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乡镇信访接待室为何沦为“空转的机器”？一边是政府要求“开门接访”，一边是村民选择“越级上访”，这种矛盾现象折射出基层治理的深层困境。本文从三个维度展开剖析：
首先，揭示信访接待室的现实窘境——“门可罗雀”与“越级上访”并存的悖论，指出其背后是权责失衡、考核异化导致的制度失灵；其次，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三重失灵”机制，展现乡镇干部在“无限责任”与“有限权力”夹缝中的治理困境；最后，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强调必须推动信访接待室从“接访窗口”向“治理枢纽”转型，通过赋权乡镇、优化考核、技术赋能等举措，重建基层治理生态。
文章通过大量实证案例，展现了当前基层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并指出：唯有实现权责对等、考核科学、多元共治，才能让信访接待室真正成为解决问题的“终点站”。这既是对形式主义的祛魅，更是对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乡镇信访接待室：从“制度空转”到“治理枢纽”的转型之道
特约评论员 高山
信访接待室在乡镇一级的普遍设立，表面上完善了基层治理的制度架构，实则暴露出基层政权运行中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集中体现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却是自下而上的信任基础持续流失。当村民普遍选择“用脚投票”绕过乡镇直接越级上访时，信访接待室就沦为了一种政治景观，其存在价值遭到根本性质疑。这种现象绝非简单的“形式主义”问题，而是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命题：在行政体系末端，制度供给与实际效能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
一、制度悬浮：信访接待室的现实困境
当前，乡镇信访接待室普遍面临“三重脱节”的结构性困境。首先是，物理空间与心理距离的脱节。虽然每个乡镇都设立了标准化的接待场所，但多数村民仍认为“找乡里不如找县里，找县里不如找市里，找市里不如找省里”。据某省信访局数据显示，2022年越级上访量占信访总量的63%，而乡镇本级接访量不足10%。这种数字反差印证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制度的有效性不在于它的正式存在，而在于被统治者对它的内心认可。”
其次是，权责配置与问题解决的脱节。调研发现，乡镇信访接待室80%以上的案件涉及土地纠纷、惠民资金发放、村务公开等事项，这些问题表面在乡村，根子却在县直部门的政策执行或资源分配。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坦言：“我们接访干部手里没有审批权、没有资金调配权，连村干部的任免都说了不算，拿什么给群众解决问题？”这种“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的困境，使得信访接待室成为问题的“中转站”而非“终点站”。
最后是，考核导向与实际效能的脱节。现行考核体系过分强调“接访量”“化解率”等量化指标，导致一些地方出现“花钱买平安”“妥协换销号”的扭曲行为。某县甚至要求乡镇做到“零上访”，结果催生出拦访、截访等非常手段。这种“压力型体制”下的异化行为，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进一步消解了制度公信力。
二、问题溯源：基层治理的“三重失灵”
信访困局背后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失灵。首先是，预防机制失灵。多数信访问题都有明显的前兆和演变过程，但现有体制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和早期干预能力。某市统计显示，80%的集体访在爆发前3-6个月就有群众反映，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中国古代政治家荀子曾警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基层矛盾的积累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其次是，协同机制失灵。乡镇作为“属地管理”的责任主体，却面临着“条块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国土、农业、民政等县直部门在乡村的政策执行往往各自为政，乡镇难以统筹协调。一位镇长抱怨：“县里各个部门都往下派任务，但出了问题都要乡镇兜底，我们就像‘千手观音’，手再多也接不住这么多盘子。”
最后是，问责机制失灵。当前对基层干部的追责存在“唯结果论”倾向，只看是否发生上访，不问问题成因。这种简单化的问责导向，导致干部将精力放在“灭火”而非“防火”上。更严重的是，某些真正侵害群众利益的村干部，因“维稳需要”反而受到庇护，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三、路径重构：从“物理存在”到“化学反应”
破解信访困局需要推动乡镇信访接待室实现三大转型。首先是，功能转型，从“接访窗口”变为“治理枢纽”。北京某区试点将信访接待室升级为“基层治理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司法调解、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多元功能，使问题化解率提升40%。这种“一站式”服务模式证明，只有将信访纳入整体治理框架，才能发挥其应有价值。
其次是，权责转型，从“责任无限”到“权责对等”。浙江等地探索“县乡权责清单”改革，明确划分县直部门与乡镇的职责边界，同时下放相应审批权和资源调配权。
某试点县向乡镇下放23项行政审批权限后，乡镇本级问题化解能力显著提升。这印证了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论断：“没有相应的权力，责任就是虐待。”
最后是，考核转型，从“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四川某市建立“群众满意度反向考核”机制，将信访评价权交给群众，县直部门考核得分与乡镇对其满意度挂钩，倒逼条块协同。实施一年后，部门推诿扯皮现象减少35%。这种创新实践表明，考核指挥棒的方向调整能产生显著的制度红利。
四、治理现代化：超越信访的深层变革
从根本上说，信访问题的化解有赖于基层治理体系的整体重构。需要建立“三早机制”(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技术赋能为此提供了新可能，如广东推广的“粤平安”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矛盾隐患的智能识别和分级预警。
同时要推进“放、管、服”改革向基层延伸，真正赋予乡镇与其责任相匹配的治理资源。江苏的“基层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值得借鉴，当乡镇发出“治理哨音”时，县直部门必须限时响应，并将办理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更重要的是培育多元共治格局。山东某县推行“乡贤评理堂”，邀请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参与矛盾调解，使信访量下降58%。这种社会力量参与的模式，既缓解了行政压力，又重建了社区自我调节能力。
乡镇信访接待室的困境实则是国家治理体系末梢循环不畅的表征。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指出：“最难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改变治理的习惯。”破解信访困局既需要制度设计的创新，更需要治理理念的变革。只有当信访接待室从“制度空转”变为“治理枢纽”，从“压力出口”转为“信任入口”，才能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治理基础。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进，更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其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色。
编辑 陈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