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那会儿，张震刚当上南京军事学院的副院长，立马就去探望了刘伯承老将军，想跟这位军中的老行家学学经验。两人聊着聊着，刘伯承就想起了在大别山的那段日子，他突然转头问张震：“你说邓小平，他压根儿没上过军校，可打起仗来咋就那么牛呢？”
张震那可是南京军事学院里的佼佼者，1954年他去那里深造，由于表现相当亮眼，直接被留下来当了老师，没几年就一路晋升到了副院长的宝座。那时候，他正值壮年，军事才能备受瞩目，大家都觉得他的未来不可限量，所以刘伯承跟他聊起这事儿来，也是情理之中的。
但是，刘伯承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让张震挺头疼，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琢磨了好一阵子，张震开口了：“我想啊，关键是他能做到心里有数，既清楚自家的军队，也了解敌人的情况！”
刘伯承轻轻晃了晃脑袋，接着说道：“邓小平啊，他虽然没进过军校大门，但在战场上用起军事上的那套辩证法来，那可是真有两把刷子！”这话一出，不光说明了邓小平在军事上的独到之处，还直截了当地夸了他的军事水平高。
129师迎来了他们的新任政治委员。
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打仗好多年了，特别是他们俩一起带领129师的那13年。可以说，刘伯承算是很懂邓小平的人了。说到邓小平的带兵打仗本事，刘伯承那是最有资格评论的。
说起来，刘伯承和邓小平还真挺像的。刘伯承是1892年生的，邓小平呢，晚了12年，1904年出生，他俩的生肖都是龙。而且，他俩都是四川的老乡。刘伯承24岁那年就开始在护国战争中崭露头角，后来35岁时还跑到莫斯科的高级步兵学校深造，成了咱们军队里特别牛的军事头头儿。邓小平呢，他在法国留过学，不过比刘伯承早一年去了莫斯科，不过他去的是中山大学，学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
1930年那会儿，邓小平是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参与者，而刘伯承呢，刚好在那时当上了中央军委委员。到了1931年，他俩这才头一回见面，一见面，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挺好的第一印象。
1935年年初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参加了特别关键的遵义会议，这会议意义可大了。到了1939年，他俩在129师搭档合作，从那之后一起带领129师，整整指挥了13年的时间。
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打响，那时候129师的政委张浩身体不太好。于是，毛主席就琢磨着得给129师换个新的政委。
129师可是我军里的顶梁柱，地位重要得很。说到129师政委这个位子，中共里头大家心里头最看好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129师的副师长徐向前，另一个呢，就是那时候管着八路军政治部大事的任弼时。
徐向前和任弼时，他们都是129师的政委，各有各的长处，当然也不都是十全十美的。徐向前呢，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优秀学员，带兵打仗的能力那是大家公认的。而且啊，他在129师已经干了好多年了，根本不需要适应什么新环境。任弼时呢，他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经验特别丰富，让他来当129师的政委，那肯定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说白了，有个不太合适的地方就是，挺多人都觉得徐向前在军事上那套本事，更适合直接带兵打仗。可任弼时呢，他不光是中央军委的总政治部主任，还得兼着129师政委的活儿，这样一来，他的担子可就沉得多了，压力山大啊。
在那段过渡的日子里，刘伯承暂时一个人扛起了政委和师长两个重任。为了赶紧找到合适的新政委人选，毛主席特地找刘伯承商量，问他想选谁来做自己的帮手。
刘伯承嘴角上扬，直接跟毛主席表达了他的看法：“我这儿有个人，感觉特别合适。”
然后，刘伯承提到了“邓小平”这个名字。他接着说道，邓小平这人做事特别靠谱，脑子转得快，很懂政治工作，加上他们俩都是四川人，合作起来应该挺顺畅的。最关键的是，邓小平之前成功领导过百色起义，虽然他没上过正规的军校，但在打仗这方面，他可不是个门外汉。
刘伯承说明了为啥挑邓小平后，毛主席也很是同意。
那时候，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里是秘书长，不过毛主席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把邓小平调去当129师的政委，就这样，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一对搭档开始合作了。
事实证明，这次选择真是明智又对头。刘伯承和邓小平带着129师，总共8万多人，为我军的革命大事拼尽全力，立大功了。这支队伍成了我军里的一个传奇。
铁打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之间，就是那种特别紧密的合作关系。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丝毫的隔阂。遇到事情，我们都是一起商量，共同面对，就像是彼此的左膀右臂，谁也离不开谁。在工作上，我们分工明确，但又相互支持。谁的任务重了，其他人都会主动帮忙，绝不会袖手旁观。这种默契，这种团队精神，让我们能够一起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的合作，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大家彼此信任，相互理解，就像是一家人一样。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坚定，更加有力量。
刘伯承和邓小平搭档了那么多年，感情当然特别深。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就不是一般的战友和同事能比的了，而是成为了真心实意的好朋友和贴心人。
刘伯承是大名鼎鼎的“十大元帅”里头的一位，人称“军中之神”。他曾在苏联很有名的伏龙芝军事学校深造，打下了不少胜仗，战功赫赫。但刘伯承经常讲，他能取得这些成就，离不开邓小平的支持，而且他和邓小平特别合得来，爱一块儿共事。
1927年，邓小平从国外回来，就直接去了西安的中山军事学校上班。
那时候，咱们军队常派人去苏联这些国家深造。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先让在前线打仗的军事指挥官去国外进修军事。像邓小平这样的政工干部，主要是搞思想政治、组织群众工作这些日常事务。
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的职务后，就算是正式上了战场前线。他得适应全新的岗位和职责，迎接新的挑战。
首先，邓小平得去了解并跟上刘伯承这位个性十足的搭档的节奏。
刘伯承处理事务特别认真，不管大小事儿都抓得很紧。他对上级的命令总是严格遵照执行，一点不含糊，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不过，跟同事和下属在一起时，他又特别随和，因此大家都很尊敬和喜欢他。
当政委的邓小平，跟刘伯承配合得相当默契。他慢慢察觉到，刘伯承的性格跟他特别搭。邓小平这人吧，眼光独到，小事儿都能看出大问题，碰到不对的事儿，他也是直接说出来，一点不含糊。刘伯承呢，跟邓小平正好互补。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合作越来越顺，也越来越信任对方，最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搭档。
听129师的老同志们讲，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工作中那是互相撑腰，配合得相当默契。刘伯承定下来的事儿，你要是再去找邓小平问，他准会告诉你：“照着刘伯承的决定办就对了。”
要是邓小平交代了啥事儿，你去问刘伯承，他肯定也会回答：“就按邓小平说的来办。”他们那种一点不走样的执行力和铁打的团结心，绝对是刘邓带领129师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邓小平和刘伯承都配合默契，彼此扶持。
当部队踏进黄泛区那片泥泞地时，邓小平直接扶着刘伯承，一起走了好几十里路，都是烂泥地。他一路上不停地提醒大家，刘伯承工作特别多，身体有时也吃不消，得多关心关心他的身体，尽量别老去烦他。
百团大战那会儿，刘伯承为了赶紧研究战术，得赶紧把窑洞墙上地图的地名都琢磨透。大半夜的，邓小平就拿着蜡烛，紧跟着刘伯承。刘伯承手指到哪儿，邓小平就立马读出那地名，俩人配合得挺默契。
1942年，中央专门给刘伯承办了个生日派对，邓小平在会上说了几句心里话。他说，自打跟刘伯承搭档，两人工作生活都形影不离，合作得相当默契。虽然工作上偶尔会有不同意见，但都是为了大伙儿好，心里装的全是集体利益。他们俩从不为个人那点面子和得失操心，刘伯承还老叮嘱周围的人，让大家心里多装着国家和老百姓。
后来，在整理刘邓一起工作时的资料时，大家惊讶地发现，那时候的电报几乎都是他们俩一块儿签字的。重要的文件啊，也都是他们俩一块儿琢磨出来的。比如说，有的段落是刘伯承写的，有的段落则是邓小平搞的。这么做就是为了把两个人的好主意都凑一块儿，让工作干得更漂亮。所以，说到刘邓这一时期的思想，通常都是得把他俩的放在一起琢磨才行。
邓小平的“战争策略智慧”邓小平同志有一套独特的“战争策略智慧”。他善于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深入剖析战争的内在规律，制定出既符合实际情况又富有前瞻性的战略方针。在他的这套智慧中，军事行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紧密相连。他强调，在制定军事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确保策略的全面性和有效性。邓小平还特别注重战争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他认为，战争形势千变万化，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战术。因此，他鼓励军事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术，勇于创新，以出奇制胜。此外，他还强调军事力量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军事力量的强大又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构成了他战争策略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邓小平的“战争策略智慧”是一套全面、灵活且富有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为我国的军事建设和国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那刘伯承提到的“军事辩证法”到底是个啥东西呢？说白了，它就像是邓小平的一种思考方法——你得先瞅准问题的关键所在，接着对症下药，琢磨出解决它的招儿，可别啥都管，跟没头没脑的苍蝇似的瞎忙活。
没读过军校就一定当不了顶尖军事指挥官吗？看看邓小平的经历就知道了。在从军的日子里，他巧妙运用军事辩证法，一次次给我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战绩，真是立下不少大功。
邓小平1929年在军事上开始崭露头角，是在百色起义那会儿。那时候，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正打得火热，邓小平和张云逸就到了广西。他们经过一番筹划和组织，给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建立铺好了路。当敌人想要反扑时，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拿起枪杆子，发动了那场有名的百色起义。
打仗那会儿，邓小平又把他的军事本事露了出来。国民革命军的第八军一成立，邓小平就管起了政治方面的事儿。他忙活着联系老百姓，还琢磨出一套挺管用的工作路子。
琢磨了敌我态势、地理环境、天气条件这些关键点后，邓小平给出了他的军事看法：游击战是主打战法，不过要是条件合适，打运动战也是个选择。
换句话说，邓小平还是赞同以游击战为主的路子，不过他觉得军队应该包含多种类型，像游击队、自卫队这些都得有。
从1940年开始，邓小平就在太行军区着手增强民兵的实力，给游击战广泛深入到各个地方创造了条件。
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对打仗的策略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琢磨。看着太行军区那边的情况，他琢磨出一个新的打仗点子，那就是敌人往前冲，咱们就往后撤。得看敌人的兵力是怎么布置的，然后咱们再调整自己的打法，让游击战打得更准更狠。
敌军瞧出了我军的战术路数后，就开始调整他们的打法，对我军展开了反击。邓小平随即提出一个新策略，那就是“敌人推进，我们也推进”。
邓小平提到的“敌人进攻时我们主动出击”，意思就是说，当敌人来攻打我们时，咱们得赶紧派兵去攻打他们的补给线、铁路要道和重要城镇这些地方，专门挑他们的软肋下手。这样一来，敌人的兵力就会被咱们扯散，咱们也算是用进攻的方式达到了防守的效果。
这一招让对手完全没料到，邓小平在军事方面的智慧和策略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在军事理论和战略规划上的能力，实在让人惊叹。
咱们得“拒绝无感”！
抗日战争越打越激烈，邓小平这时候大展身手，用他的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那糟糕的局面给掰了回来。
1941年以后，日军搞起了“治安加强”和“烧光、杀光、抢光”那一套，一步步侵占我们的根据地。那时候，天灾也特别多，真是雪上加霜，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这个紧要关头，邓小平又一次看穿了问题的要害，他根据实际情况，迅速想出对策，进行了调整，抗日根据地的形势这才慢慢好了起来。
邓小平明白，要想改变现状，关键得从思想观念上入手。他说，现在咱们军队在战略上挺被动的，有些人思想上没准备好，对困难看得太轻，甚至还出现了不想打仗的念头。
那年4月，《党的生活》杂志上，邓小平写了篇文章，他说咱们得“拒绝迟钝”，得让党、政府、军队和老百姓之间配合得更紧密，对当前的形势得时刻保持清醒，反应要快。
他说，有些人老是往后退，既不去琢磨敌人，也不分析战场形势，对可能遇到的难关心里没数，打起仗来没招儿，这就是“麻木大意”......这些都是咱们部队得赶紧想办法搞定的事儿。
邓小平接着强调，咱们得“思想教育加上纪律处分”两手都硬，这样才能保证战争走对路，前途一片亮堂，把心里的疙瘩和想法都解开。同时，对那些坏行为，咱们得严惩不贷——不能光想着遮遮掩掩，把问题严重性给忽略了，得时刻提着心，找出解决问题的招儿来。
这篇文章叫做《拒绝麻木，扭转太行区的艰难形势》，里面主要讲了邓小平的看法：咱们得靠扎实的武装斗争当头炮，跟敌人全面开打。这不光是要打散敌人的队伍，还得在文化上跟他们斗，得更紧地跟老百姓站在一起，还得把组织工作做得更细。
思想问题一解决，我军的战斗力立马上了个大台阶。1942年那会儿，阎锡山军队豁出去了，猛攻我们。好在邓小平指挥了浮翼战役，成功抵挡。到了第二年，林南战役又是一仗，直接干掉了庞炳勋、孙殿英那帮伪军，让根据地转危为安。
就在这时，邓小平提出了“降低地租和利息”的主要思路，让党组织变得更有活力，寻找积极分子，老百姓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1943年刚开始那会儿，在太行分局的一次集会上，邓小平又强调了得搞“一体化”的斗争，说白了，就是要让大家的行动都合到一个拍子上，步调得一致。
基于这个理念，邓小平带头组建了“武装战斗小组”。这支队伍在当时可是我军的尖兵，不光能打硬仗，还擅长搞政治工作。他们悄悄摸到日伪军的老巢里，把敌人的力量给拆得七零八落，效果杠杠的。
邓小平出手后，局势一下子就变得明朗了。1947年，刘伯承和邓小平带着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一路冲进了中原地区。到了1949年，邓小平担任了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在他的指挥下，我军顺利攻占了南京，这真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那会儿，真是表现出了超凡的智谋和勇气，对我军拿下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刘伯承对邓小平的军事才华给予高度评价，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