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通过几个史料记载论述了在秦昭襄王时期楚系势力并没有某些错误言论中的“势力强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楚系势力以魏冉为代表的在秦国为相二十多年来毫无根基和势力。
这件事并不是非是即否，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的看待楚系势力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其势力是否会影响到了秦昭襄王的君权? 而秦昭襄王的君权又能否凌驾其上?
在此之前曾看过一篇孙家洲教授的论文《孙家洲 | 秦国内政再探析：有“重臣”而无“权臣”》。论文的内容逻辑表达都很清楚，所以借此分享给大家。
●秦昭襄王时期政治大环境是如何的 ?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开始，就把“尊君卑臣”的法家政治理念，落实到国家管理体制上。
“法治”的核心则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军功授爵的赏罚体制，取消了贵族世卿世禄的世袭特权，国家的各级官吏实际上就成为君权控制下的流动的、孤立的个体，臣僚的官职爵禄可以根据君权的需要而随时给予升迁或者剥夺，各级臣僚与君权抗争的能力也就相应大大降低。
●当楚系势力与秦昭襄王君权之间产生的矛盾时，秦昭襄王又如何抉择 ?
楚系势力的代表人物魏冉在政治舞台上不是很“敏感”的人，也这是应侯范睢对其有“穰侯见事迟”评价的原因。魏冉有私家之富胜于一国的说法流行于社会。更为关键的在于：楚系势力培养了“四贵”这种小圈子，而且，魏冉作为辅政丞相与统兵大将白起建立了私人之交。甚至魏冉还有排斥异己、嫉贤妒能的言行。当穰侯魏冉或者说是楚系势力干扰或者是影响到秦昭襄王的君权时，对于身居高位的且身为政治家的秦昭襄王而言，是需要出手的时刻了。
●那么秦昭襄王的君权是否是驾驭在楚系势力之上的呐？从结果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范睢被封为应侯，四十二年九月穰侯被驱逐，十月宣太后去世。在这短短的两年间，当范雎以君臣利害关系说服秦昭王之后，随着秦昭王收回权力的决定奏效，魏冉的权力基础顿时失效。
●接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来了，楚系势力为何反抗不了秦昭襄王 ?
以楚系势力代表人物魏冉为例，其执政能力，兼有经营多年而形成的人脉关系网，为何在秦昭王听从羁旅孤身的范雎一番攻讦之词，直接加以废置，而无论是魏冉还是其背后的楚系势力都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似乎也没有反抗的能力，就很温顺地交出大权，并且离开关中之地而前往自己的封邑?
孙家洲教授应该从现实政治制约的角度来做分析。对于秦昭王的翻脸无情，魏冉并非不愿抵制，而是不能抵制、不敢抵制，这才是关键之所在。秦国的制度设计与治国理念，都在强调和强化“尊君卑臣”，这种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即便像穰侯魏冉和其背后的楚系势力一般，它们一度可以“独揽大权”，是因为君主给予了“授权”。魏冉的个人权力或者是楚系势力的权利无论有多大，只是秦昭襄王君主权力的一种“授权”。因为整个国家的实质权利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总结: 秦昭襄王时期的楚系势力手中的权利有吗？其势力大吗？答案无疑是有的且权利颇大，但是楚系势力更类似于“大而虚”的概念。因为秦昭襄王的君权则是在其之上的，嬴稷有权利也有能力决定楚系势力的“生杀大权”。这本质上是由秦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即统治大权掌握在国君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