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下半年，我在我团西安指挥部工作，当时听到风声，我们基建工程兵要整编，而我们这支部队要调到深圳去，一时部队人心浮动，不少人选择申请转业，我也不例外，其实在这之前，我便已经申请过一次转业了，可是未能转成。
我是68年入伍的，说起参军，其实是我个人的愿望，并非父母的意愿，家里三兄妹，但只有我一个男丁。
我是67年的中学毕业生，俗称“老三届”，那时农村子弟没啥出路，唯一出路便是参军，可这年国家没有征兵，我便进入了生产队挣工分，苦等一年后，68年年底国家恢复了征兵，我便毅然报名了参军。
我知道母亲是不同意让我去参军的，因为此前我曾试探过她的口气，为此，我是瞒着父母去报的名，包括入伍前的体检，也是偷偷去做的，直到接兵干部要进村家访了，我这才向他们道出了实情。
父亲听了满脸愁绪，一个劲的抽着旱烟，母亲则抹着眼泪，近乎恳求的对我说道：“儿啊，不去不行吗？你也知道你爹这身体（姐姐嫁了人，妹妹还在读书），你这一走，家里可怎么办啊？”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其实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让我放弃这次机会，又不甘心，于是我一再安慰她老人家：“娘，您就让我去吧，到了部队我也可以寄钱来给家里补贴家用，再说了去也就是三年，等我回来了以后哪都不去了，就陪在您身边！”
母亲是善解人意的，她也了解我，知道我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便也不再说什么。
事后，接兵干部来家里家访时，母亲也配合得很好，顺利通过了家访，等接兵干部离开后，强忍着情绪的母亲，一个人躲进屋里偷偷抹眼泪。
为了不让我担心，在我我入伍将要离家时，娘也是表现得异常平静，还把我叫到跟前叮嘱道：“儿啊，在外照顾好自己，一定要争口气，咱当兵就要当个好兵！”
事后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母亲做给我看的，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话，我与家中的联系全靠书信，每逢邮递员来村里，娘便眼巴巴地盼着见到我的来信，不知有多少回，望着邮递员远去的背影，都是满带失望，怅然而归。
听妹妹说，在我参军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里，母亲披衣坐在床头，透过窗户痴痴地朝着南天遥望。不识字的娘弄不清我入伍地离家有多远，只知道我当兵在北方。
后来母亲听人说，到部队当兵满3年就可批准探家，对我思念之情更加强烈了，1971年，我原本申请了回家探亲，可因部队任务紧，探家的事一次次拖延下来，拖到72年春节前，我写信说要回家过年，娘高兴得彻夜不眠，戴着老花镜为我缝制了一套新被褥，又早早地蒸好了年糕和馒头，可到年跟前了，部队突然接到临时任务，探家报告停批，我又无法及时告诉家人，可怜的娘站在街边，固执地朝着村头翘首张望。
一连几天，娘出来进去，进去出来，直到年三十晚上的鞭炮声响起，娘才一步三回头地朝家走去。
也怪我那时上进心太强，想干出个样子为爹娘争光，离家14年，回家陪娘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个月。
尤其是1975年一件事，更是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遗憾，那年9月父亲因病去世，家里接连发来两份电报，但因为我带队在执行任务（当时我已经升任指导员），无法请假，以至于连老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最后是我的姐夫和我的爱人主持安葬父亲入土。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尽忠则无法尽孝，直至今日，我还是觉得愧对我的老父亲。但我是名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必须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而我后来生出转业的想法，其实也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
记得那是在1980年，这年我母亲诊断脑部患有肿瘤，住进了医院，我担心昔日的遗憾会再度上演，当时我就向组织申请了转业，结果最终没能转成功，所幸在组织的关怀下，母亲被安排到部队医院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得到了好转，这才安心留在了部队。
这一次，部队要调到深圳去，我再三考虑，还是争取了个别转业，转业申请递交上去，本来都批下来了，可临转业时，政委提出让我晚点走，帮忙处理一下团里的事情，结果最后却因此留在了深圳。
我记得当时同时被批准的还有宣传股的李股长、干部股的王股长、保卫股的宋股长。
那年春节过后，部队开始搬迁，我们已批准转业的干部，就留在汉中等待转业。当时第一批3月份去深圳，政治处的王主任和我们股的常干事去了深圳。
“五一”过后，第二批开始准备了，一天下午，周副政委组织政治处全体开会，布置搬迁工作。会上，周副政委说:“经过团党委研究，政治处的搬迁工作由李股长负责，大家一定要配合工作。”
我当时表态“虽然要转业了，我一定组织好，把大家送上车。”
会后，政治处的同志们马上行动起来。出发那天，我在火车站指挥大家装车，忙了一个上午，快发车时，团里突然通知我，要我随军列去深圳。
因为路上要走好几天，政治处没人负责不行，团里决定要我跟车把政治处的同志们送到深圳。我感到很突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还是服从团里决定。
到深圳后，团机关一边安家一边工作。各营、连还在陆续搬迁，搬过来的连队需要安置，事情较多，再加上一部分干部批准转业了，机关人员少忙不过来。
团党委6月份开会研究当前部队工作。根据部队进深圳的现实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建设，要从已批准转业的干部中留下一部分骨干，特别是要留下几个股长。
会议中间休息时，政治处王主任来找我，说:“党委常委开会研究要把你和司令部徐股长、后勤处卢股长等人留下”。
就这样我被留了下来，可以说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最后我在深圳就地转业了。
但是初到深圳那段日子，其实还挺艰苦的，至今难忘。
南方的潮湿、闷热，条件万分艰苦。第一顿饭，是炊事班就地挖坑架起行军锅，烧柴火，煮的东北带来的大米和高粱米做的二米饭，这就是基建工程兵的特点，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战胜困难的解放军光荣传统。
为解决部队的吃菜问题，每个连队准备了一辆生活车。
因为深圳蔬菜没有供应，只能到附近的淡水，远到虎门的地方买菜拉回来。卫生队的医生、护士、卫生员，则用空闲的时间上山砍柴，柴不能乱砍，要不伤树的主干主枝。
要知道当时在山上砍柴也是有条件的，交换条件是部队要给林业单位在山上开条路，内为我们有推土机。
南方人四季都要冲凉睡觉，我们这些北方米的兵，过去是洗个脚睡觉，现在不行了，也必须冲凉，否则一身臭汗水。
不习惯也要冲凉，否则无法睡觉，说到睡觉更是难熬，竹棚的上下两层铺，都是一个一个蚊帐，空调是梦想，什么样还没见过，竹棚虽然把窗子竹帘顶起，通风的作用也不大，因为蚊帐是一个连一个，后为解决通风降温问题，连队住的竹棚每三、四米加了一个吊扇，指挥所领导住的活动木板房加了一个台扇，办公睡觉两用。
说到南方习惯冲凉，当时没有自来水，用的是自挖的井水和水塘的水，吃的也是这种水。吃水必须净化，一定烧开，冲凉的水就无法处理，水质不好，影响了战士的健康，司令部每天都有非战斗减员报表。
因有战士大腿生疮，严重的不能参加施工，初步认为是南方的瘴气，事实为水质不好，冲凉后又没有擦干，加之天热多汗所为。
为此卫生队除了生疮战士对症治疗外，加强宣传教育，冲凉后要擦干身体，及时更换短裤等。炊事班也按广东人的喝凉茶习惯，给施工现场熬绿豆汤和用广东人熬凉茶的办法煮凉茶，给一线施工的战士们送到施工现厂。
还有一个笑话，机械土方连在推土挖土时，常常推出较大的蛇，他们知道司令部有个工程师是广东人，说吃蛇肉和蛇汤可以解湿解毒，为此，每当连队捉到较大的蛇，就送到司令部。我们这个工程师也真懂蛇的做法，他把蛇吊起来，从吊起的蛇头处用刀划个圈，用手从此处向下一拉，一条整蛇的蛇皮就扒了下来，雪白的蛇肉显露出来，肚子也裂开，内脏也就全出来了。
有一个北方来的工程师说蛇胆明目清心，也不把蛇胆在酒里多泡，就一口把蛇胆吞下肚，一会他脸发红，心跳加快，我们认为他中毒，要找卫生队医生来看，他说没事，过了一会真的没事，做蛇也是有讲法，为了做蛇，专门买了瓦盆，传说不能用铁器。
炖蛇不能在竹棚内炖，要在露天架炉灶，做好了请愿意吃喝的，但我们北方的战士还是看得多吃得少。
可见初到深圳有多艰苦，不过后来深圳的条件有了改善，部队有了自来水厂供的生活用小，生疮的战士也没有了，部队也就没有发生过非战斗减员的事情了。
我们是在83年9月正式集体就地转业的，就此留在了深圳（之后家人都接到了深圳），投身到了深圳的建设发展中。
在之后几十年里，先后承建了500多项大型项目，其中亿元以上的工程就有几十个，主要有中航华苑、惠州科博两馆、侨香村、深云村、光明新区塘家拆迁安置房、光明新区万丈坡拆迁安置房等等大工程。
有些工程尽管技术含量很高，如广东现代展览中心、大运会体育馆等项目，但我们都能高质量完成。
30年来，我们所承建的工程项目质量合格率100%，优良率在85%以上，创鲁班奖1项，国家优秀工程银质奖多项、省样板工程10多项。
如今早已退休，看到如今日益繁华的深圳，想到曾经也为深圳的发展作出了一份贡献，也是颇为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