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冯超俊
我叫冯超俊，家住商洛地区的大山深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１９６３年我刚满８岁。没想到那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席卷整个山区。村子１１个不满１０岁的孩子在那场传染病中死于非命。
我是第１４位感染者，在家里苦苦挣扎了７天后，也因病入膏肓，气息奄奄，被扔进了柴草堆。只等咽下最后一口气后，让人扔到后山。
当时的农村虽然也有地段医院，但除了职工干部去医院看病外，农村人基本上没人去医院就医。
我的大伯那年正好从部队复员回家，他见我气息奄奄，命悬一线，强烈要求父母将我送去地段医院就医，无奈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医院的白片片药能治病，说给鬼听，鬼都不信。
父母听从爷爷奶奶的意见，请来了村里唯一的一位老中医，老中医看了看我的情况后，摇着头说：“不用浪费时间，这娃绝对活不到明天早晨。”就这样，我只好听天由命，等待着那最后的时刻。
伯父看到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无能为力，摇着头叹息着离开我家。他临走前终于咬牙从怀里掏出一包生麝交给父亲说：“这孩子他也是一条命，这是一包生麝，你给孩子喝了吧，傻就傻，总比死了强。”
麝的副作用相当大，更何况这是生麝，父亲和母亲犹豫了很久。他们既想让我活下来，又不想让我成为傻子，于是把大伯给的那包生麝一分为三。因为当时村子里还有三个孩子和我一样遭受着同样的命运。
母亲把一分为三的生麝给我喝了一份，剩下的两份送给了村里的另外两个孩子。
没想到在柴草堆里准备扔掉的我喝了那包生麝后，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另外两个孩子也与我一样保住了性命。
比我小两岁的一个小男孩子因喝了生麝后最终成了傻子，两年后掉到了厕所丢掉了性命。
我与同岁的另一位名叫雷玉梅的女孩子，虽然喝了生麝，但一切发育都正常。因此，雷玉梅的父亲提议，让我与雷玉梅结为娃娃亲。
父母认为我们俩是死里逃生的一对，也是那一年成功躲过传染病的一对幸存者，因此也就同意了雷玉梅父亲的提议。１９６５年的农历十月份，两家大人经过协商，为我与雷玉梅举办了隆重的订婚仪式，从此我与雷玉梅便成了娃娃亲，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两人也慢慢地长大。雷玉梅初中毕业时就已经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了。她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淡淡的柳叶眉下是一对明若星辰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丰润的樱唇，雪白的皮肤如凝脂一样光滑细腻，两根又黑又粗的麻花辫垂在浑圆的屁股下，走起路来左右摇摆，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一枝花。只可惜她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回家帮助父母照顾弟妹。
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父亲突然让我想方设法与雷玉梅退婚。原因是雷玉梅虽然已经是大姑娘了，但一直没有见红，他打听村里的老先生，老先生告诉她雷玉梅这一辈子恐怕不会生孩子。
我是家里的独苗，父母肯定不会接受一个终生不育的儿媳妇。但碍于面子，他们又不好出面，因此就让我故意找茬与雷玉梅吵架，借故退掉这门娃娃亲。
万万没有想到，无论我怎样刁难雷玉梅，她都是逆来顺受，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有时我踢她打她，她也是嘿嘿一笑说：“如果你觉得打我，踢我能好受点，不妨你就多来几下。”我的过分行为不但没有激怒她反而让我觉得她更加可爱。
１９７２年２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到了生产队，那一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后，我被接兵部队的刘排长一眼相中，虽然我是家里的独子，但是刘排长还是动员父母为我报了名。
体检，政审都顺利通过后，１９７２年的１１月２７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就在我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雷玉梅在我家门前等了一个多钟头终于逮住了我。她一改往日的温柔贤淑，拧着我的耳朵直接把我拉到了房后的一棵核桃树下才松了手。她怒目圆睁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当兵是为了把我甩掉，但我告诉你，今生今世我是跟定你了，别说你当了兵，就是你上了天，我也跟定了你！你趁早死了甩开我的那条心，不信你走着瞧！”说完后，她竟然踢了我一脚，直接把我踢得跪在了地上，然后她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走的那一天，全队的男女老少都来送我，唯独雷玉梅没有闪面，我们坐着大卡车，离开公社去县城的路上，我才在公路边的半坡上看到她的身姿，她只是站以那高高的崖畔上，目送着大卡车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来到了８４７３部队，通过三个月紧张严肃的新兵训练后，我被分到了运输连当了一名汽车兵。
我们部队是工程兵，驻扎在中条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当时部队任务是修建一个大型水库。
我的师傅是一名班长，名叫郑新锋，他技术过硬，为人耿直，在班长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整整三年，错过了两次提干机会。他已经向组织上递交了退伍申请，不出意外的话，今后秋季就能退伍。
跟郑班长学开车还没满一年，郑班长突然就被任命为掘进连一排的排长。当兵５年终于提了干。离开运输连的那一天，郑新锋买了一瓶酒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给我讲了很多行军途中经历过的危险故事。还把他多年来的开车经验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
本来新兵一年内是不能独立开车的，但由于当时郑班长的突然离开，再加上连里的任务非常重，所以我跟着师傅开了８个月车后便握上了方向盘。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牢记师傅的教导，谨慎操作，安全行驶。全年无事故，被评为优秀战士。当兵的第二年年底就就当上了班长。
时间来到了１９７６年的７月份，大雨整整下了一个星期，星期日天刚放睛，我正在帮饲养员打扫猪圈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号声。来到连部门前集合好后，指导员作了简短的动员报告后，我才知道，原来是离驻地１０公里的老鹰岭隧道发生了坍塌事故，一个排的战士被堵在了隧道。
郑新锋调到了掘进连就在老鹰岭打隧道，听郑新锋告诉我，他们实行的是三班倒，每个排在隧道里工作８个小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郑新锋和他的排被困在了隧道。
我们坐上大卡车刚开出营区不远，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原来下了几天大雨，河水暴涨，整个救援人员都被汹涌澎湃的河水挡在了西岸，五六辆大卡车满载着救援官兵全部陷进了河里。
营长站在河岸正指挥人用绳子把陷在河里的车子给回拉。我想开车下河，但看到河里的几辆车挡住了路，于是我就从上游扑进了水里斜游到了一辆卡车前。我从司机的手里接过摇柄绕到车前，奋力的摇着手柄，经过十多分钟的反复摇动，卡车终于点着了火。
我推开司机，坐上了驾驶位置，手握方向盘把挡位调到了最低，然后顺水而下，并慢慢向东岸靠近。车子开出２００米左右终于上了东岸。出了水，我又调转方向，顺着东岸把车子开上了公路。
就在我要搭乘第一辆救援车前去老鹰岭参加救援任务的时候，营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去河里帮忙把那几辆车子开出来，救援任务就交给别人吧！”
我跟着营长来到了河边，有两辆车子虽然已经点着了火，但还是是在原地打转。
营长对我说：“你过去帮着把车子开过来！”
遵照营长的指示，我从上游趟进水里换下了了司机，按照刚才的老办法把车子开了过了河。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我终于把陷进河里的几辆车子都一一开过了河，营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技术真过硬，组织一定会考虑为你记功的。”
我坐着最后一辆卡车来到了老鹰岭隧道口，救援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我带着我们班的战士冲到了救援队的最前边，大家的心情与我一样沉重，都拼着性命把碎石向外运，因为里边被困着的是他们的老班长。
第二天下午１２点１０分，第一个被困的同志获救。下午四点整，最后一名同志被成功救出，这次坍塌事故共造成三死九伤，郑新锋排长也在这次事故中英勇的牺牲。
在这次抢险救援中，我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并被提拔为掘进连的一排长。
上任排长两个月后，我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老家的父母。没想到父母竟然来信告诉我，他们已经正式向雷玉梅的家里提出了退婚，雷家什么话也没说，估计是已经默认了退婚。父亲要我向领导请假，趁回家探亲的时间把个人问题解决了。
接到家里的来信后，我立即向组织递交了探亲申请，两个星期后我的探亲申请获得了批准。就在我收拾行礼准备回家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雷玉梅却来到了部队。
雷玉梅来到部队后大哭大闹，找连长、指导员哭诉，甚至找到了营里。指导员找我谈话，让我给雷玉梅陪情道歉，不要把事情弄大，以免影响到我的政治前途。
在指导员的斡旋下，我与雷玉梅的关系必经洽谈终于握手言和。没想到这时父亲却来到了部队，他找连长与指导员放出很话，宁愿我被部队处分，也不让我娶雷玉梅为妻。
一时间我与雷玉梅的婚事成了连里战士干部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经常能看到父亲与雷玉梅在连部里吵得脸红脖子粗。
在我的反复劝说下，父亲终于回了老家，但雷玉梅说什么也不愿意回去。雷玉梅在部队住了两个多月后，我终于接到了部队转业的命令。
１９７６年的４月份，我在排长的位置上还没有干满半年，就不得不脱下了这身军装。
我被安排在我们公社当了一名武装干事，１９７７年３月与雷玉梅正式结婚。
由于父母死活不同意我娶雷玉梅，因此，我们结婚后，我就带着雷玉梅住在了公社大院。
两个月后，在公社书记的亲自安排下，雷玉梅终于在公社的中心小学谋得了一个代理教师的职位。
婚后的雷玉梅虽然对我父母的意见非常大，但对我的关怀和照顾却是无微不至，好到了不能再好。她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要照顾我的一日三餐，家务活根本不用我插手。
农历年关到了，我回家去看望父母，听村里的几个小青年说要去离家十五里地的山上去砍柴，于是我便与那群小青年一块上了山。等我砍好柴下了山，却发现雷玉梅竟然就坐在河沟渠的小溪边，原来她怕我好久不砍柴，因此特意上山来接我。
雷玉梅虽然没进父母的家门，但却替我砍了四五担柴放在了父母的家门口。
以后的日子里，都是雷玉梅为父母买好日用品后再让我送回家。１９８４年雷玉梅中师民教毕业后抱养了一个女儿。为了照顾女儿，我从老家把父母亲接到了县城，一家人终于生活在了一起。
因雷玉梅从来不让我插手家务，因此，我连做饭也不会。如果雷玉梅有事，她都会把我的生活提前安排好。
选择了这门娃娃亲，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虽然雷玉梅没有为我生下一男半女，但是我没有丝毫的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