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怎么了？被特务打了吗？”。
1937年9月某日凌晨2点半，汉口某民房内，苦等陶铸大半夜的曾志，终于听到了敲门声，赶忙跑去开门。
门打开，来人果然是陶铸，可他的神色却不对，阴沉着脸一句话都不说，就上了楼。
这让曾志有些讶然，他们夫妇感情一向很好，陶铸从未跟她“甩过脸子”，况且，这是陶铸被捕4年出狱后，他们夫妇的第一次相聚，陶铸更不应该闹情绪啊？
怀着满腹疑虑，曾志跟着陶铸上了楼，这时候，她才发现陶铸头上鼓起了一个核桃大小的包，曾志的第一反应，就是陶铸被特务给打了，忙问他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令曾志没想到的是，陶铸竟然叹息一声说，他跟长江局的李克农打了一架。
此言一出，曾志大惊，陶铸可是李克农从国民党的监狱营救出来的，陶铸还多次表示，有机会见到李克农，一定要当面表示谢意，他怎么就跟救命恩人打架了呢？
当听陶铸说完打架经过，曾志是笑的前仰后合，她怎么也没想到，两个30多岁的中年人，会因为这个原因大打出手。
陶铸，湖南祁阳人，出身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陶铁铮，是位文化人，早年间加入同盟会，还曾参加辛亥革命。
陶铸天资聪颖，又自幼得到父亲教导，学习成绩极好，在学校深得老师喜爱。
可惜，在陶铸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为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被当地土豪勾结官府杀害。
父亲死后，陶铸一家顿时陷入困顿，陶铸不得不辍学，不忍母亲一个人为全家饭食发愁，他小小年纪便上山砍柴、当脚力，勉强换一些粮食回来，为母亲分忧。
13岁时，因恶势力所迫，陶铸只能无奈离乡，跑到安徽芜湖一家木材行当学徒，学徒的活计相当繁重，可无论再苦再累，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学习。
因为能写会算，1925年，17岁的陶铸经族人介绍，来到汉阳竹木厘金局当录事，主要负责开票。
录事的工资并不高，但足以解决温饱问题，闲暇之余，他常去中华大学旁听，陶铸的努力，得到了学校一位大学生的认可，他开始帮助陶铸补习数理化方面的知识，这让陶铸有了长足的进步。
当时的武汉，经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已是新思想的“汇聚地”之一，陶铸也接触到了许多以前未曾听说过的学说，他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
《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更是不断刷新着陶铸的认知。
1925年秋，陶铸辞掉了工作，前往大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寻求革命真理，他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在军中担任司书一职。
因为表现优异，1926年6月，陶铸被保送黄埔军校，在陈葆华、赵世嘉、詹不言等人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8月，陶铸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在叶挺麾下任连长，同年11月，他来到广州，与叶剑英等人一起，组织策划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陶铸奉命返回老家祁阳，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8月，奉命前往闽西红四军工作的陶铸，在走到厦门时，被当地组织“截留”，原因是当时的福建省委，缺乏军事干部。
在福建，陶铸先后担任省委秘书长、漳州特委书记、厦门市委组织部长、福州市委书记等职。
在此期间，他动员了几批工人去闽西参加革命，还曾组织了震惊一时的“厦门劫狱”。
他仅仅率11名“特务队”成员，就成功解救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福建省委书记陈柏生等40余名同志，而且无一人伤亡，当时的陶铸，才22岁。
也是在这段时期，陶铸与曾志相识相恋。
对于陶铸，从一开始，曾志的印象就很好，那是1929年，时任厦门军委书记的王海萍奉命去闽西指导工作，但当时他的妻子身患急性腹膜炎，正在家中养病，生活无法自理。
临走时，王海萍便把妻子托付给陶铸照顾，对于王海萍的妻子，陶铸很负责任，每天忙里忙外，烧火做饭，喂饭喂水，甚至连端屎倒尿、洗涤污物这样的事情，陶铸都不拒绝。
这一照顾，就是一两个月，直到王海萍回来，陶铸才将王海萍的妻子交到他手中。
陶铸做的事情，曾志都看在眼里，他认为陶铸是个可靠之人。
由于革命的原因，曾志与陶铸并未一起工作多长时间，再次见面，已是1930年10月，这次，组织交给他们一个任务，那就是假扮夫妻，相处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就有了真感情，自然结合到了一起。
1933年4月，陶铸被调到上海工作，谁料到上海仅仅1个月，由于叛徒出卖，他被逮捕入狱。
陶铸被捕，这可让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们，着实捏了把汗，因为他在福建工作多年，而且地位很高，知道的秘密也多，若是他叛变，对于福建的地下党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就在陶铸被捕不久，代理陶铸工作的陈之枢，便编造谎言，说陶铸已经叛变，甚至还将此事捅到了中央。
好在一点，事实可以说明一切，在陶铸被捕后，福建的各个机关，没有一点破坏，也没有一名同志被捕，这足以证明陶铸的忠诚。
反倒是这个陈之枢，在1934年4月，被反动派逮捕后叛变，全盘供出了他知道的信息，以致福州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被捕后的陶铸，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酷刑罚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他是毫不畏惧。
最终，因为没有确凿证据，陶铸被判了个无期徒刑，转到南京中央监狱服刑。
在狱中，陶铸利用“放风”、“聆听教诲”等机会，与狱中的同志建立了联系，还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带着大家一起与反动派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7年7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营救狱中的同志，也提上了日程。
在当时，明面上的交涉，由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负责，但具体实施，则由“特工之王”，时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处长的李克农来完成。
对于释放被捕同志一事，国民党表面答应，但背地里仍然关着不放，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别说放人，他们压根就不承认抓过人。
因此，李克农的主要工作，就是多渠道、多方位的收集同志们的关押地，而被捕时，为了不暴露身份，不少人用的是化名，这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为了尽可能的多救人，李克农想办法搞了一套国民党少将军服和肩章，又印了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的名片，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
他带着几个警卫，大摇大摆的出入国民党各大监狱，见到牢头就要求查看花名册，看见眼熟的就保释，陶铸正是被李克农用这种方式给救出来的。
虽然李克农不是专门救他，但时隔4年，重见天日的陶铸对李克农是感激至极，他多次想见李克农，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见到。
出狱后，陶铸被组织安排前往湖北省委工作，主要负责宣传、青运和文化。
得知他出狱的消息，妻子曾志也从上海赶来见他，看着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瘦的皮包骨的陶铸，曾志是心疼不已。
好在一点，陶铸虽然消瘦，但却精神饱满，革命热情依旧高涨，见面后，他告诉妻子曾志，他正在筹备“保卫武汉”的游行，并且准备发动献金运动。
曾志这次来见陶铸，本是路过，但在陶铸的挽留下，她也留了下来，担任湖北省妇委书记一职，就这样，他们在汉口住了一间房，住了下来。
1937年9月的一天，陶铸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总理办事，急性子的他，只顾低着头，“噔噔噔”的上楼，突然耳边传来一声大喝：“什么人？站住！”。
陶铸抬头一看，是个带着眼镜，身穿绸缎衣裳，手里还拿着一个蒲扇摇来摇去的“富商”。
这“富商”身材魁梧，一看就不好惹，但陶铸并未当回事儿，反问道：“你是什么人？你来这做什么事儿？”。
“这是我家，你说我来做什么事儿？”，这“富商”怒气冲冲道。
一听这话，陶铸就乐了，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他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以前是日本大石洋行的商务大楼，一共四层，外加一个屋顶花园，哪里是谁的家？
于是，他反驳道：“你的家？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说罢，就继续往楼上走。
不料，“富商”突然发难，抬腿就是一脚，朝着他的胯裆替来，这招是又狠又毒。
眼疾手快的陶铸闪身躲过，立马反击，二人你一拳我一脚，在楼道打了起来。
陶铸出身黄埔军校，身手自然不差，可令他没料到的是，这个“富商”拳脚功夫也十分了得，一不小心，他的头上挨了一拳，疼得他眼泪直流。
顾不得疼痛，陶铸立马扑了上去，一下子打掉了这“富商”的眼镜。
没了眼镜，看不清东西，这“富商”立马落了下风，吃了陶铸好几拳。
正在二人打的不可开交时，周恩来闻声赶来，赶紧喝止：“你们干什么？”。
见周总理来了，二人立马停手，“富商”气呼呼的说：“不知道什么人，硬要上楼！”。
周总理见状，告诉“富商”，来人是陶铸，又转头告诉陶铸，“富商”就是李克农。
原来，当时李克农负责的情报科，也在这所大楼内，而且，这里还藏着当时湖北省委的一部秘密电台。
国公合作初期，时局并不稳定，想来搞破坏的敌特不在少数，因此，李克农十分注重这里的安全，他本人更是隔三差五就过来检查工作。
因为身份的特殊性，每次来，李克农都会乔装打扮一番，这次，便是以“富商”的形象出现。
结果在李克农检查完工作，准备下楼的时候，恰巧碰上了上楼的陶铸。
当时的陶铸，剃着小平头，敞着衣服，而且大摇大摆，一下子就让李克农心生警惕，而且陶铸也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这才发生了这样的误会。
李克农也是大度之人，并未因此跟陶铸结下梁子，反而是不打不相识，此后相见，他们常以这场打斗开玩笑。
这场打斗，虽然陶铸头上被打了个核桃大小的包，但说到底还是他占了上风，因为眼镜被打掉后，高度近视的李克农战斗力锐减……
这次误会之后，李克农和陶铸，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革命做着贡献。
李克农继续做自己最擅长的情报工作，而陶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方工作，但在解放战争中，曾在东北野战军中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等工作。
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也是在这一年，陶铸出任广东省省委书记一职。
可惜的是，两位都不是长寿之人。
1957年，李克农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了脑溢血，1961年，他的爱妻，陪伴他44年的赵瑛病故，这给他造成了不小的打击，1962年，李克农也离开人世，享年63岁。
在李克农离世7年后，陶铸也在安徽合肥离开人世，年仅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