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陷落之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华中大片国土沦入敌手，惨遭日军铁蹄蹂躏。

此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纷纷西撤。一时间，华中地区土匪盗贼蜂起，横行乡里，伪军、伪警接踵出现，为虎作伥，广大民众陷入国破家亡的苦难深渊之中。

据此，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华中地区的党组织和新四军必须抓紧时机，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特别要在苏南、皖中、豫皖边、皖东北、苏北等地，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独立自主地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

此后一年间，日寇为巩固占领区域，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而改以政治诱降为主，转而用大量兵力对华北、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频繁“扫荡”；

国民党顽固派则加紧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步伐，不断制造摩擦，调兵遣将进攻华中新四军。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负责人王明，对当时的形势估计错误，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没有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民众武装自己，开展敌后斗争，使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未能很好地开展，导致新四军没有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作依托，经常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处境十分困难。

刘少奇在定远大桥集 图片来自网络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

11月9日，中央政治局任命刘少奇（即胡服）为中原局书记。

1939年1月，刘少奇前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根据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中原局决定：

“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

刘少奇要求领导机关面向敌后，把大批力量送到敌后的辽阔地区，开辟敌后战场。

9月，刘少奇偕徐海东、刘瑞龙等40多名干部和随行人员向华中敌后进发。

11月6日，到达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安徽涡阳县新兴集后，刘少奇立即向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和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吴芝圃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就创建豫皖苏边根据地的任务、发展方向和斗争策略等问题作了指示和安排。

12月初，刘少奇一行南渡淮河，经正阳关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镇附近山黄家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会合，并以此地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中枢，指挥江北抗日斗争。

刘少奇在皖东期间，以主要精力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同时重视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先后在定远县的瓦屋薛村、山黄家村和大桥镇主持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工作，作出了发展华中的一系列决策。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上做报告 图片来自网络

首先，确定华中的战略任务是:

“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刘少奇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由于端正了指导思想，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在中原局的直接指挥下，大批党员干部下乡发动和组织群众，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仅短短3个月时间，到1940年2月，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由原来的7000多人发展到1.5万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多人，为建立巩固的皖东抗日根据地和向苏北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强调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刘少奇到皖东之前，华中地区还没有建立一个正式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他明确指出：

“皖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不明确，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解决这个问题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环节。”

他还严肃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和“华中特殊论”的错误观点，指出：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国民党不同意怎么办？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的力量，他也不可能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这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

“任何政党，只有在抗日战场上，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出自己的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只提‘特殊’而忽视共性，强调情况特殊而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对形势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

针对有人反对新四军“招兵买马”，刘少奇说道:

打日军要用枪来打嘛！有枪就得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

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不可能取得胜利。

有了根据地就要建立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也不用向“人家”（指国民党）讨饭吃了。

从此以后，华中各地纷纷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敌后抗日斗争打开了新局面，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就在刘少奇忙着指导华中敌后根据地创建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经济上对我敌后进行封锁，在政治上制造摩擦，限制“异党”，破坏抗战。

当时，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由于受到国民党CC系和新桂系内一些高级将领的责难，其本已患有高血压症，加上受了各方面的刺激，竟至一病不起，于1939年10月23日因脑溢血在立煌(今金寨)县去世。

同年11月，经李宗仁推荐，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李品仙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担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及第21集团军总司令。

李品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1月8日，李品仙走马上任后，即与CC系合流，指使随其上任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杨绩荪等人，在地方《皖报》抛出《动员委员会怎样办？》、《对于动委会改组之认识》等文章，制造舆论，迫害由朱蕴山、章乃器等人倡议成立、共产党员积极参加的安徽统战组织“动委会”。

安徽CC系首领方治也发表了《来一个大扫荡》一文相呼应。

同时，李品仙还亲自出马，于2月1日发表《告动员工作同志书》，下令调全省动委会全体工作团队和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到立煌“受训”，企图一网打尽。

2月中旬，李品仙在立煌县主持召开安徽党政整建大会，通过由其亲自拟订、旨在“清除潜伏机关、部队、学校内从事捣乱，分化抗战力量的异党分子”，“建立坚强的行政组织系统”的《敌后党政整建纲要草案》，强迫军事、行政、教育人员及高中学生必须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

并相继开办党政干部训练班和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培植亲信势力。

在组织上，李品仙打出“改造省政府机构”的幌子，一面设置党政军总办公厅总揽大权，清洗上层进步分子，一面向省以下各级行政机构开刀，调换各县进步县长，通缉在皖东北与中共合作抗日的第六行政区专员盛子瑾，又相继撤换了第一行政区专员张节、第七行政区专员许道勋、皖南行政公署主任戴戟等人职务。

他还召开全省县长会议，布置各地反共。在军事上，李品仙排斥异己，下令取消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撤销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在淮北合作抗日的皖北第12联防指挥官兼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5路指挥余亚农的职务，并下令桂系正规军讨伐余部。

彭雪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布置兵力，调动军队向东进攻新四军张云逸、罗炳辉部，向西进攻豫鄂边区新四军李先念部，企图挑起大规模武装摩擦事件，用武力压迫新四军江北部队南退，安徽尤其是皖东抗战形势日益险恶。

刘少奇正确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在中原局干部会议上，他多次强调：

“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

1940年春，争夺皖东的斗争公开化。3月，国民党军令部制定了围歼新四军的方案:

“以李品仙、韩德勤之各一部，进出于淮南铁路以乐及洪泽湖以南地区，将该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

于是，驻扎定远县西南杭家圩的国民党安徽省皖北行署主任兼第五战区第12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率本部及桂军一个营共3000余人，从定远南下；

驻全椒县古河镇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公署专员兼第五战区第10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率桂军先头部队138师2000余人及本部1000余人，由古河北犯。

再加上土顽谢黑头、王柱东等部，已经对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构成了完整的包围圈。

当时，关于华中新四军的指挥权问题，中共中央指出：

“同意四、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但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

此时，新四军四支队指战员徐海东重病在身，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刘少奇亲临战场指战。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肆意挑衅，刘少奇针锋相对，指挥我军严阵以待。他严肃地指出：

“现在磨擦是非反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而且，如果不在反磨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

我们的方针是绝不向进攻我之顽固势力让步，坚决消灭来犯的反共顽固派，以便进一步巩固我军阵地，建立政权。”

此战之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属队驻大桥、张巷一带，裴海萍独立团驻周家岗一带守备；

第4支队7团驻章广集附近，9团驻庙后戴，14团集结于凤阳红心铺一带；

第5支队8团、15团与苏皖支队在路东屯仓一带，随时准备西援，10团在来安半塔和盱眙一带活动；

江北游击纵队在青龙厂，定远、凤阳等县游击队均在本县活动。

新四军计划以7、9、14共三个团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以驻扎红心铺的14团，急调安子集，与9团组成左路纵队，攻打定城；7团为右路纵队，担任警戒，并掩护第5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安全西援；其余部队在原地待命。

刘少奇发出“万分火急”的电报，令第十四团团长谭希林和政委李世焱率部驰援大桥镇。

谭希林、李世焱来到在位于庐江东汤池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见到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赖传珠。

刘少奇说：

“现在国民党军队已形成对我大桥中心区的包围态势，我们要解困，必须调开敌人的兵力。我们曾有围城打援的成功战例，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

刘少奇的建议获得大家一致肯定，随后，谭希林、李世焱率第14团强攻定远城，迫使颜仁毅北返援救定远城。

与此同时，其他参战部队也开始了战斗准备，定远自卫反击战悄然拉开了帷幕。

3月4日凌晨3时，新四军第4支队14团和9团分别从安子集、义和集、庙后戴出发，经张家巷、双庙等地，中午12时，抵达定城城郊。

14团为攻打定城的第一梯队，分布在城西北王庄一带，控制西门和北门；9团为第二梯队，负责东门和南门的警戒，其主力靠近南门。

新四军完成对定城的包围后，城内国民党官员尚未发觉，待新四军派员与县长吴子常的联络员见面告知后，吴子常大惊，欲闭门防守，但为时已晚，新四军先头部队已开始进城，九团紧跟进城，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吴子常趁城内混战，化装西逃吴家圩，国民党县常备大队因无人指挥，三、五成群，弃枪逃跑。

下午3时许，国民党十二游击纵队果然回援定城，但是大势已去，他们只进至县城南严桥。下午5时30分，新四军14团1营全部进城，6时结束战斗。

为了防止颜仁毅率部偷袭定城，3月4日夜，新四军9团主力向县城南严桥一带转移；14团一营也移驻严桥北部两、三里一带村庄，密切注视严桥国民党游击12纵队的动态；

同时，新四军梅竹樵县大队分布在城北范家岗一带，负责向三和集方向警戒。定城由该团3营防守。

3月5日下午，颜仁毅集中所有兵力于高塘铺一线，大有夺回定城之势。

3月6日晨4时许，新四军9团和14团1营经严桥向南推进。10时前后，国民党军与新四军在高塘铺交火，国民党军一部被迫缴械，一部窜入民房顽抗。

激战至中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从老人仓赶来增援，战斗至下午2时结束。国民党军除逃向杭家圩90余人外，其余均被歼灭。

6日夜，1营撤回定城休整，3营派出一个连去朱家湾一带侦察，9团仍在严桥待命。

3月9日上午，颜仁毅残部300余人由杭家圩向吴家圩转移，国民党凤阳县常备大队所属6个中队也由殷家涧经楼店子南进，企图与吴家圩颜仁毅部会合，偷袭定城。

为了痛击这股国民党军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14团1营继续在定城防守，其余均投入迎击、侧击凤阳县常备大队。

9日早饭后，新四军急行军，于下午6时抵达靠山集宿营，10日拂晓向武店和楼店发起攻击的战斗。

不料，凤阳县常备队已提前南窜，新四军跟踪追击。午时，常备队在炉桥东松树刘一带做饭，发觉新四军从东北、西南包围过来，仓皇南逃。

新四军追至杜家圩时，天色已晚，常备队分两路向寿县方向逃窜，我军停止追击。

至此，定远自卫反击战结束。

定远自卫反击战3月4日12时开始，到10日下午6时结束，历时7天。

此战，国民党军及地方武装被俘600余人，死、伤200余人；新四军共缴获步枪1100余支，轻重机枪23挺，短枪57支，电话机两部，电台1部，各种子弹2万余发，受伤61人，牺牲5人。

定远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为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