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络上关于胡适的讨论日益增多，这是一种好兆头。

众所周知，胡适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哲学家，于现代中国而言，他在许多领域的研究虽然谈不上深入但是却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他所做的这些贡献值得我们讨论、争论和反思。

曾几何时，因为历史和现实的需要人们对胡适展开了一场多方面的批判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运动已经归于历史而逐渐沉寂。

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提起这场运动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建议批判胡适的学术观点甚至批判胡适个人。

胡适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他应当接受批评、批判甚至否定。然而，近日有些网友利用一句话，一句断章取义的话评价胡适：

我情愿亡国，也不主张对日作战。

根据这句话很多网友说他是一个不爱国的人，甚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继而批判胡适，甚至否定胡适，这便有些不可取了。

笔者曾经在多篇文章和短文中澄清，这句话是从胡适回应民国人物董时进的文章中截取出来的。当时董时进说：

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情急之下，胡适才说出“如果这叫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主张对日作战”。

因此胡适所谓的情愿亡国，是针对董时进拿小老百姓去当炮灰作战而论的。

胡适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应当全面的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他个人的整体活动综合判断，而不是根据某一句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继而全盘否定。

胡适这一句“情愿亡国”情急之言，由来已久，是个人思想和社会思想长期交融后迸发的结果。

早在1916年初，青年胡适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虑”。他认为：

如果我们的祖国不该灭亡，不要说（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会使中国灭亡，就连外患也绝不会使中国灭亡。假如我们的祖国到了灭亡的时候，即使我们纷纷而起，也不能拯救它。

这种话，也许在今天的我们听来，有一种消极腿上的宿命论意味，认为一件事物命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人的干预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这种思想并非胡适个人所独有，在胡适之前的梁启超，与胡适同时陈独秀甚至鲁迅在不同时期都持过这种观点和态度。

最典型的是陈独秀他曾经说过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国亡无所惜”。如果单拎出来，完全可以与胡适的“我情愿亡国”相提并论。

陈独秀

然而，无论是陈独秀的“亡国无所惜”还是胡适的“我情愿亡国”他们背后都有一种指向“像这样的旧社会，旧国家”。

也就是说，背后隐藏有一种“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情绪，和“打破旧乾坤，再造新世界”的志向。

对此，胡适曾经还打了一个比方，常言道，死马当作活马医，但是面对半死不活的活马有的时候很不忍心下手，倒不如让马死透，固本清源之后，再让马起死回生。

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思想，如果再往前追溯，从晚清时期一直到清末民初，当时的思想界一直存在“亡国亡种”和“保国保种”的忧思。在争论中，他们普遍认为：“国”可以亡，但是所有人都必须尽力救亡保种。

由此可知，胡适所谓的“我情愿亡国”实际上是在批判董时进高调宣扬为国作战，却让国人去送死的言论。

这背后实际上包含着对祖国（“天下”）和百姓深沉的爱和关怀。因为只要国家和民族的人活着，国家和民族就有振兴的一天。我们知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