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资源配置效能、风险防范能力与实体经济的适配性，直接关乎国家战略发展全局。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亟需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在服务国家战略与满足人民需求中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以金融的专业性服务政治性和人民性是时代命题下商业银行的使命。商业银行只有坚持以政治性为方向、以人民性为宗旨、以专业性为保障，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真正实现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内在统一。
时代之变呼唤中国银行业
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
当前，全球治理之变、技术革命之变、增长动力之变、发展方式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时代之变倒逼金融发展格局之变，推动中国金融业以新的金融理念引领金融革命，以新的技术应用重塑金融发展模式，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这个本源，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球治理之变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浪潮带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世界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全球利益格局的变化导致大国博弈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逆全球化势力崛起。世界权力呈现分散化趋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提升。而金融作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力量，在大国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国崛起需要金融强国支撑。
技术革命之变
前三次科技革命主要是从某个局部领域率先突破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当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彻底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迭代演进，将把所有的产业都用数智化手段改造一遍，推动人类社会加快迈向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的数字智能时代，数智化转型成为所有企业的必答题。在此过程中，金融不仅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强后盾”。
增长动力之变
当前，中国经济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正在回落，房地产、基建等传统优势领域的增长红利正在消失。科技创新成为跨越经济周期的主引擎，“数据+科技”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而在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科技创新的全产业链条中，金融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发展方式之变
当前，我国依赖资源消耗、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追求规模和增速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从强调“先富带动后富”向“实现共同富裕”转变。这不仅体现出国家对经济层面的重大调整，也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人民性的强化。金融拥有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必须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发挥好“血液”和“引擎”的重要作用。
经济格局决定金融格局
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就是中国金融的变革方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金融强国”目标，以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抓手，进一步强化金融工作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平衡好金融的功能性和盈利性，全力服务好国家战略以及经济社会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好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银行业的行业之变也正在悄然发生
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趋势决定了利率的长期趋势，当前，国内商业银行正面临资产收益率不高、息差收窄的压力。同时，以房地产、基建等为代表的传统领域拐点的来临，也决定了商业银行依靠大行业、大企业支撑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商业银行必须顺应时代之变，在深刻洞悉时代环境变化趋势的基础上，面向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金融服务的专业性服务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探索新时代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之路。
当前商业银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经济下行压力导致风险上升和“资产荒”困境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低增长新常态。中国经济尽管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和潜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下行压力如影随形。
商业银行作为典型的顺周期行业，经营状况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特别是银行资产占比较高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类业务，在下行周期中的风险加速暴露，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甚至是系统性风险带来较大压力。商业银行损失类不良贷款率已经由2014年末的0.15%上升至2024年末的0.55%，意味着银行面临的潜在风险在提高（见图1）。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预期偏弱，就业压力加大，偿债能力普遍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商业银行将面临严峻的“资产荒”困境，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已经由2014年末的13.6%下降到2024年末的7.6%。
数据来源：Wind
图1 经济下行期中国商业银行面临压力和挑战
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倒逼银行调整资产负债表
近年来，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持续加快，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及其在GDP中的占比持续提升，而房地产等传统增长动能对经济的贡献度在持续下降（见图2）。但从商业银行贷款投向看，2024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5.68万亿元。其中，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为52.8万亿元，占比约为20.7%；基础设施贷款余额为40.92万亿元，占比约为16%（见图3）。叠加政府平台贷款以及钢铁、水泥、煤炭等高耗能产业贷款，商业银行与新经济发展模式不匹配的存量贷款占比可能已经超过60%。随着实体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上述存量资产的收益或大幅下降，潜在风险不断上升，导致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资产结构调整和优化压力。
实体经济转型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重构压力，本质上是经济底层逻辑变革与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冲突的显性化。一方面，土地、房产等占信贷存量超40%的抵押类资产加速贬值，导致银行抵押品价值重估压力剧增；另一方面，专精特新、绿色科技等新动能企业核心资产如专利、数据等难以纳入传统风控模型，形成有效信贷需求错配。这种结构性矛盾倒逼商业银行必须重构资产负债表逻辑，从依赖抵押物价值变现的“资产负债表银行”转向基于未来现金流折现的“现金流量表银行”，通过投贷联动、科创评级模型等工具，实现金融资源与知识资本的价值链接。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商产业研究院
图2 房地产业和数字经济规模及占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3 2024年金融机构各类贷款余额及同比增长率
“五篇大文章”对金融服务的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
金融“五篇大文章”面向的是实体经济“数智化、普惠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服务对象主要是经济社会中的中小微“长尾”客群。“五篇大文章”领域客户普遍具有抵质押物少、需求多元化、风险评估难度大等特征，这无疑与商业银行传统服务体系有着天然的不匹配。这要求银行在推动金融服务下沉的同时，还要管控好风险，因而对金融服务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实际情况来看，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以科技金融为例，截至2024年底，我国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而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仅为26.25万家，获贷率46.9%，仍有大量的融资需求未得到满足。养老金融方面，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4%，2035年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0年养老金融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8万亿元，但目前养老金融发展尚处于初期，面临产品、服务、配套不足等瓶颈。
中国经济步入低利率时代导致银行经营业绩持续承压
当前，中国银行业正面临利率中枢系统性下移带来的挑战。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呈现深度重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下探至1.6%的历史低位区间，市场利率同步下滑。2024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至1.52%的历史新低，较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期的2.75%，降幅达123个基点（见图4）。与此同时，息差收入在国内商业银行的营收占比超过70%，利率的趋势性下行导致银行业核心盈利指标持续承压（见图5）。中国银行业或将长期面临低息差带来的经营业绩增长压力，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分化趋势也将更加明显。
数据来源：Wind
图4 LPR、商业银行净息差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图5 上市银行营业收入走势
同时，从全球经验来看，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银行业都曾经历过较长时间的低利率时期，并在盈利增长、结构优化、资本补充及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遭遇挑战。这既是经济金融规律，也是中国银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加快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
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资本逐利”到“金融向善”，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新型金融文化体系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要求中国银行业必须加快转变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传统金融文化，积极构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推动价值观从“金融精英”向“人民金融家”转变。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商业银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关键。为此，必须持续完善将党的领导明确融入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的有效路径，将党委讨论研究作为公司重大问题决策的前置程序。同时，持续强化党组织的主体责任，确保在基层组织、群团工作和人才工作中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避免形式化和表面化，不断优化公司治理的行为规范。
加快重塑经营理念。商业银行应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深刻贯穿于发展实践之中，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切实把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重要基点；坚持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弘扬“以义取利”精神，平衡好功能性和盈利性，坚持在追求合理经济利润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效益。
重塑金融向善文化。商业银行应将“向善”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明确金融服务的初心和使命。在此基础上，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价值评价体系，兼顾好盈利性和功能性。同时，还可以建立客户“善标”体系，对客户进行正向评价和负面清单管理，通过差异化激励机制，将更多信贷资源倾斜到“善”的客户和业务，形成良性循环。
重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推动构建“价值观引领+能力重塑+实践赋能”的全方位金融人才培育体系。重塑人才标准，将诚信、合规、创新、服务等价值观融入人才选拔和评价体系中。创新培养机制，将价值观教育贯穿于员工入职、培训和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强化实践赋能，可以通过轮岗、项目实践、挂职锻炼等方式，培养出既懂国家战略又精市场规律的复合型金融人才。
从“资金中介”到“价值共生”，持续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在过去经济平稳增长的经济周期中，商业银行主要通过资金融通实现盈利，发挥好中介职能即可实现稳健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商业银行传统功能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已然发生变化，现代企业不仅需要传统的信贷支持，还需要股权融资、资本市场服务等。商业银行只有加强与客户、合作伙伴等多主体的深度合作，通过价值共创，实现共生共赢，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把握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逻辑和重点方向。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多维度的。第一，我国正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第二，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正在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第三，传统产业正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升级改造。商业银行应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引导资源向实体经济转型的主流行业、重点区域倾斜。
构建并完善行业研究体系，强化前瞻布局。结合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现状构建研究矩阵。纵向上，深耕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和新兴产业，通过建立“行业研究专班”等形式开发“产业地图智能系统”，实时监测行业发展动态；横向上，结合区域资源禀赋，比如长三角科创走廊、成渝双城数字经济等重点区域，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地图。
拓展合作边界构建多元化的金融生态。价值共生意味着银行应打破原有的线性服务模式，通过生态化服务重构金融生产关系。构建与政府、企业、居民和科技平台等多主体协同的共生网络，形成“多对多”的价值网络。比如，可以通过整合投资机构、产业龙头、高校等资源，形成强大的金融服务生态实现多方价值共创。
从“传统业务”到“新时代答卷”，奋力写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银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新的方向，而这一方向与银行依赖房地产、基建等传统业务有着显著差别。新的方向要求银行要更加聚焦实体经济的新兴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服务下沉、资源精准滴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精准度。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五篇大文章”可持续发展。在总行层面，对“五篇大文章”领域进行统筹布局，明确各业务板块发展目标和优先级。通过组织架构调整设立专业部门或者敏捷工作小组等，打破项目、服务和业务关系管理的职能隔阂，实现业务单元整合与专业化分工。比如浦发银行在新一轮“数智化”战略中，重点布局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等“五大赛道”，并通过构建专班的形式打破部门壁垒，加快形成浦发银行的新质生产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推动线上化、数字化、平台化、生态化发展。通过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的线上化、移动化能力，制定端到端的运营策略，优化用户体验。构建平台化金融服务体系，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服务效率，将金融服务嵌入各类生活和商业场景，拓展服务边界。与互联网公司、科技开发公司等开展场景构建、用户画像、客户体验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场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构建金融生态圈。
创新数字产品，精准赋能“五篇大文章”。以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为例，科技金融领域要开发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金融产品。数字金融领域，要持续夯实数字基建底座，构建研用融合的前沿技术体系，推动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比如，浦发银行携手华为部署DeepSeek671B满血版本，全面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数智”能力。
把握人才核心要素，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金融“五篇大文章”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银行需培养既懂金融又懂科技、产业、环境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完善并优化培训体系，提升人才的专业能力；建立健全人才队伍建设的考核与评价机制，确保人才战略的有效实施；推动人才在多领域的发展，比如通过实践锻炼，提升员工在数字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能力。
从“规模红利”到“价值深耕”，不断提升息差管理能力
随着我国进入低利率时代，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多维度息差管理进行业务价值深耕，才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实现稳健增长。从全球经验看，面对低利率挑战，日本银行业的应对模式主要包括发展海外业务、加快并购重组等；德国银行业的应对模式则主要包括推进混业经营、提高活期存款占比、降低负债成本、银行间错位经营等。我国商业银行应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行业现状，多维度强化息差管理。
利用金融科技重塑客户经营模式，提升客户经营能力。商业银行要坚持“以客户体验为中心”的全新客户经营模式，加快数字化和平台化的场景建设，以此提升获客、活客能力。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对海量客户数据进行清理、标签分类等，提升客户分层分类管理的能力。
积极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提升息差管理水平。商业银行可以围绕实体经济需求痛点，提升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信贷类资产占比。提升低成本负债占比，加大低成本负债吸收，建立存款市场化定价机制，并制定大负债一体化统筹管理方案。在满足流动性、安全性前提下，从组合管理层面出发积极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加强不同项目、不同客群的利率敏感度分析，并基于利率走势研判，动态调整敏感度缺口，持续提升息差管理水平。
积极拓展中间业务，促进非息收入稳定增长。一方面，持续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在顾问咨询、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托管业务、信用卡等业务领域持续发力，推进非利息业务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综合收益。另一方面，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加大在债券融资、投行类业务等领域的资源投入，提升投资收入，减少对传统利息收入的依赖。
提升国际化水平，拓展跨境金融业务空间。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端收益，在提升息差水平的同时进行风险分散。同时，顺应中国企业出海、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积极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跨境金融服务支持。例如，日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通过拓展海外业务，其海外业务净息差达3.14%，远高于其国内业务的0.57%。
从“经验驱动”到“智能风控”，增强全流程风险管理能力
商业银行传统风控模式高度依赖风险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过往经验，形成了“线下审核为主、人工经验主导、静态评估”等特征。而随着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商业银行也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风险形势，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幸运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带来了新的解题思路。打造更加智能化、数字化和动态化的风控管理模式，已成为商业银行提升全流程风险管控能力的重要趋势。
构建全流程智能化风控体系。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风控全流程的智能化升级，涵盖贷前、贷中、贷后各环节。在贷前环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和信用评估。在贷中环节，完善信用风险总额批量评估流程，整合各机构额度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和额度全流程管理。在贷后环节，借助知识图谱和机器学习技术，打造贷后资金用途监控和个性化监控模板，突出行业特征。
强化动态化风险管理。做到实时监控与评估，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实时获取和分析借款人的动态数据，及时识别风险苗头。同时，做好风险预警与处置，通过风险监测系统，对交易账户、日常结算和上下游客户进行实时监控，设置阈值以监测异常交易行为，提升风险预警的前瞻性和精准性。
提升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多维度数据分析，优化风险模型。整合宏观经济指标、区域环境特征、行业运行特点及客户经营数据，构建全面的风险评估模型。另一方面，可以精细化风险定价，根据不同客户的信用评分，进行差异化管理，包括信贷额度、利率定价和风险缓释措施的个性化设计。
作者系浦发银行金融市场总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执行院长、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