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钰，崔奇峰

摘要：传统的粮食安全战略为解决我国温饱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转型，需要构建大食物观，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还不合理，农产品供给端面临着农业生产资源约束趋紧、供给结构不合理等压力，农产品流通体系与消费不适应，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大。大食物观的实践路径是通过强基固本丰富食物来源渠道，科学合理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构建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政策和技术支撑体系，开放合作以增强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引导居民合理膳食保持健康消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将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粮食生产为重心的农业发展模式成功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随着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食物消费呈现多元化特征，需要不断优化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近年来农业生产还面临着国内水土资源约束趋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风险；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在品种、品质及区域等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不合理。此外，为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变化，近年来我国食品农产品进口不断增加，贸易逆差扩大。2021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达到2198.2亿美元，是2002年刚入世时的13.6倍，农产品贸易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从进口农产品的构成来看，粮食16453.9万吨、食糖566.6万吨、食用油籽10205.1万吨、食用植物油1131.5万吨、猪肉371万吨、牛肉233万吨(2)。如此大体量的农产品进口规模，国际市场风险不可避免。在国内外双重风险下，传统的粮食安全概念已经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需要树立大食物观，用食物安全代替粮食安全，从而更好地满足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高水平保障居民食物安全。本文拟在阐述大食物观的内涵与特征、分析我国推进大食物观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实践大食物观的路径选择。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将粮食安全定义为：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将食物安全定义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食物偏好。可见，粮食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食物安全是对粮食安全的拓展丰富和升级，两者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我国传统的粮食安全是指以单纯追求数量或以解决温饱为中心的粮食保障模式，特别是追求以稻谷、小麦等口粮作物为主的产量供给，产出安全甚至是唯一目标，几乎不考虑粮食质量和经济效益。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关系紧张、粮食供给短缺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基本方针(3)。在以粮食生产为重心的农业发展方针引导下，我国粮食生产不断取得重大突破。1984年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4万吨增加到4.1亿吨，首次站上4亿吨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由1949年的208.9公斤增加到392.8公斤，接近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400公斤(4),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我国人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往单一追求粮食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不适应日益升级的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以东部沿海地区的食物消费结构为例，2020年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五省居民人均消费粮食123.8千克、食用油9.6千克、蔬菜及食用菌98.4千克、肉类24.7千克、禽类12.8千克、水产品22.9千克、蛋类13.7千克、奶类16.5千克、干鲜瓜果类57.3千克、食糖1.3千克③。东部沿海地区的食物消费结构可能是未来我国总体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方向，特别是未来10年中部地区的消费方向。可见，居民收入提高导致食品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粮油蔬菜的消费越来越低，动物性食物消费越来越高，传统粮食安全定义边界偏小。同时，我国水、土等人均农业资源约束趋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自然风险增加。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国外的战争、农产品出口限制等事件使国际市场食物供应有效性和及时性下降，威胁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因此，为满足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我国工作重心开始从传统粮食安全向大食物观转变，从制度源头布局新的食物生产格局。

20世纪80年代，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多次提出要发展“大农业”。“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既要稳住粮食，也要山海田一起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5)。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多个重要场合讲话中，多次要求同时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多次强调要转变发展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写入“树立大食物观”,作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从大食物观出发，将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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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粮食安全延展而来的大食物观，就是放眼整个国土资源，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依靠现代科技驱动，全方位开发耕地、森林、海洋资源，拓宽动物、植物、微生物来源，增加各类产品有效供给，实现不同食物供求平衡。大食物观进一步拓宽了粮食安全边界，为我国农业发展转型指明了新方向，为构建新时代国家食物安全体系开辟了新的战略路径。与传统粮食安全观相比，大食物观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一是目标更加高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发展政策导向经历了数量安全、经济安全，进一步扩展延伸到确保市场安全和质量安全(6)。在初始阶段，以数量为主要追求、以谷物为重点内容，核心任务是解决人民“吃饱饭”的需求。在“吃饱饭”问题解决后，粮食安全在保障数量的基础上开始重视食物在数量、质量、营养上的共同安全，以大食物观为指引，不仅让人民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安全健康、营养均衡，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是结构更加丰富。过去用以解决“吃饱饭”问题的食物，主要以粮食为主，辅以部分其他农产品。随着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升，对食物需求逐步从单一的粮食转向多元化农产品，增加了肉蛋奶、瓜果菜的需求，饮食结构更加丰富多样。因此，大食物观下的消费结构变化，不仅要求保障粮食安全，还要注重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与食物来源。

三是来源更加多元。过去以粮食为主的食物结构，其主要来源是耕地。粮食是大田作物，不同于设施农业，其耕地依赖程度高。新的食物安全中食物来源呈现多元化，既有耕地资源，也有山水林田等资源，食物来源更加广泛，品种更齐全，质量更高，可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食物需求。

四是供给更可持续。传统农业生产属于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通过增加农药化肥农膜等农资投入来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这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生产方式可持续性低。大食物观要求更多运用科技和先进装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降低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大食物观与食物有效供给有所差别，食物有效供给强调的是国内食物生产和进口对需求侧的满足能力，而大食物观更加侧重对食物的国内生产和国际渠道的控制力。在实践过程中，推进大食物观还面临以下困难：

人类需要的基本食物大致分为五类，即谷薯类、蔬菜水果类、动物性食物、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理论界对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变化解释来自班尼特法则(Bennett’s law)。该法则由美国经济学家班尼特提出，他认为随着收入增加，居民对米面等淀粉类主食消费会逐步减少，而对营养丰富的肉类、蔬菜、水果的消费会大幅增长(7)。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也符合这一法则，2013—2020年人均粮食、食用油和肉类消费量逐渐下降，禽类和蛋类消费量增幅超过50%,水产品和干鲜瓜果类消费量增幅超过30%,蔬菜及食用菌、奶类、食糖消费量也都有一定幅度增长。

虽然数据上显示我国居民膳食平衡有所改善，尤其是华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日趋合理，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均、人口老龄化和不健康饮食方式，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一些农村仍存在食物消费结构不合理、居民营养缺乏与营养过剩并存的情况(8)。目前我国居民的主要食品消费依旧是谷物类粮食， 占总消费量的40%左右。为满足多元化食物消费需求，需要面向整个自然界的大食物系统，在粮食稳产保供的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动物性食物是动物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也是未来消费增长较快的食物，需尽快提高其生产质量和自给程度；植物类副食品是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各品种消费存在差异，应结合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以更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

同时，居民不合理的膳食习惯以及不合理消费问题，给食物可持续消费模式带来巨大挑战，节约粮食和增进营养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居民不合理的食物消费习惯和饮食结构引发了各种健康隐患，不利于持续性的营养健康。伴随着居民普遍存在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如居民在外就餐比例逐渐提高、油盐用量远高于推荐量、静态生活时间延长等，导致膳食脂肪供能比不断攀升，能量摄入与支出不平衡，从而造成超重或肥胖、三高等营养相关慢性病问题日趋加重。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超重或肥胖的成年居民比例超过50%,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达到34.3%和16.4%,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分别为27.5%、11.9%和8.2%。另一方面，食物浪费问题愈演愈烈，对食物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隐患。《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餐饮业的平均浪费率约为12%,而午餐外卖的浪费率更是超过了1/3。食物浪费不仅代表稀缺的水土资源和能源的无效消耗，还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联合国发布的《2021年食物浪费指数报告》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10%与未消费的食品相关。可以说，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9)。

人均农业资源匮乏是制约我国食物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资源约束趋紧且自然风险增加，小口径粮食安全的风险偏高。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优异成绩背后的资源要素约束不容忽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9年耕地面积相比10年前下降近1.13亿亩(10)。从耕地资源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耕地数量在进一步减少，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耕地质量平均为4.76等级，一至三等的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耕地总面积中有10%是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然而只有大约5亿亩可供使用；部分耕地还存在土壤酸化、潜育化、沙化等问题(11)。从水资源看，水资源短缺一直是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刚性约束。我国水资源总量排名全球第6,但人均水资源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13个贫水国之一(12)。虽然通过建设控制性水利工程可一定程度缓解干旱缺水，但土地作为不可移动物，反而会增强耕地约束性。从化肥使用情况来看，2020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的化肥利用率为40.2%,比欧美等发达国家低10～20个百分点；农药和农膜的施用量仍然处于高位，每年分别投入139万吨和241万吨，导致我国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农田土壤农膜残留量高达118万吨，农膜回收率不高于60%(13)。

同时，气候变化也使农业生产变得更加脆弱。我国位于地球环境变化速率最大的季风气候区，气候条件年际变化大，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减产波动高达18%(14)。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旱涝灾害较重。如2021年7月粮食主产省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2022年8月南方高温持续引发干旱等都对农业产生带来了严重挑战。总体来看，大食物观下的农业生产对国土资源和水资源的配置提出更高要求，需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品种方面。在维持现有食物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我国稻米和小麦等口粮可以实现自给，玉米从供求宽裕转向产不足需，大豆供求缺口长期存在，其他农产品供需失衡局面也变得更加突出。预计到2035年，我国许多食物需求量将高于国内生产量，产需缺口进一步拉大，如玉米自给率将下降到82%,牛羊肉和奶制品的自给率将降低为70%～80%,棉花自给率将减少到67%,食糖自给率将缩至40%,大豆供需缺口也进一步变大(15)。二是品质方面。随着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升级、食品安全意识加强，对优质食物的偏好增加，但是当前国内优质食物品种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量多质优的膳食需求，还要依靠进口。三是区域方面，我国粮食产销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北粮南运”是我国粮食区域供求平衡的大动脉，2021年黑龙江等7个北方省份的粮食产量在总产量中的占比达72%,并经长途调运到广东、浙江等南方主销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错位明显，给粮食流通带来很大压力(16)。尤其在当前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又受到运力制约，一旦食物供应链出现断裂，将会造成食物价格波动，从而带来局部地区的结构性紧张。

大食物观要在保障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营养安全的基础上，提升农产品流通水平，稳定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流通是食物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重要环节，是农产品由生产领域向最终消费领域转移的必经过程，是保障食物安全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加快大型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大向农村及偏远地区覆盖；要求有完善的农产品交易场所、保鲜冷藏、检验测验等设备设施，需要建设一批集分级预冷、加工包装、仓储配送、批发零售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形成稳固的农产品物流管道(17);要求加快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对农产品实行标准化生产，在口感、尺寸、色泽等方面尽量统一标准，进而引导农产品在包装、运输、存储等设备的标准化，提高运输效率，最大程度保留农产品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要求减少流通环节，推进农产品流通相关参与者资源整合，开展深度合作，减少中间环节，实现流通成本的下降，提高国际竞争力。

当前我国农产品流通质量不高，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消费。一是流通设施较为落后，农产品损耗率高。小农经济依旧在农业生产中占一定比例，在工业化快速发展中，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现代机械、先进设备等难以与小农户对接，导致农产品流通不畅。比如由于冷藏设备较少，满足不了很多生鲜农产品的储存运输，造成农产品损耗(18)。二是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与需求不匹配。由于小农经济和生产标准缺乏，农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导致农产品在包装、运输等环节尺寸、材料标准难确定，既增加了运输成本，降低了运输效率(19),也不利于扩大优质农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对接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三是农产品流通环节多，降低了农产品竞争力。我国主要存在4种农产品流通模式，包括产地直销、农超对接、农户—龙头企业—批发商—零售商、农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批发商—零售商。产地直销和农超对接模式仅占20%(20),其他模式层层加价，导致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威胁国内农产品产业链的稳定。

在国内食物需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从国际市场进口农产品日益成为补充国内食物供给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我国年度农产品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自2004年从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且贸易逆差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2021年农产品贸易逆差从46.4亿美元上升到1354.7亿美元(21)。2021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中仅蔬菜和水产品处于贸易顺差，其他主要农产品处于贸易逆差。2021年我国进口粮食规模突破1.6亿吨，对外依赖度接近20%。从品种上看，口粮进口的数量较小，大豆和玉米及替代品的进口数量都呈现增长趋势，在我国粮食进口总量中的占比长期保持在85%以上，“卡脖子”隐忧长期存在。

此外，伴随国内食物消费需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我国油菜籽、棉花等也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从国际市场进口食物有利于更好地节省国内水土资源、满足居民丰富多样的食物选择需求，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粮食本身没有国界，而粮食贸易却有国界。当国际农产品市场出现震荡时，如疫病疫情、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冲突等事件发生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国际资本对大宗农产品炒作等，将导致我国粮食进口规模遭遇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强。同时，我国在农产品供应链上缺乏较强的渠道掌控力和话语权，容易面临“被牵着鼻子走”的风险。因此，建立大食物观要立足国内，统筹境内境外资源以稳定农产品供给途径。积极推动农产品进口调控从“主要控制进口”向“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转变，在国际价格低、供给宽裕时适度进口，切实提高农产品进口效率和质量。

当前全球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延续、食物市场供给结构性失衡、农业政策与新种植结构不匹配、多种形式的营养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农业产加销不可持续等问题给大食物观的践行带来严峻挑战，因此需多措并举，把握以下路径：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持续加大开源提效力度，全方位、多途径地开发食物资源，满足多元的食物消费需求。一方面，促进食物来源渠道多元化，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除了依靠19亿亩耕地生产食物之外，还可以拓宽食物生产空间，从33亿亩森林、4亿公顷草原、300万平方公里海洋中发掘食物来源。充分利用物种间资源互补的特点，拓展粮田功能，如在南方构建稻田养鱼、稻虾共生等现代循环农业发展新模式，实现一田多用，丰富食物供给。同时，大力发展生物产业，为丰富食物来源渠道提供充足动力。另一方面，加强生产技术的改进与创新，促进生物合成和人工合成等新兴技术成熟化，提高食物转化利用效率；重点开展微波、红外、太阳能等食品制造过程新型能源替代技术开发，促进食物绿色生产。变革传统食品工业的制造模式，以车间生产模式构建细胞工厂，生产肉蛋奶等食物。延伸粮食产业链，发展粮食精深加工，促进食物形态多元化，提升食物的综合效益。大力推广高品质低蛋白饲料技术，充分挖掘可利用的蛋白资源，积极开发丰富的非粮饲料，以缓解饲料资源不足；减少豆粕等蛋白原料需求；推广人造肉、发酵蛋白、合成蛋白、昆虫蛋白等新食品制造技术，使其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传统蛋白资源的重要补充。

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食物数量充裕、品种多样、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这一目标，改善生产力布局，从而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效结合。一是准确把握城镇化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食物消费需求变化规律，在继续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基础的同时，统筹兼顾棉油糖、肉蛋奶、果菜鱼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安全，以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二是增加优质食物供给、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促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加强对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优胜劣汰、质量兴农，让消费者能吃得安心和放心。三是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农业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并在饲料粮优势产区、畜牧业集中地区加快调整粮饲结构，在生态环境承载力较低的地区加强绿色生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生产潜力较高的地区加强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四是加强对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水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保护，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因地制宜开展设施农业、海洋牧场、经济林果、食用菌等种养模式，提高农业生产资源整体利用效率，有效增加食物供给。

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藏粮于水，形成稳定的机制保障，为大食物观的践行保驾护航。坚持藏粮于地，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强化耕地保护和管控，打出耕地保护组合拳，牢牢守住数量和质量“双红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农田只用来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依规严惩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搞建设行为；加大土壤环境治理力度，针对不同地区的污染情况分区分类施策。坚持藏粮于技，数字赋能农业，推广实时遥感、数据融合、种肥同播、精准施肥等现代技术，强化草地贪夜蛾防范技术、面源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等等，提升科技在食物生产中的贡献率，助力发展高效农业和绿色农业。深入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集结多方力量攻关生物育种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攥牢农业“芯片”,加速符合大食物观理念的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实施，推动我国农业转型和竞争力提升。坚持藏粮于民，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收益保障相关政策和工具，继续用好种粮农民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提升农业保险品种的针对性和精准性；健全社会化服务机制，给种粮户吃上“定心丸”,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从而有效调动农民农业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应做好科学的粮食储备，减少粮食损失的风险，保证粮食有效供给。坚持藏粮于水，确定国家食物生产用水安全红线，为实现大食物观提供用水保障；科学谋划国家水网工程建设，优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区域输配水通道建设，畅通农业水网格局，从而有效缓解现有耕地的用水紧张问题，稳步推进灌区现代化改造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积极参与全球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构建有韧性的、可持续的国际农业粮食体系，从而为国内食物生产的转型与调整营造宽松的食物安全环境。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遵循“适度进口”的国家安全战略，促进我国食物进口来源、渠道、品种的多元化，分散食物进口市场过度集中的风险。充分利用好国际虚拟水、虚拟土的优势，结构性进口耗水量大、耗耕地量大的食物，让我国有限的农业生产资源喘口气、缓口劲。依托“一带一路”倡议，鼓励我国重要农产品加工企业“走出去”,在国际粮食供应链中持续开展建链延链补链强链行动，加大以我国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投资布局力度，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的话语权和掌控力。另一方面，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创新多边合作机制。既要继续深化与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等联合国机构在国际紧急粮食援助、农业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积极借力一些关注农业和减贫问题的非政府主体力量，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引领非政府间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更好发展。适当增加对食物安全问题突出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投入，帮助其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食物生产潜力，改善脆弱群体的营养与健康情况，从而促进国际可持续食物安全目标的实现。此外，建立健全对农产品市场的监测预警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体系，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平台，事前预警和事后反应共同发力，主动应对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持续保障我国食物安全。

合理的食物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食物浪费，从而保障居民的营养健康以及我国的食物安全。一方面，倡导“食育”理念，加强对居民的膳食指导和营养宣传教育。及时更新中国食物营养发展纲要、国民营养计划、膳食指南等，提高膳食营养知识的普及率，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绿色的膳食习惯。例如粮食、猪肉耗水较多，蔬果、牛羊肉、蛋奶耗水较少，因此应进一步引导居民适当增加蔬菜、水果、牛羊肉、鸡蛋、鲜奶等食物的消费，减少粮食、猪肉的消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水资源。针对我国居民油盐糖摄入量过高导致的健康问题，要加强健康知识的科普宣传，引导居民改进膳食结构，调减肉类和油脂的“过腹转化”以及盐糖的过高摄入，减少不健康饮食引发的疾病风险。另一方面，坚决遏制食物浪费。推动《反食品浪费法》贯彻实施，加强对餐饮行业、公务活动用餐、单位食堂、学校食堂的管理，严惩食物浪费行为。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开展节粮减损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形成惜粮、爱粮的社会风气。家庭用餐时注意膳食搭配、营养均衡，按需采买食材；外出就餐时合理点餐，践行“光盘”行动。餐饮行业应进一步加强节能降耗管理，及时纠正浪费现象，推广小份菜、半份菜、拼盘菜，提高餐饮食用效率。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耕地—技术—政策融合视角的‘两藏’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1ZDA056) ;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项目编号：10-IAED-01-2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钟钰，男，管理学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产品贸易、粮食安全;*崔奇峰(通讯作者),女，管理学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粮食安全。

来源：《理论学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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