他还说过一句更广为人知的话：“要说在刘邓之间加个顿号，那简直是难上加难。”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深厚交情，那是在打仗那会儿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是用生命换来的。他们并肩作战的事儿多了去了，说他们俩关系不好的谣言，简直就是瞎扯。这种谣言不仅冤枉了老一辈的革命英雄，简直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反教条主义在实施时走了弯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彭老总后来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判断有误，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他活着的时候，特地跟侄子彭起超交代，等他不在了，一定得找到萧克，替他道个歉，还有句话得带到：“1958年那会儿，让你们遭罪了，真是对不住大家！”
1986年10月7号，刘伯承因为长期生病去世了。邓小平心里特别难过，到了10月21号，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怀念伯承》。在这篇文章里，他又提到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事儿：“1958年那会儿，说刘伯承搞教条主义，那真是不公平。实际上，刘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在这些方面做的贡献，我们得一直记在心里。”
1987年那会儿，总政治部正式发了通知，说1958年那阵子的反教条主义事情，在给刘伯承老同志的悼念词里头，党中央已经明确给否定了，这事儿算是彻底翻篇了。
【刘伯承办军校，并非“韬晦”】
有文章提及，1932年的宁都会议中，新至中央苏区的刘伯承在主席的去留议题上投下了关键的反对票，这给他“带来了余生的沉重责任”。更有甚者，认为58年的反教条运动是由毛主席对刘伯承的不满所引发，这种观点同样是错误的。
1936年，红军到了陕北后，刘伯承就开始担任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到了1937年，他又成了援西军的司令员，还兼任了八路军129师的师长。在1935年，刘伯承还曾经出任过晋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时间到了1948年，他变成了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到了1949年，又成了二野的司令员。这些可都是特别重要的大官。从这些职位上看，刘伯承并没有啥“重压”在身上，如果真有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重了。
刘伯承大将军是个有学问的将领。战事平息后，他心里琢磨着“要想军队强，学校得先建起来”，于是主动站出来，给中央写了封信。信里头他说：“我呢，想把在西南那边当的官都辞了，专心去搞个军事学校。仗都打完了，我这把年纪了，还是去办学校更合适！”
毛主席对刘伯承高度赞扬道：“他活着不愿当王，死后也不求封侯万户，真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但有些人啊，老爱从世俗小气的角度去看事，拿封建老一套的文化思想去猜老一辈革命家的心思和理想。他们更愿意把刘伯承元帅的行为说成是“藏着掖着”和“自我保护”，就是不肯承认刘伯承去军校是为了干解放军建军史上的大事，是为了让咱人民军队变得正规、现代。
尽管遭遇了反教条的风波，刘伯承元帅受到了不少批评，但他始终坚守在军队里。到了1959年，中央军委让他当上了战略小组的头儿。到了1962年，中印边境起了冲突，他作为解放军的参谋顾问，亲自参与了指挥对印自卫反击战，还想出了“攻其头、击其背、剖其腹、断其尾”这些非常管用的战斗策略。
1966年的时候，刘伯承被选为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到了1969年，他又一次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些要职。同年的10月份，林彪下了个“第一号令”，让整个军队都进入了备战状态，领导们也都被安排到了全国各个地方。刘伯承在动身之前，给中央写了封信，说要是真要打仗，他情愿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出出主意，当个帮手。
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年纪已经很大，身体也不太好，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要站出来，只要组织一声令下，他随时准备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能说是他在“隐藏实力”，“躲避挑战”吗？
他活着的时候就讲过：
我这辈子，要是说有点成绩，那全靠党和毛主席的指引。没了党，像咱们这样的人，啥也干不成。所以，我心甘情愿在党的带领下，当毛主席的学生，为咱中国人民出一份力。将来哪天我走了，要是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荣耀了。
这些话说得实在，发自内心，正好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那种高尚品德、默默付出、不张扬的个性。那些只想着自己小九九的人，根本不懂世界上还有比个人利益更大、能让人心甘情愿付出，甚至牺牲生命的东西。在这个理想似乎不那么值钱的时代，我们可能更应该回过头，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里，找回那些我们好像已经忘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