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卖商家和平台之间的矛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4月10日，广东省餐饮协会剑指美团外卖，指责其收取高额佣金、独家合作限制涉嫌垄断、各类收费层出不穷，并要求美团减免整个疫情期间广东省内所有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金5%等诉求。

针对这一问题，美团外卖方面回应称，美团外卖持续亏损5年，即便在刚盈亏平衡的2019年，第四季度平均每单利润不到2毛钱，平台大部分收入花在了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上。而且，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的争执想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以人类喜欢同情弱势群体的思维来看，平台反倒会处于劣势地位。在餐饮商家和中国第三大互联网公司之间做出选择，很多人本能会站在商家方，尽管活跃在美团外卖上的商家有好几百万。

但回归到事实层面，美团外卖是否抽佣比例过高？平台是否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地歌网针对此事采访了一线商家，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目前，作为商家意见领袖的餐饮协会，指责美团外卖抽佣比例过高。按照广东省餐饮协会援引数据显示，广东海丰县120家商家上架美团外卖平台，2019年无一家商户的佣金抽成低于20%。

但佣金比例是否过高，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

通常情况下，平台在制定某一收费标准时，会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前期投入、市场竞争等综合因素考虑。例如华为发布新机时，欧洲市场的价格会超过国内市场1000元左右，这并非情怀主导，而是由于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惨烈程度全球罕有。另外，快递行业的“三通一达”针对不同客户、不同地区，也会采取动态收费标准，这些都是商业利益主导的。

所以，在外卖行业，仅盯着某一平台抽佣比例，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广东海丰县某小吃店老板韩立告诉地歌网，自己开店已有4年，目前店面大约40平米，员工三人，除了堂食之外，做外卖业务已经数年。目前饿了么和美团的费率基本一致，都是20%。

两家平台20%的抽佣比例，和广东台山市某螺狮粉店主徐斌所描述基本的一致。许斌告诉地歌网，其实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促销形式、抽佣比例几乎差不多。

不过，陕西西安一家快餐店店主告诉地歌网，自己2019年开始做外卖，美团抽佣比例为19%，饿了么稍低一点；而位于上海的某烤肉饭负责人则称，饿了么抽佣比例为18%，美团外卖则为17.5%。

所以，从调研综合情况来看，整体上饿了么和美团外卖佣金比例基本一致，偶尔也会存在饿了么和美团外卖抽佣费率互有高低的情况。此次广东餐饮协会如果出于餐饮商家方面的考虑，剑指美团外卖一家，也是令人费解的。

那么，从商家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如果此时饿了么调低抽佣费率，大打价格战，商家是否会与美团外卖进行断舍离，投入饿了么的怀抱？事情恐怕并不会这么简单。

其中主要原因，和单量有关。

韩立告诉地歌网，最近美团在做免配送费活动，日单量通常维持在20单左右，而饿了么一天只有10多单，而且饿了么平时活动较少，整体单量和美团外卖差距较大。

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在广东，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某快餐店老板告诉地歌网，自己做美团外卖已经有3、4年时间，抽佣比例为21%，饿了么做了一年，抽佣比例为18%。虽然两家平台抽佣比例不同，但单量差别巨大。通常情况下，美团外卖每天最少20单，最多能有60多单，而饿了么一天只有7、8单，好的时候也只有10多单。

根据Trustdata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Q3美团外卖市场占有率约为65.8%，而饿了么+饿了么星选的市场占有率，仅有32.2%，大概是美团的一半。另据QuestMobile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美团日活用户数已达到6985.86万，而同期饿了么日活用户数为1097.03万，尽管这一统计数据遭到饿了么方面的否认，但美团在市场份额以及日活用户上超过饿了么，几乎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外卖商家一边指责平台费率过高，一边真香，毕竟单量是实打实的。就算平台费率再低，没有单量交易，那也只是形同虚设。

此次广东省餐饮协会，指责美团外卖的另一个焦点，是美团外卖强制商家进行“二选一”，涉嫌实施垄断定价，滥用市场地位。

其实，关于二选一的争议由来已久，广泛存在于电商、地产中介等领域，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演变为商家互相攻伐的口水战。

在地歌网的采访中，大多数商家都称并未遭到美团外卖强制二选一的情况。部分商家会签独家，但一般平台方会给出对应的优惠措施。这种举动，美团外卖存在，饿了么同样存在。有商家称，如果平台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力度，自己并不排斥签独家平台。

另外，广东餐饮协会称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的市场份额高达60-90%，已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并且存在滥用的现象。那么，美团是否利用平台优势，滥用市场地位呢？

根据市场占有率界定公司是否涉嫌垄断，对于互联网企业通常很难适用。因为互联网企业与实体企业不同之处在于，互联网企业玩的是规模经济，天然存在着赢者通吃的现象。如果仅以市场比例推断的话，腾讯、阿里、百度是否涉嫌垄断，滥用市场地位？这显然说不过去。

另据业内人士分析，腾讯、阿里、百度常态运营利润率通常在15—30%之间，而美团只有2.7%。更不消说，美团已经亏损九年，去年刚刚实现全年盈利。

但是，商家不堪重负的呼声也是真实存在，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原因又出在哪里？

此次平台与商家矛盾的集中爆发，和新冠疫情脱不开关系。受疫情影响，开年以来，线下实体行业遭遇停摆，旅游、餐饮、线下娱乐都成了重灾区。所以商家在堂食无法开张的情况下，收入来源只能寄托在外卖业务上。

来自于陕西安康烤肉拌饭的店主告诉地歌网，自己之前主要以堂食为主，去年年底才上线外卖业务，线上基本出于推广考虑，平时也没有花费太多精力。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外卖成为了主要渠道，现在房租每月支出得5000元，人工成本还得10000多，仅凭外卖业务无法抵扣成本，因此感觉不堪重负。

广州市从化区一家米粉店主给地歌网算过一笔账，自己50多平米的店面租金，另外还有四个员工，一个员工按3500工资算，自己每月的刚性成本支出就已经达到了2万多元。而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二月份堂食基本为0，外卖每天100多单，一个月外卖流水大约4万多元，扣除平台佣金、推广费用、房租工资、原材料过后，也只是勉强持平。

对于餐饮商家而言，房租和人力支出是最大成本项，但这部分又是固定成本，只要开业，无论做不做外卖，使用美团还是饿了么，都是无法回避的。于是，商家便将注意力转向弹性成本，也就是外卖佣金费率上。

那么，平台是否有义务，用自己的损失帮助商家抵扣固定成本？

通常情况下，平台和商家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疫情期间，包括万达、恒大等房地产公司都推出了减免商户租金的措施。但是，这种减免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其实本身并没有这样的义务。

市场的归市场，舆论的归舆论。

所以，平台可能也会推出相应地帮扶措施，但首先要结合自身情况。而且，美团是否躺着数钱，而又一毛不拔呢？根据美团财报显示，2019年，美团外卖第四季度平均每单利润不到2毛钱，平台大部分收入花在了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上。其中，2019年美团外卖整体佣金收入496亿元，而骑手成本高达410亿元，占比高达83%。

正是基于此，疫情期间，美团外卖上百万骑手像医生、护士、警察一样，参与维持着社会运转，提供采购、送货上门等服务，范围覆盖达到22个省，45个城市，一位美团小哥甚至登上了《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全民为美团外卖小哥疯狂打call的背后，是美团长达数十年不断投入的结果。

只不过，很多人只看到平台抽佣，对这些投入选择视而不见。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韩立、徐斌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