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安东尼奥受邀带着10人摄制团队来中国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片子会被列为“反华”影片，尽管他在拍摄前就给中国方面打了一份“客观真实地以陌生人视角来记录陌生国度一个方面”的报告，报告里详细地列明了自己想要拍摄的镜头及拍摄思路。然而，当片子在西方公映出来的时候，银幕上出现的“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让国内瞬间爆炸，安东尼奥的纪录片《中国》立马被列为“禁片”，由于当时的时代环境，文艺领域的一次碰撞慢慢演变中意两国外交事件。
要知道，此时离中意建交过去不过短短3年。
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真实的1972年的中国，没有歌颂、没有批判、更没有思辨，只是传达了一个电影人对一个陌生环境的第一直觉。在他的镜头下，一个个真实的中国人呈现在观众面前，安东尼奥本意是想从多层次来展现中国，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他想尽可能多地看到中国的方方面面，城市、乡村、楼房、民众、小孩甚至是日常牲畜，安东尼奥都竭力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认识中国。
然而，一个负责协助的“三人筹拍小组”对安东尼奥的拍摄计划进行多方干预，这让安东尼奥很难按照自己的思路拍下去，原本他打算花费半年的时间来记录中国，最后，在拍摄脚本不断被修改、拍摄思路不断被阻扰的情况下，安东尼奥只能在短短22天的时间里完成拍摄，随即返回意大利进行剪辑，最终制作出一部时长近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
据当时的驻意大利的外交官回忆，安东尼奥在完成纪录片后先请大使馆的外交官们先去看了一遍，外交官在看完后给当时的国内递交了一份“观看报告”，报告里详细列举了外交官们对一些镜头、拍摄思路及可能引发反应的思考，然而，随着“反华”“禁片”的扩大，外交官们的这份报告反而让他们陷入到了“风波”中。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
称“《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该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人民日报》的评论无疑代表了某种风向，本就神经紧张的人们因为这部片子变得更为敏感。那些推崇过《中国》、客观评价过《中国》的人们全部被列入“打倒对象”，当时带领安东尼奥去往各个地方拍摄的人也被列入“整顿对象”，就连驻意大利的外交官们也全被召回来参加“学习”……一时间，文艺界人人自危。
《中国》就这样成为了“禁片”，安东尼奥知道后也闷闷不乐，一度远离影坛5年，5年里他把自己关了起来，不想接触电影。
直到1979年中国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一场持续多年的“反华事件”画上句号。《中国》这部纪录片得以继续在国际上流传，但在国内仍旧难以看到。
时间来到30年后的2004年，《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一场，一票难求。人们这时才发现，安东尼奥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珍贵的中国镜头和中国时刻。
1972年，仍在中国的敏感时期，那时候的天安门广场、天坛、长城、工厂内部、学校、皇帝陵、人民公社、寺庙是何许模样？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又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已经渐渐长大甚至老去的你我，在《中国》里再次回味那些年的爷爷辈和父母辈，是多么神奇和温暖的时刻。
2007年7月30日，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罗马家中逝世，享年9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