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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是它蓄谋已久的对外扩张战争方针的一个必然步骤。但是，它要真正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还必须等待有利的时机和寻找适当的借口。1894年，对于日本来说，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中国社会，进入1894年春季，表面上似乎太平无事，实际上早已危机四伏，而清朝当权者依然麻木不仁，不知居安思危。用当时一位外国公使的话说，“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来欺骗自己”。

梦幻并不等于现实。正由于此，这一年倒成为中国的多事之秋了。

1894年正是慈禧太后的6旬寿辰。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之处。1874年慈禧4旬寿辰时，日本借口琉球渔民遇难事件出兵台湾；1884年慈禧5旬寿辰时，又发生了中法战争。40和50两次整寿大庆都没过好，她一直感到不怎么舒心。

这次6旬寿辰，她决定要空前隆重地举行万寿庆典，以显示歌舞升平、四海宴乐的太平景象。

庆典从正月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慈禧迭降懿旨，对醇贤亲王福晋（光绪生母）著加赏银，瑾嫔、珍嫔晋封为妃，施恩懋赏在廷臣工、所有南书房上书房行走各员、各省文武大臣，以及亲王、蒙古王公和军机章京等。内务府掌仪司营造司造办处各员和御前乾清门侍卫等，都受到恩赏。

中外臣工也在尽力准备进献贡物，以邀笼幸。

此时，正所谓：“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见闻，以为当然。”

正当朝廷内外为筹办庆典而忙碌不休之际，意外的事件却接踵而至。是年3月28日发生在上海的金玉均被刺事件，先给正在筹办中的庆典罩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金玉均本是朝鲜开化党领袖、甲申政变的主谋。政变失败后，他和同党朴泳孝在日本邮船干年丸船长辻觉三郎的帮助下，逃往日本长崎。随后住在东京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家里。福泽是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但同时又是日本扩张政策的鼓吹者，主张对中国和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竟称之为“文明之战”。

他对金、朴二人始终予以资助。此外，日本贵族井上馨、后藤象次郎、偃本武扬等人也对金、朴赏以青睐，以“供他日之用”。于是，金玉均化名岩田周作，朴泳孝化名山崎永春，便在日本潜居下来。

朝鲜政府见金、朴安居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甚感不安，曾经两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引渡要求，但都被拒绝。

朝鲜政府因要求引渡已无可能，便想出用暗杀手段以除金、朴之一法。1885年夏，朝鲜政府一度派人行刺，但无结果。9月，袁世凯护送大院君李昰应回朝鲜后，于11月11日与朝鲜国王李熙笔谈，也献计采用暗杀方法。

他写道：

“玉均闻日政府亦甚恶之。此时如购一壮士刺之，日人既不能办朝鲜人，自必送交外署。加以远配，搪塞日人，此亦甚易。”

李熙深以为然，答曰：

“至玉贼事，果是明见之论。当随机图之也。”

不久，谣传金玉均拟带兵回国，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惊。朝鲜政府深虑金之卷土重来，因此谋刺之心更切。

1886年2月，朝鲜政府终于决定派内衙门主事池运永赴日本主持此事。池曾为金玉均门人，容易接近金，故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池自仁川抵神户后，探听到金寓居东京，乃于5月致书求见。金对他的突然到来感到怀疑，便派心腹柳赫鲁等三人往访，以探其诚。柳等从池口中诈出真情，并从池的提箱中看到了朝鲜国王为行刺金玉均事给池的密令。

金得报后，即向日本政府请求保护。当时日本羽翼尚未丰满，不敢挑起衅端，因此不愿把事情闹大。日本政府只是训令驻朝鲜公使高平小五郎，询问朝鲜政府池运永所携国王密令之真伪，并以令金玉均出境为理由，要求朝鲜政府召还池运永。

朝鲜政府否认有国王授池运永密令一事，但答应召还池运永，请日本政府派员护送回国。6月23日，日警三人护送池运永自横滨动身回国。于此同时，日本内务大臣山县有朋训令神奈川县知事，限金玉均于6月26日以前离境，但并未执行。

相反地，日本政府对金玉均采取了监护措施，令其移居于横滨市外三井别墅中。日本政府又觉得这种做法过于露骨，遂于8月7日将金玉均送往小笠原群岛，住在隶属于东京府的派出所内，由国库每月发给15元津贴。1888年7月，金玉均被移至北海道，每月津贴也增至50元。在此期间，金玉均名为拘禁，实则保护，朝鲜政府虽欲得之，然亦无法可施。

到1890年，日本政府以日朝关系似已趋于缓和，便令金玉均仍回东京居住。朝鲜政府闻讯后，开始酝酿第二次派遣刺客的行动。

1892年5月，朝鲜政府乃命李逸植赴日行刺金玉均、朴泳孝及其党徒四人。李逸植抵东京后，佯与金、朴等接近，但因孤单一人难以下手。次年秋，朝鲜人洪锺宇从法国归国，路过东京。洪与金、朴旧曾相识，李遂说动洪共同行事。

当时，金、朴二人意见相左，极少晤面。李知难以对金、朴同时下手，便与洪约定分别行动：李留日本行刺朴泳孝，洪则诱金玉均到上海杀之。此时，金在日本生活异常拮据，很难有所作为，颇有寄人篱下之感。

先是，李经芳任驻日公使时，与金时有往来，御任归国后仍屡通书信。洪于是劝说金前往中国，凭借昔日与李经芳的友情，迎合李鸿章而作归国之计。金为之心动，决定先去上海，然后见机行事。

李逸植知金有赴华的想法，便劝他与洪同行，提款5000元助其旅费，并介绍清使馆书记生吴升为向导兼华语翻译。

3月10日，金玉均、洪锺宇、吴升三人及金之日仆北原延次，由东京出发，次日抵大阪。在此期间，李逸植与洪锺宇接头，授以暗杀方法。

23日，金玉均一行由神户乘西京丸离日，于27日抵上海，住公共租界日人吉岛德三所开设的东和洋行内。金玉均为防意外，化名岩田三和，对洪则丝毫未存戒心。孰知28日午后3时许，金方昼眠籐榻，洪忽闯进屋室，连发数枪，将金击毙。洪随即逃至吴淞，不久被捕房追获。此案由上海县知县黄承暄审讯。

洪锺宇供称：

“高丽国人，并无官职，由国出来游历西洋7年。今要回国，在东洋大阪地方，与金玉均并仆人北原延次及中国1人，共4人乘公司轮船，2月21日到沪。我与金玉均及他仆人北原延次住东和洋行。金玉均是前为本国权臣，因在朝延大逆不道，杀死几百人，我亲友也被他杀害。国王恨他有10年了。他逃在东洋，改名岩田周作。我与朋友前在东洋大阪，奉国王命，叫我们忠心下去，把金玉均杀死，以安王心。公事在朋友处。我与他相遇来沪，他改名岩田三和。我今用六门响的手枪把他杀死，旋即走至吴淞，被巡捕追获的。手枪已掉弃在吴淞江内。我为国家大事起见，如将把他轰伤身死情形求电本国，自有回电来的。是实。”

黄承暄深知此案非同一般，即报请江海关道聂缉椝转报北洋大臣和总理衙门。

对于金玉均之突然离日来华，日本政府事前并不知情。及发觉后，深为关切，电令其驻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严密注视金等至上海后的行踪。同时，又将上述情况电告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

大鸟即将此事转告朝鲜外务衙门督办赵秉稷和袁世凯。朝鲜政府闻报后，十分紧张，连忙密商对策，并邀袁世凯列席。3月29日，即金玉均被刺的第二天，朝鲜政府获悉此事，一面派员答谢大鸟的转报；一面由赵秉稷亲访袁世凯，告以洪锺宇“其志可嘉”，希望中国“设法保护”。

李鸿章接袁电后，即转知聂缉椝，并指示说：

“金系在韩谋叛首犯，来华正难处置，今被韩人在租界刺杀，罪有应得，可置勿论。外人如有饶舌，宜直告之。”

聂按李、袁之意令黄承暄邀洪锺宇移住县衙，妥为款待。

当时，朝鲜政府急命其驻天津督理徐相乔谒见李鸿章，请求将洪锺宇送回国内处理，并将金玉均尸体解回朝鲜。李鸿章同意了朝鲜的请求。徐相乔随即专程南下，与驻上海察理通商事务官共同办理此事。

但是，如何处理金玉均的尸体，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据袁世凯3月31日致李鸿章电：

“韩廷臣多与金玉均通书，李是应闻亦有之。如发觉，必兴大狱。乞饬聂道密将金玉均行李检查，凡文跡均焚之，庶可保全多命。”

李鸿章亦以防止株连为是，电令聂缉椝照办。

当天，和田延次郎将金玉均的尸柩、行李自住处运至海岸，拟搭乘西京丸返国。聂缉椝令黄承暄向租界警察署要求引渡金柩。黄承暄并亲自与日本总领事交涉。

双方正在交涉过程中，金玉均的日仆和田延次郎将该尸体放置路旁而去。故上海租界警察署长以道旁放置尸体为租界规则所不许，取归警察署。而和田更不及向警察署行领取手续而归国。警察署长乃应清国官宪之请求，引渡于清国官吏”。

4月6日徐相乔抵上海，黄承暄即将洪锺宇及金玉均尸体移交于徐。因当时无便船去朝鲜，聂缉椝乃禀请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批准，派军舰威靖号载之赴朝。并与朝鲜官员赵汉根商定，一概燃料等费用皆由朝方负担。

金玉均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原先支持金玉均的朝野人士大为愤恨，并迁怒中国。他们组织友人会，急派玄洋社成员斋藤新一郎和冈本柳之助为代表，前往上海调查，并将金玉均遗骸取回。

当斋藤、冈本二人抵沪后，金尸业已引渡，只好空手回国。不久，金尸解回朝鲜被处凌迟，友人会诸人闻之，更是愤怒之极，乃于5月20日在东京举行盛大仪式，营葬金玉均的遗发。当时，政府官员及议员参加者不下数千人，皆为之执绋。众议员守屋此助、犬养毅等32人向政府提出质询，认为将金尸解回朝鲜是对“日本帝国一大侮辱”，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答辩中称：

“清国官宪对于并无守护者之尸体，命其地方官有所处理，诚为事实。然并无如质询书所云清国政府掠获之事实。然而，朝鲜人金玉均之尸体及朝鲜人杀人者洪鍾宇所生事之所在国政府、即清国政府，以之引渡于任何人，并不在帝国政府应行干涉之限。”

金玉均被刺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确实掀起了一股发兵雪耻的喧嚣之声。李鸿章闻讯，即命袁世凯确查。

袁复电称：

“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事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日本政府以金玉均事件不足以构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只不过是忍而不发以待时机而已。

当时，玄洋社成员的野半介主张，乘此机会向中国兴问罪之师。他在举行金玉均葬礼的第二天登门造访陆奥宗光，建议说：

“清国当局对金玉均之处置，实为日本之一大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应断然向清国宣战，以雪清韩加于我国之耻，确立我国在韩之势力。”

陆奥答称：

“若为一他国亡命徒之死而宣战，决不可能。君等之言皆系书生之论，恐难遵行。”

既而又称：

“战之能成与否，悉听川上。”

于是又介绍的野去见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

川上对的野的主张颇以为然，但因挑起战端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暗示道：

“君为玄洋社之一人，闻贵社为济济远征党之渊薮，岂无一放火之人乎？若能举火，则以后之事为余之任务，余当乐就之。”

这实际上是向时野透露了明治政府正在伺机制造战争借口的秘密。

其后，日人石河幹明在论及金玉均事件的影响时，写道：

“对清开战，虽为多年来之宿因，此事确为一大动机。后东学党乱起，我政府闻中国出兵朝鲜之报，急命回国之大鸟公使率兵入韩京。此事距金之死仅二月余。大鸟成行后，日清战端不久即起矣。”

这是一份老实坦白的日人自供状。然而，中国当事者李鸿章、袁世凯等尚蒙在鼓里，丝毫未觉察日本的阴谋，宜乎其后来事事落日人之后了。

金玉均被刺事件在日本引起的战争喧嚣，虽表面上一时渐趋平息，然日本国内的战争势力并未销声匿迹，而是在等待着哪怕是一个火星儿落地，也定将它煽成熊熊的战争之火。对此，清政府却始终缺乏应有的清醒估计。

这一年是北洋海军的第二次校阅之期，恰逢皇太后的6旬万寿庆典，所以准备办得比第一次更为盛大。先是在3月23日，海军衙门奏请派大臣出海会校北洋合操。朝廷十分重视这次检阅，特简派李鸿章同督办东三省练兵事宜都统定安认真合校。

5月7日，李鸿章率同北洋前敌营务处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前任津海关道刘汝翼、直隶候补道龚照巧、天津营务处总兵贾起胜、津海关道盛宣怀、军械总局总办张士珩、前出使俄国参赞罗臻禄、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潘志俊等，乘海晏轮至咸水沽上岸，赴小站。

8日，在小站观看陆军操练。9日，李鸿章一行抵大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先期调集所部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九舰，及记名总兵余雄飞所带广东之广甲、广乙、广丙三船，记名提督袁九皋、总兵徐传隆分带南洋之南琛、南瑞、镜清、寰泰、保民、开济六船，在大沽口会齐。

此时，北洋之威远、康济、敏捷各练船已先赴旅顺口等候。10日，趁潮出海。“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11日至旅顺时，定安已先到一日。

15日，抵大连湾。17日夜，单行鱼雷演习，“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

18日，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七舰，及广乙、广丙两船，“在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当天午后，“南北各船驶至三山岛次第打靶，于驶行之际击鸾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19日，各舰船悉抵威海卫。

21日，“调集北洋兵舰小队，登岸操演陆路枪炮阵法，灵变纯熟，快利无前，各处洋操实无其匹。并调集南北各船，各挑水军枪队20名打靶，每名三出，均能全中。旋于铁码头雷桥试演鱼雷，娴熟有准。并令威远、敏捷、广甲三船操演风帆，均甚灵速。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对海军的检阅，到此基本结束。其后，李鸿章经胶州湾、烟台至山海关，于27日由铁路还天津。往返共21天。定安则于24日晚从烟台渡海赴营口，由陆路返奉天。

这就是李鸿章这次大阅海军的大致情况。

李鸿章大阅海军，固然显示了北洋海军的一定实力，但也暴露了它存在的一些致命的弱点。在整个检阅过程中，日本的赤城舰始终相随观看，对北洋海军的现状有了更深层的了解，从而为日本的主战论者提供了立论的依据。

这次李鸿章出海阅军，抵达小站的第二天，便接到了袁世凯关于“韩全罗道泰仁县有东学党数千聚众煽乱”的电报。

在检阅途中，又多次接到关于东学党起事的报告。直到5月25日由烟台乘船北上时，还接到袁世凯报告东学党“势颇猖獗”的紧急电报。

李鸿章大阅海军期间蔓延起来的朝鲜东学党起义，使日军找到了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大好借口。川上操六所望眼欲穿的“放火”机会终于盼来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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