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为了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毛主席专门成立了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吕赤担任队长，陈伯钧为副队长。吕赤和陈伯钧是同乡，也是黄埔同学，又都是党员，感情很好，又因为工作原因，两人经常在一起。
当时，陈伯钧有一支名叫“曲天”的旧式手枪，这是他从袁文才那里弄到的。那个时候能有个武器足以让他骄傲了。不过，这支枪的扳机那有点毛病，没办法击发。陈伯钧拿着这支枪炫耀时，吕赤总要开玩笑说：“你那枪打不响不也等于是半斤铁吗？”
此后，陈伯钧只要一有休息时间便开始摆弄这支手枪。
1928年，部队前往湘南执行任务。一天，吕赤率领一个队在附近打土豪，陈伯钧奉命留在驻地，他便继续修那支手枪，捣鼓了半天，没想到，那支手枪的扳机真的被修好了。这让陈伯钧高兴极了。
快到晚饭时间，吕赤也正好带队回来了，陈伯钧拿着刚修好的枪，兴奋地冲出了房间，冲着吕赤高声喊道：“队长，队长，手枪被我修好了，这枪可再也不是半斤铁了。”
他一边说一边在手里比划着扣动扳机，意外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声枪响过后，吕赤倒地不起，子弹打中了他的面部。
陈伯钧被惊得直直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
根据当时的军法，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毛主席听说吕赤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十分痛惜，他知道陈伯钧是误伤吕赤，但尽管无意，后果却非常严重。当时红军中本就缺少干部，如果就这样让陈伯钧也偿命，又……
毛主席想了许久，叫来了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毛主席对他们说道：“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他抵命。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去抵命，对革命有利还是无利？他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会讨论一下，给他一个适当的处分。”
最后，经过商议，给了陈伯钧一个留党察看和打手心40板的处分。
后来，毛主席还找到陈伯钧，再次对他说道：“你打死了吕赤，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要好好吸取教训。不要你偿命，但要打你40大板，以汲取教训。”
陈伯钧默默看着毛主席，眼眶里满是泪水。
毛主席救下陈伯钧，为革命保留了一员勇将，让新中国多了一名开国上将。
陈伯钧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能让毛主席亲自将他保下，他为中国革命做了哪些贡献？
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进入高潮，工农革命运动发展迅猛。12月，随着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武汉也成为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中心。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武昌两湖书院设立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这时，正在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陈伯钧，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当他听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在重庆招生的消息后，急冲冲地赶往重庆参加考试。
1927年1月，顺利通过考试的陈伯钧来到武汉，正式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武汉浓厚的革命氛围让他深受震撼，他渴望结识更多同志，阅读更多进步书籍，让自己能够投身于这场革命运动中。
在军校，陈伯钧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深受其影响，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当时，毛主席为军校的学生们作讲演。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举止潇洒，说起话来有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这也让他的演讲更具感染力。
在演讲中，毛主席从自己考察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切入，深刻讲述了农民运动的性质和趋向，大赞农民运动，并号召大家支持农民运动。
毛主席深入浅出、声情并茂的演讲深深震撼了陈伯钧，“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直到演讲结束，他还在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
此后，陈伯钧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相关书籍，阅读占据了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5月，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调转枪口进攻武汉。
为了平定叛乱，陈伯钧和军校的学生们一道在叶挺将军的指挥下进行反击。激战过后，叛军被击退溃散，这是陈伯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场。在咸宁前线，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中，陈伯钧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15日，随着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白色恐怖迅速笼罩整个武汉，大革命彻底失败了……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打响后，陈伯钧和战友们准备去追随南昌起义部队，几经周折，陈伯钧等人来到了江西铜鼓。这里驻扎着浏阳工农义勇队组成的第3团。
9月10日，中秋节这天，官兵们聚集在小河边，议论着当前的革命形势。这时，突然有人喊道：“那不是毛委员吗？”
陈伯钧见过毛主席，他顺着战友手指的方向看去，惊喜地说道：“是毛委员。”说话间，大家都跑过去围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则跟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
不久后，毛主席和独立团全体干部开了个见面会，会上，毛主席首先表示：“党中央一直挂念着大家，关心大家，这次特地派我来看望你们，看到你们一切都好，我很高兴。”
紧接着，毛主席在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宣布了党中央新的行动计划，号召大家举行秋收起义。
会议结束后，陈伯钧和战友们热烈期盼着秋收起义的到来：“毛委员说得对，要用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用我们手中的枪为劳苦大众打天下。”
陈伯钧苦苦思索着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他独自一人来到了河边，翻来覆去地想毛委员在见面会上的讲话。
当他站起身时，突然发现毛委员也正在河边散步，想到自己还有一些疑问，陈伯钧便向着毛委员所在的方向走去。
毛泽东见他过来，亲切地招呼着他坐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哪里的人？今年多大了？”
“我叫陈伯钧，四川达县人，今年18岁了。”
毛主席又笑着问起他的求学经历：“都做过什么？上过学吗？”
或许是想起了自己第一次上战场的经历，陈伯钧有些激动地回答道：“我上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还跟随叶挺将军参加过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我是在前线入党的。”
“好，好啊。上过黄埔军校，还是个党员，我们党很需要你这样的干部。”
“毛委员，我在武汉分校的时候听过您的讲演，印象很深刻。我常常想您说的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人必须要依靠劳苦大众，为他们打天下，为他们谋利益。”
毛泽东看着身边的这个小战士，赞许地点了点头，“人小志气大，有革命抱负，好。”
后来，两人又在关于新兵政治和军事训练方面展开了讨论，谈话结束时，毛主席鼓励他说：“要好好工作，勇敢地接受革命考验。”
9月，秋收起义受挫，战士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挫折，在这一危难关头，毛主席鼓舞大家说：“我们要坚定信心，将革命进行下去。”9月14日，在经过对革命形势的谨慎判断后，毛主席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避免了更多伤亡。与此同时，毛主席也作出了向井冈山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
此后，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华大地点燃……
1927年10月，毛主席在宁冈县的古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陈伯钧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了为壮大革命力量，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和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
据此，会议决定要争取和改造井冈山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等人及其队伍。袁文才血气方刚、嫉恶如仇，是个绿林好汉。大革命时期，他曾劫了大牢，救出了80多名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来到了宁冈。
毛主席主动联系袁文才，同他讲国家大义，并以100条枪做见面礼，袁文才被毛主席诚意感动，决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毛主席派人前去帮忙改造和训练部队。
游雪程、徐彦刚和陈伯钧三人奉毛主席命令来到了袁文才驻地帮助训练部队、改造思想、培养革命干部。
三人临行前，去找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忙招呼三人坐下，仔细询问了他们的准备工作后，又郑重交代道：“你们三个人的政治和军事素质都很好。派你们到那里，是前委经过认真考虑和商议后决定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袁文才虽然是地方武装头目，但他跟别人不同。大革命时，他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上一次我跟他谈话时，他便十分爽快，愿意跟我们合作。不过，你们去了以后，一定要尊重他，注意跟他们搞好关系。”
三人点点头，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毛主席看着三人，笑着嘱咐道：“去了那里还要多多了解当地的情况，搞一些调查研究，与当地群众搞好关系，传播革命的种子，以积蓄革命力量。”
很快，陈伯钧三人带着中央的重托和毛主席的嘱咐来到了袁文才驻地。在这里，他们积极开展工作，对战士们进行了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很快，这支部队便走上了正轨，真正成为了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日后的革命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久后，毛主席来到井冈山后，得知当地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军阀之间争权夺利、陷入混战井冈山附近各县的驻军也被抽走，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派军攻克茶陵县城，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
不过，茶陵距离井冈山100多里，不仅交通不便，还经常遭到地方武装袭扰。面对这一情况，陈伯钧机智利用袁文才与当地士绅的关系，打着维护地方治安的名义，在茶陵到井冈山的交通要道上传递情报。
1928年4月，陈伯钧跟随毛泽东等人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面对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陈伯钧抵住压力，多次挫败了敌军的进攻，成功完成了掩护任务。
4月下旬，朱毛终于在井冈山顺利会师，梁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然而，随着革命力量的增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思想抬头，并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2年，中央苏区中央局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职务，与此同时，陈伯钧也因支持毛泽东被免去了第15军军长的职务，调到了瑞金的红军学校学习。
此后，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红军在反“围剿”中接连失利，伤亡惨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陈伯钧率领红5军团13师随军转移，红5军团的主要任务是为主力红军殿后，在长征途中掩护中央纵队。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领导人消极避战，中央红军携带大批辎重转移，行动迟缓，红5军团在掩护过程中作甬道式推进，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殿后任务异常艰巨，但仍然掩护主力红军先后突破了3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中，面对数倍于己、有着精良武器装备的敌人，红5军团进行了顽强阻击。陈伯钧率部天天打仗，边打边撤。
但他们收到大部队渡过湘江的消息时，已经到了晚上九时许，这时，他们离渡口还有90里，而国民党军正在迅速向湘江渡口集合，形势十分凶险。陈云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
“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抢过湘江。”
陈伯钧当机立断，下令全军扔掉辎重急行军，争取在敌人抵达之前渡过湘江。幸运的是，陈伯钧最终率领13师指战员蹚着刺骨的江水渡过了湘江。
湘江这一战，红军损失惨重，红5军团为了掩护全军渡江，只剩下了陈伯钧的红13师，且伤亡惨重。
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回党中央领导岗位，红军终于迎来了新的希望。
在战斗中腿伤未愈的陈伯钧坚持回到红5军团任参谋长，先后掩护红军四渡赤水，越过白蜡坎，南渡乌江。
同年5月初，红军强渡金沙江，陈伯钧率领红5军团殿后掩护，在石板河一带阻击敌人。
这里易守难攻，是敌军必经之地，毛主席命令红5军团在此设防，掩护红军主力从皎平渡江。
5月3日，敌军赶到石板河，对红5军团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但全体指战员顽强反击。5天后，敌人援军赶到，形势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红5军团也已经退到了最后一线阵地，再无可退之地了。
为了让1、3军团赶到皎平渡河，毛主席下令红5军团坚决阻击敌人，并派了李富春前往红5军团进行动员：“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数万红军正依靠着几只小船日夜渡江。现在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只要我们再坚持三天三夜，红军就能够跳出包围圈，蒋介石数十万军队‘围剿’红军的计划将彻底失败。毛主席要我告诉同志们，中央相信红5军团能够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在红5军团的顽强阻击和全体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下，敌人始终没能前进一步。5月8日傍晚，红5军团奉命撤出阵地，急行军赶至渡口渡过金沙江。
从此，国民党军被远远抛在了后面，红军占据了战略主动权，这是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胜利。
此后，陈伯钧继续率领红5军团殿后，掩护红军主力北上。长征胜利结束后，陈伯钧在红军指战员中也得了一个雅号——“铁屁股”。
1936年7月，陈伯钧奉命调任红6军团军团长。
1936年10月15日，毛主席亲笔致信陈伯钧：
“陈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你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红军抵达陕北后，毛主席先后多次接见陈伯钧，并设宴招待。此后，在长期的革命岁月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岁月里，陈伯钧和毛主席之间结下了长达40年的深情厚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