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1895—1931），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别名和森，南双峰县永丰镇人。中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宣传家，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法国勤工俭学组织者、实践者之一。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18年4月蔡和森与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蔡和森偕母亲、妹妹蔡畅与女友向警予前往法国，在巴黎参与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并接受共产主义。他在法国勤学，拒绝俭工，并随身携带字典致力于翻译外文著作。1921年年底，蔡和森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他长期主办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此后，蔡和森还担任过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要职。
1925年，蔡和森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1927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长，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蔡和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独立展开武装斗争。1928年以疾赴莫斯科治疗，1931年回到上海支援中共广东省委，后前往香港。1931年6月10日，他出席香港海员会议，被叛徒顾顺章等便衣特务逮捕，随即被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8月4日，在广州被枪杀。
蔡和森
一
192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局委员蔡和森写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 向共产国际的报告》,长达6、7万字。此文虽然在1987年第1、2期《中央档案馆丛刊》上发表过，但似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在研究蔡和森和共产国际的论文中也很少被引用。随 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提供了一大批相关资料，因 此对这个报告有重新提起并加以研究的必要。这个报告涉及内容很广，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 对共产国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真诚的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对共产国际的一次分歧。
这个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共四大以后,特别是五卅运动前后,中共中央和地方组织机构、党内生活、宣传工作、五卅运动全过程、国共两党合作和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引人注意的是，在谈及上述问题时大多都要涉及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其派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庭、马林等，提出尖锐批评，并在报告的最后作了总的评价。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忽视工农革命运动等问题上，态度强烈、用词尖锐，有时流露出压抑在内心的不满情绪。
蔡和森在报告中记述了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的大量事实。他认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意或无意地将国民党视为"中国唯一的政党"。马林到中国一开始就说国民党是"按照集中 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鲍罗庭也认为国民党是像英国工党那样"集中的党"。 因此，难怪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和报刊中，都"把中国工人运动当成了纯粹的国民党运动" 。鲍罗庭在帮助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将国民党"建成为一个庞杂的官僚主义机构"，其工作 人员月薪由60元到400元不等（而中共机关工作人员从上至下月薪仅30元）。鲍把他工作的重点仅仅放在广东的军事工作上，而对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不闻不问。他使用的主要手段是给国民党大量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在鲍看来，"国民党是中国政治上的傀儡 "。
与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轻视共产党。蔡和森的总印象是共产国际"很少注意中国共产党"。而鲍罗庭，"不关心党，认为党是无用的"。在他看来，"中国工人阶 级尚不能登上政治舞台"。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不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前曾与陈 独秀商谈过，但不提对国民党的策略；在工作中，他"独自解决一切问题"，不信任党的组 织。国民党二大时，将自己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强加于广东党组织，造成广东党组织与中央立 场的对立。在广东他私自把某个同志叫去，下达指示，从不找组织商量。孙中山北上时，他 觉得需要争取工人群众，便找来一个党员，要他制定工作预算，并一切听从他的指挥。
鲍经 常不征求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意见，调走一些领导骨干，如要瞿秋白去当翻译。"似乎党像 给他供应翻译的机关"，党简直成了鲍罗庭的"工具"。中央调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去 加强广东区委的工作，鲍不与中央商量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他们的工作做出安排。在共产国 际资助中共经费问题上，中共与鲍经常发生争执。如在国民党改组后，他答应拨付50万元， 但后来不说原因就扣发了这笔款项。而对中共每月的正常资助竟比给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 报》一家报纸的资助还要少，致使中共中央有时甚至支付不了十分必要的邮电费用。
因此， 蔡和森在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鲍罗庭、马林"推行了一条不十分正确的政治路线"， "从始至终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这一切，当然是由于鲍同志不正确 的政策造成的"；甚至用"中央反对鲍同志的这种行径"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气愤。在对共产 国际的意见中还有一条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蔡和森认为中共派几百名同志到莫斯科学习是非 常重要和必要的，对他们严格的教育也是应该的，但他不同意共产国际、联共（布）不管他 们原来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甚至是国民党员或非党人士，都一律让其加入苏共的做法， 特别指出"绝对不能鼓励在中国同志中发展某些派别"。为此，他指出，如果将此带回中国 其影响将非常恶劣。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蔡和森的预见。
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必然忽视工农革命运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鲍罗庭反对举行 香港罢工，以支持由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鲍认为，香港一宣布罢工，英国会派来军舰并推 翻他全力支持的广州政府。在动员组织各界群众支援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问题上，他也采取 消极实质上是反对的态度。当五卅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刻，这本来是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大好时 机，此时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地提醒和建议鲍拨付经费用于组织发展，而鲍却以沉默态度敷衍 过去，严重影响中共把五卅运动推向高潮、推向全国。当时有人对经费使用提出质疑，鲍气 愤地说："这个问题与中共无关，这是苏联和国民党的外交问题。"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本 质。
蔡和森与向警予
二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深入，由于共产国际上述错误指导，使中国革命特 别是国共合作中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矛盾发展到近于白热化的程度。国民 党中的右派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将中国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有时中派也倒向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谋杀以后，国民党右派更是甚嚣尘上。面对此情，中共党内也出现分歧： 一派认为，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形成，将阻挠我们与国民党建立联系，我们只能通过左翼与国 民党保持关系，不理睬右派；一派认为，全体共产党员应该退出国民党，以党外联盟的方法 ，组成两党联合战线。因为以前国民党人不相信我们，他们说我们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现 在我们已没有与他们一同在党共事的可能。
因此，是否坚持国共合作、采取什么形式维持这种合作，就成为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为此，蔡和森在报告中认真而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共产国际给予帮助：
一、怎样在左派国民党人的领导下在城乡发展国民党组织。
二、需要再次确定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在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分裂的情况下，能否把国民 党建成一个联盟；国民党应否是集中的党，如果是，那么应集中到什么程度。
三、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当看到，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情 况下，中国共产党极力想组织一个完全独立的阶级的政党，同时还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建立 一个党外联合战线。如果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那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国民党内实 际上便没有无产阶级领导。
四、应重新评价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的形式。旧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 党，但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矛盾。右派和中派对这种情况一直表示不满，并反对中共。现在 是否需要寻找另外一种联合形式呢？如果联合战线按党外合作的方针建立，那么是什么形式 呢？
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资助经费问题，蔡和森不同意鲍罗庭的"这是苏联与国民党的外交问题"的辩解，他理由充分地指出，鲍不仅是孙中山的顾问，同时还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一身二任。他为此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如果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工 作不应超出现有的范围，那么解决中国共产党的经费问题是对的。如果共产国际认为，在革 命运动高潮时期，中国共产党应积极组织无产阶级，使其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那末， 自然共产国际就应增加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他特别强调："实际上，这个问题与中共的工 作有很大的关系"，否则那就是"共产国际还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总之，蔡和森认为，"共产国际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发生各种事件时， 共产国际应对事件做出总的估计，提出进一步的方针，决不应等待事件的发展"；对于共产国际派出中国的代表表示十分欢迎，希望"不仅要增加其数量，而且要改进其质量"。
在报告中，蔡和森详细记述了五卅运动的全过程及中共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用意十 分清楚，在于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人数不多的团体变成群众性的党" 。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和考验，从数量上已发展到近5000人，是四大前的5倍。更重要的是 ，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都是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建立的，有严密的组织系统。
为了更 具说服力，他不仅详细介绍了中共严格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组织的三个发展阶段，特别是从党的三大开始逐步调整了国共合作中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从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到国民党 中去"的口号下，实际是从中共"国民党化"中摆脱出来，逐步把"政治领导集中在我们党 中"，从而克服了上述危险倾向。党的四大以后，尤其是五卅运动以后，显示出党的领导地 位和作用的提高。突出表现在五卅运动中适时提出不同的战略口号和相应行动；谨慎地处理 了在五卅运动中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生界、农民的关系；正确领导了由政治罢工向 经济罢工的过渡；发动全国各界支援五卅运动，其中包括发动省港罢工，才使得这场斗争开 展得有声有色，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中共领导下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蔡和森诚恳地表明，中共希望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和帮助下，将中共建设成为一个" 真正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党"、"全中国的党"、"不仅有产业无产阶级的地方组织，而且应 当在乡村建立组织"。蔡和森这些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至少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的实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以来对共产国际的看法，是在中国革命的转 折关头提出来的，其意义和影响不可小视和低估。
斯大林
三
蔡和森是于1926年初到达莫斯科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的。于1925年2月5日斯大林接见了蔡和森。关于斯大林接见时的谈话未见发 表，在《斯大林文集》俄文版第八卷所附的《年谱》中有此次接见的记载。接见五天后，蔡 送上了这个报告。
在蔡和森写这个报告的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执委扩大会的准备会， 从会议的记录中也可找到这个报告产生的线索。据记录所载，共产国际执委洛佐夫斯基在他 的发言中说："建议委托刚从中国来的同志"，"起草一个关于中国党的这种特殊情况和中 国工人运动情况的书面报告"。这个发言中所说的是指："中国是我们在那里有民族统一战 线的唯一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同资产阶级作斗争 的角度来看我们策略"，既有"特殊性"，又有"灵活性"。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关注的中心问题与中共中央及其派出与会的代表蔡和森的认识是一致的 ，可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了。
但是，从这次会议记录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乃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却分歧很大。维经斯基认为，国民党是"大的人民民主政党"；"国民军和国民党都是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国民党"。国民党已"开始发生分化"，"资产阶级开始离开工人运动"， "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右派"，他们"在争夺党内大多数、争夺机关"。目前的对策应该是： "设法孤立右派，但不指责整个党"，揭露其中不仅要脱离国民党而且企图分裂党的分子。 他认为最近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和扩大统一战线"。
而洛佐夫斯基认为，随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会激化党内的社会矛盾， 他预言："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反帝斗争的资产阶级，将转到帝国主义方面来反对工人阶级 。已有迹象表明在国民运动内部就要发生分化。"他指出，力量对比对中共非常"不利"。
谢尔马则对中共党的"真实"领导作用和中共党是否是国民党政治机关、工会机关和农 民运动的"真正主人"提出怀疑。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则认为，国民党有变成孟什维克党或资产阶级政党的" 可能"；而中国无产阶级则在"一定意义上"，通过工人运动领导着中国的革命运动，但就 其中共党本身来说，"没有能力在中国实施领导权"，"而是借助于苏维埃俄国和日益坚强 的共产国际，这个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就能够实施领导权。"他特别强调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在中国革命指导中的重要作用。他举例说，中国的广州其实是"中国的莫斯科"，"在那里 发号施令的首先是共产国际同志，即鲍罗庭同志"。他甚至提出这样一种怀疑："我们是否 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太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领导 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受更多一些自由呢 ？"
由以上可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之间、这些成员与蔡和森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原则分歧，像这样意见分歧的主席团怎么能够制定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决议呢？这更进一步 证明蔡和森写的这个报告，不仅十分及时，并且有相当的针对性。关键的问题是他的报告送 上去后，共产国际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如何对待他提出的尖锐批评和诚恳希望，并在不久 制订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时能起到多大作用。
四
1926年2月17日，也就是蔡和森的报告交上去的第七天，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在 莫斯科开幕。在开幕式上，蔡和森代表100万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向大会献词，受到欢迎。
应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东方各国革命党的代表，其中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粤 军总司令胡汉民。出人意料的是，胡汉民却以"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向大会 献词，献词中说："国民党的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最后还 高呼了"全世界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会后发表的新闻报道中说他的献词曾几次被热烈的掌 声所打断，结束时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与蔡和森献词时形成较大的反差。在2月2 0日季诺维也夫的工作报告中，谈及东方各国革命党时，他特别提到："有40万党员的中国 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国掌权。"
蔡和森对胡汉民这个人还是很了解的。国民党改组后，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甚 至表现得比汪精卫还要左。但在商团叛乱中他的表现却又极端的右。特别是在廖仲恺被暗杀 后，胡曾被逮捕，但他又一反常态，竟提出国民党应变成工人党，应加入共产国际，一时间 又红得发紫。因此蔡和森对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内容是在预料之中，在思想上是有警惕的。
于是在季诺维也夫讲上述那番话的第二天，即1926年2月21日，蔡和森在大会的东方委 员会中国分会上作了一个发言。看来他有针对性地再次详细分析了五卅运动前后中国革命形 势和敌我双方的实力变化，展望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三个趋势：工人运动和革命力量沿着上升 路线发展、革命力量正在逐步组织起来、中共具有充分的组织力量。同时他提出了影响当前 革命发展的两大难题，请求共产国际研究解决：
一、中国共产党早就同国民党建立联系，但迄今为止这种联系没有固定的形式，国共之 间的关系不明确，要求共产国际使其明确起来。
二、中国共产党过去与整个国民党一道工作，而现在仅仅同国民党左派一道工作。中国 共产党过去还不是群众性的党，而现在已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同国民党的关系应当是怎样呢？
十分清楚，蔡和森把2月10日所写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再一次直接摆在共产国际面前， 逼得他们不能不做出抉择和回答。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是东方委员会的第一 、第二位组成成员，因此也可以说是蔡和森向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特别是最高决策 人斯大林提出了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呢？据共产国际、联共（布）公布的有关资料表明，此间 斯大林确实写过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并把这一指示发给了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共产 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正在中国解决和调查有关问题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使团团长布 勃诺夫，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请他们作出回答。
可惜，斯大林的指示信尚未发 表。仅找到维经斯基对斯大林的指示信的答复信。信是1926年2月1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七个问题。但其中没有一条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三条涉及国民党和 国民军的；有一条是询问国民党右派和左派对中东铁路的政治态度；有一条写到共产党在近 年来党员增加了2倍，而国民党员则增加了5至6倍。从这个情况可以大致表明斯大林当时所 关心的主要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他主要不是探讨国共合作中两党关系应采取的正确政策和 策略。
不过，蔡和森终于还是盼来了共产国际的答复，当然主要包括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先是1926年3月2日大会提出了《中国问题提纲》，不久于3月13日又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纲》和《决议》篇幅都很长，内容面面俱到，其中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 性；再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决议》继续坚持认定，"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广州政府"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队"；《决议》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政策，虽然承认 存在着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翼，但不主张左右派公开分裂，并预言国民党右派不会和帝国 主义联合来破坏革命；《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同时要反对右 倾取消主义和极左情绪。面对这样一个《决议》，就把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蔡和森推到 了一个模棱两可、左右为难、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艰难境地。
这次会议是3月15日闭幕的。出乎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预料的是，仅仅在五天之后，中国广州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三·二○中山舰事件。被大会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主席团"名誉委员"的蒋介石拘禁了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并没有接受蔡和森的尖锐批评和诚恳请求。他们为什么如此固执己见呢？原来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一贯指导方针 ，不会因为此前陈独秀的多次拒绝执行和此间蔡和森的意见而轻易做出改变。现仅举几例来 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
早在1923年8月2日，斯大林在任命鲍罗庭为孙中山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 表时，他就明确地指示鲍："与孙中山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 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到了1925年4月2日，斯大林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人已熔化在国民党 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维经斯基说："斯大林同志对 共产党人的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认为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 "
当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在五卅运动蓬勃兴起以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得到一些领导职 务，从而掌握了一些领导权时，1925年8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 决定，中共必须对国民党"避免加剧关系"。根据这个决定，共产国际东方部于9月28日发 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共"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要求"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中共"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 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于此后的第 三天即1926年9月30日，斯大林签字批准同意向广州黄埔军校调拨总额达390万卢布的武器装 备，并给广州政府调拨飞机15架。对国民党、共产党孰重孰轻即不言自明。
鲍罗庭在中国的行动都是按共产国际、联共（布）特别是斯大林的指示惟命是听的。其 间虽然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与鲍有不同意见，但不可能动摇鲍在中国革命指导中的 独特地位。不仅如此，为表彰鲍罗庭在中国的杰出贡献，斯大林于1926年12月13日特授予鲍 罗庭苏联国家红旗勋章。
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中可以查出，鲍罗庭在1925年5月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共中央"没有给他留下一个紧密团结、有朝气的机关的印象，罢工之类的地 方事件临时把他们抛在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 。"他还认为：中共中央"落后于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方的紧急任务"。鲍为什么在 中国自己决定一切并历来不尊重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组织呢？这也是斯大林在任命他时有言在先："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 行书信往来。"
看来，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将按照他们既定的一贯方针走下去，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蔡和森的这次上书则显示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