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历史学家，史学态度严肃，不会“无中生有”，杜撰历史人物身上没有发生的事情。

以“实录”著称的《史记》，却出现了与史实相悖的“失误”。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史记》里项羽的《垓下歌》，唱出了一曲悲壮的霸王别姬。

唱这首歌的时候，项羽已被刘邦的军队，团团围困在垓下。夜里，刘邦的兵士们，四面唱起了楚歌。其时，虞姬挥剑起舞，项羽慷慨悲歌，令人情不自胜。

虞姬舞后，唱了一首歌和他，“贱妾何聊生”，便用剑自杀了。

二千多年来，项羽虽败犹荣的英雄气概，感动了无数的人，也感动了他的传记作者司马迁。

明代文学家周亮工，在其《尺牍新钞》里质疑：兵陷垓下，士兵逃散，项羽哪有时间作歌吟诗？即使有作，又有谁听到？又有谁记下来呢？

确实如此。太史公“无中生有”了一个桥段，也就是说，《垓下歌》并非出自项羽之手，而是司马迁代写的“伪作”：“力拔山兮气盖世”，横空出世，犹如鲸吞巨海。

这首“伪作”，真的是一次血性酣畅的“无中生有”。

无论史学还是文学，《史记》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

《史记》里很多传记，都是由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这些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增强文章感染力，在细节上肯定有所虚构。

“窃符救赵”“完壁归赵”“鸿门宴”“霸王别姬”……仿佛亲睹其事，亲闻其语，打动千年之后读者之心，全拜太史公司马迁的精彩描写。

《史记》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对古代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影响广泛而深远；唐宋八大家，以及后来的明清散文大家，无不推崇、模范《史记》的文章。

以后的众多史籍里，再也不见《史记》这种文学魅力了，鲁迅先生因此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同为文学家，周亮工深知《史记》的文学价值，在《尺牍新钞》里，他同时又认为：“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这次“无中生有”的神来代笔，仿佛墨如泼出，强化了项羽的自画像：力能扛鼎，相貌奇异，双目各有两瞳；一旦发怒，则怒发冲冠。

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形象，在司马迁充满浪漫情调的代写中，传神又传奇地凸显出来，读来就像是一部英雄史诗。

项羽败退乌江边，不肯乘亭长备好的舟船过江，而是对追兵中曾经的部下说：“我原来可怜你无能，既然你今天来了，我就特意奖励你。”说罢，拔剑自刎，将头扔给了对方。

这种史无前例的震撼和壮烈，在文学家太史公笔下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