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青年就业”话题热度居高不下。3月5日提审的2024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今年就业预期目标：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新的指标传递出了更大力度稳就业、强信心的信号，与此同时，关于如何给年轻人高压工作减负的提案也不断涌现，全国人大代表霍启刚建议，增加年轻人年假天数，强制实施带薪年假政策，引起一片叫好声。

年轻人目前对于就业到底什么看法？此前，小巴调查了年轻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转变了就业心态，择业多元化，创业意愿强，灵活就业、自由职业和远程工作受到青睐。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职业群体“数字游民”日益壮大。

“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彻底脱离了朝九晚五、办公室隔挡和令人烦恼的通勤。”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乌布位于巴厘岛中部高地，这里稻田错落，丛林密布，旖旎的热带风光、低廉的物价和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嬉皮士、数字游民、探险家、禅修和瑜伽导师。

广州人王焕玲结束了泰国帕岸岛为期一月的旅居生活，慕名来到这处疗愈天堂，她觉得“乌布试错成本比较低，是一个很好的作为数字游民起点的地方”。

在这里，她尝试了人生中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浮潜，第一次睡渔船，第一次光脚下山，第一次体验Reiki（灵气疗愈），第一次坐摩托车给路人送飞吻……下一站，她计划再去一趟泰国，8月转战新西兰。

在距离印尼一万多公里的北半球，北京人Sherry在半年时间内，游历了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近十个欧洲国家。不幸的是，2023年10月，她丢了作为主要收入的远程咨询工作。时间久了，舟车劳顿也使她逐渐感到疲惫，她说“想要回去上班，找一个不用动脑子的工作”。

同样行进在路上，可以预见的是，王焕玲会继续她的探索旅程，而Sherry随时可能结束当下的状态，回归原来的生活轨迹。

乌布街景

王焕玲和Sherry,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数字游民。

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从事传统工作的数字游民数量增加了三倍多。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超过3500万，这一数字在不断增长，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约6000万。

什么是数字游民？出版于1997年的《Digital Nomad》（数字游民）一书，最早给出具体定义：

未来的人类社会，高速的无线网络和强大的移动设备会打破职业和地理区域之间的界限，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他们的房子，去拥抱一种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的同时周游世界的全新生活方式，这些人通过互联网赚第一世界水平的收入，却选择生活在那些发展中国家物价水平的地方，他们被称作数字游民。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彻底脱离了朝九晚五、办公室隔挡和令人烦恼的通勤。

超前的概念在20年后成为现实。疫情催化下，远程办公需求激增，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灵活工作政策的兴起，使得“随时随地”的工作模式在“后疫情”时代持续发展。以办公室为中心的时代正在逐步瓦解。

Sherry早在2022年9月，就有了一份可作为主要收入的项目制远程顾问工作。此前，她曾是一家北京互联网公司的中层，当All in工作时，却迎来公司变动，整个部门裁撤，她因不愿离京而被动离职。后来，她还和朋友一起依靠自媒体创业，运营起一档原生态女子播客。

一份可观的远程收入，和一个有望变现的兴趣爱好，帮助Sherry无后顾之忧地开启数字游牧生活。像她一样游历在外的远程工作者，是最典型的数字游民群体，也是最合适、最容易转型为数字游民的人群。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工作模式，后者则是一种生活方式。

Statista的数据显示，83%的数字游民是个体户，17%受雇于从事远程工作的公司。66%的个体户数字游民拥有自己的企业，而34%的人是自由职业者或从事零工。另据Buffer公司对来自16个国家的数字游民的调查，52%的数字游民是雇员，42%是独立顾问或自由职业者。

从事自由职业的王焕玲，则属于数字游民中占比更大的一类人群。1995年出生，中专毕业后就早早闯荡社会，王焕玲原是广州一家上市公司的金牌销售，却因为无止境的单休、加班，无暇顾及自身兴趣爱好而愈发苦闷，裸辞自学摄影和英语后，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当时我身兼商业摄影师、英文导游、Party策划组织者等多职，还是不太敢离开中国，因为我觉得离开中国，就没单了，或者是要重新开始特别难。”王焕玲早就了解到数字游民群体，并心生向往，但一直未敢迈出尝试的第一步。

自由职业持续了五年，直到一次海外旅行，令她开始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和方式。“我遇到来自各个国家，从事各种职业，拥有各种技能的数字游民，和他们交流后，发现原来还可以边赚钱边旅游，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

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对于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年轻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数字游民的平均年龄为32岁，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纪且20世纪时未成年）占据总人数的47%，Z世代为17%。他们是互联网经济大潮和全球化时代的新生群体，也就是说，一批在就业市场上最具生命力和竞争力的青壮年，构成了数字游民的主体人群。

看到这一群体庞大的消费潜力，目前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为数字游民提供签证。与数字游民相配套的社区、基地、共享办公空间，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工作中的数字游民

图源：网络

王焕玲觉得自己是少有的勇敢的个例。她不曾做周密的规划，便开启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2023年8月，她第一次来到巴厘岛，当时负着债，还跟朋友借了5000元钱。做了一个月沙发客后，仅剩1000多元，她不得不想办法去“搞钱”。

她在线上发起出租自己的项目，提供远程咨询服务。“一开始收费是一小时50块人民币，非常低，但当时够我在巴厘岛吃两顿饭了。”随着咨询人数增多，她将费用涨到了300元一小时。

作为数字游民，收入是逃避不了的现实。与这位收入略显窘迫的中国游民新手相比，一些来自欧美国家的数字游民，则利用“地理套利”（领取发达国家的薪资，享受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在巴厘岛过上了王焕玲眼中的“神仙般的生活”。

王焕玲认识的一位英国疗愈师，在乌布租下一栋别墅，一周只工作七小时，通过线上电话给客户一对一疗愈，一节课是120美金，约1000元人民币。业余时间，这位国际友人都在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令她心生艳羡。

对于王焕玲而言，单一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可持续的数字游牧生活，因此她一直在谋求多元收入。

她在Google Map上标记泰国、巴厘岛值得探索的“秘密基地”、值得打卡的美食点，制作成资源包在网上出售，干货满满，一个15元。

她还持续更新自媒体cherrybusybee，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摄影作品，并将乌布当地的疗愈文化巧妙融入，“拍照也是一次疗愈，我会带他们（客户）走进大自然，做完一系列呼吸冥想活动后再拍摄。”

由于单价高，人像摄影逐渐成为了王焕玲的主要收入来源。一位中国客户曾专门飞来巴厘岛，找她拍摄了一组情趣内衣。一个下午，她便增加了3000多元收入。

王焕玲的案例折射出一个群体现象，无论是自由职业，还是受雇于公司，如果没有一份稳定且收入可观的职业，身为数字游民，最终不可避免会成为一名“斜杠青年”。

“地理套利，在中国似乎很难实现。”29岁的建筑设计师阿哲告诉小巴，自从2022年6月裸辞后，他一直在国内边旅居边创业，见证了不少数字游民因收入窘迫，最终黯淡离场的失败案例。

阿哲认为，海外的数字游民，往往具备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在国内，理想中的数字游民，应该拿着一二线城市的工资，享受着三四线城市的物价，而事实却是，大多数人既没有高收入，又维持不了低消费。在他看来，国内的数字游民喜欢聚集在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文昌等风景秀丽的小城，而这些热门旅游目的地，地理套利的优势并不显著。

浙江安吉的数字游民社区

图源：网络

除了不稳定的收入，交通费用、餐饮住宿、旅途保险等物质层面的成本，以及亲密关系、规律作息等的潜在缺失，构成了数字游牧生活的隐性成本，阻碍着那些蠢蠢欲动的人们迈出勇敢的第一步。

同样1995年出生的余生，则不似王焕玲那般“莽撞”，程序员的技术和收入优势，给了他成为数字游民时以充足底气。

统计显示，数字游民往往从事与软件开发、内容创作、设计、营销等领域相关的工作。其中，程序员是数字游民中的主力成员，且是收入最可观的群体。

据Statista调查，男性数字游民大多从事软件开发（34%）、网页开发（29%）、SaaS(15%)、用户体验/界面设计（13%）、移动开发（11%）等开发工作。而女性数字游民从事的工作种类较为均衡，以市场（16%）和创意（16%）为主，用户体验/界面设计（10%）和网页开发（8%）也有不少人涉猎。

男性数字游民职业占比/女性数字游民职业占比

尽管有技能加持，余生还是提前做好了兜底的准备。2023年2月辞职时，他已经找到一份保底的全职远程工作。

“辞去本职固定工作转远程办公，这个阶段看似收入变低了，但是我空间自由了，机会成本增多。”余生说。

解决了个人温饱问题后，他开始渴求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寻求更高层次的“自由”：“我并不想单纯做一个打工者，也想通过创业，实现一个超级个体的状态”。于是，他注册了一家公司，专门接软件开发项目。客户外企居多，也有少量国内远程办公的小企业。

与客户接触下来，余生更倾向于选择外企的整包项目，这类企业以任务为导向，方便他灵活地支配个人时间，而服务国内企业，他依旧逃脱不了日报周报。

“去年加上接项目，估计净赚20多万，项目利润在20%—30%之间。”余生告诉小巴。

然而，有钱赚并不意味着钱好赚，软件开发实质是一个极度“内卷”的行业。“报的价格永远有人比你低，而且低得离谱，开发成本要8万以上，别人可以报2万，甚至几千都有，实在理解不了。”余生抱怨道。

幸运的是，余生的产品凭借个性的设计脱颖而出，最终打败十余个同行，以十几万的最高价格拿下项目。然而，对于行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他仍然感到忧虑。

数字游民们在户外办公

图源：助八界

以前上班的时候，余生干的是单一工种，单干后开始接项目，务必得组建起一个团队。去年ChatGPT引爆AI赛道，他接触到不少AI项目，“我要找一个算法工程师，还要搭进去一个前端工程师，然后再加一个产品经理，好在电鸭、圆领（远程工作社区和平台）上资源有很多，大量程序员被裁员，导致我很好招人，而且都是高质量的人。”

团队成员大部分都是自由职业者，大家线上交流、协作办公。余生发现，“程序员在自由职业上是有先天优势的，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项目，永远不会找不到事情做”。而这些远程办公的程序员中，真正像他一样处于旅居状态的仅占5%。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意味着，在日益增长的数字游民队伍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达到约2亿。艾媒咨询的调研报告进一步分析认为，2022年中国灵活用工劳动者中，自由职业者占比为40.2%。而《2022年中国自由职业者白皮书》显示，大部分自由职业者还处于新人阶段，50%的自由职业者年收入不到12万。

可预见的是，经历了2022、2023年的降薪潮、裁员潮，自由职业者的人数将会大幅增长。其中，那些有一项或者多项技能傍身的人，无疑构成了庞大的潜在的数字游民群体。

有互联网的地方就能产生连接，有一技之长的人就有能力赚钱。

“你已经拥有了自由的能力，就不会再害怕失去这种能力。”王焕玲告诉小巴，她自己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云南旅居期间，见了太多人太多事，把我的认知拓宽了，我觉得人也不是一定非要上班，不管怎么样，都是可以活下来的，所以我决定自己干。”阿哲认为，成为数字游民，“主观”上要有抗风险能力，这和王焕玲所说的“自由的能力”，本质上是一个意思。

在阿哲看来，传统建筑行业发展到头了。他看不见行业的活力和新增长点，本职工作已无法满足其实现人生价值，于是选择了裸辞。

在旅途中，阿哲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并坚定了创业的选择。他先后做过充电宝代理，开过家政公司，和朋友一起做线上旅游，尝试过露营烧烤，目前在考虑做展览设计，还打算往Web3方向转型。

“我一直在折腾，尝试过的行业有很多，了解过的行业就更多了，现在社会大学还没毕业。”从业以来，他的收入不算稳定，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的状态。

吴老师在年终秀的演讲中曾提及：“如果在2024年，你还要创业，还愿意创业的话，那么一个非常可行和清晰的路径大概是自我体验、圈层呼唤、引爆流行、小众悦己。”对于阿哲而言，自我体验显然就是当下他最渴求的部分。

“你该知道，创业有99%的失败率，何况处于经济下行的阶段……”小巴向阿哲发出了直击灵魂一问。

他说，那又如何？人生本就是一段持续探索自我、拓展边界的旅程。

同样在创业的余生，崇尚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认为世界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或价值，意义是由个体通过选择和行动赋予的。“所以我不断体验，把没有意义的人生给它填满了，这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余生说。

在一定意义上，数字游民的崛起，代表着人们工作、旅行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这背后是这群年轻人心态、思维、价值观的转变，他们重视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性，对于精神层次上的追求远甚于物质，并渴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个人价值。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不再受传统和固有观念的束缚，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甚至背起行囊，大胆用脚步丈量世界。

而当裸辞、数字游民成为时尚，Sherry却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创业，也不是所有人离开固定的工作岗位都能活得很好。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希望在路上的我们，都能快速找到。”

*阿哲、余生为化名

本篇作者 | 李狒狒 | 责任编辑 | 徐涛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