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有多次灭佛运动，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有四次。
一次是发生在北魏年间拓跋焘在位时期。
拓跋焘曾三次下令打击佛教，第一次是太延四年(438年)，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第二次是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规定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及师巫在家者，不得藏匿，过期不送，沙门身死，主人门诛；第三次是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宣布佛教为邪教，令全国各地碎佛像、焚佛经，同时，沙门无论老幼，“悉坑之”。
最终经过拓跋焘的三次灭佛，北魏国境之内，再也看不到一个出家之人，甚至连光头都没有。
第二次是发生在北周年间宇文邕在位时期。
相比之下，宇文邕的灭佛运动算是比较和缓的。
他灭佛之前先是多次召开大会辩论三教先后，最终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后来又亲自下场与佛门高僧辩论，高僧揭其护短，责其不公，宇文邕不悦而退，为示公平，便下诏禁断佛道二教，连道教及各种民间宗教一并罢黜。
后来他灭了北齐，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焚毁一切经像，严令灭佛。史载，不到两年，北周就焚毁了寺庙4万余座，强迫了300多万僧尼还俗，佛教在北周一时间销声匿迹。
第三次是发生在唐朝李炎在位时期。
李炎在位的第二年（842）就开始下令违反僧规戒律的僧人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
第四年又下旨“不许供养佛牙”，很多寺庙因此被拆毁。
李炎去世前一年（845年），灭佛运动达到高峰，他不仅下令焚毁皇宫内所有佛经，将宫中所供佛像全部深埋于地下，还令各道府只留一寺，每寺只留三十人，余皆罢毁。
史载，李炎的这次大规模灭佛，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山台野邑4万余所，强迫了26万余僧尼还俗。
第四次是后周年间柴荣在位时期。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柴荣下令凡是在后周境内的寺庙，除了有皇帝特批的之外，其余一律拆毁，每县只留一座，而且以后无论何人都不得新建寺庙，百姓也不得擅自出家，更不许僧俗舍身。
如果有一心剃度出家者，需先通过考核，男子出家最低年龄为十五岁，女子为十三岁。达到条件的可以去参加“面试”，内容是当场背诵佛经七十纸。
另外，尽毁天下铜制佛像，私藏五斤以上铜佛者处死。
于是，一年之间，后周就毁去佛寺三万余所，还俗六万余僧，一时天下僧侣几灭、佛像尽毁。
这就是被后世称之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事件。
巧合的事，这四次灭佛的皇帝中有三个谥号或庙号中带了个武字，拓跋焘谥号太武帝，宇文邕谥号北周武帝，李炎庙号武宗，即便柴荣的谥号也是“睿武孝文皇帝”，虽然简称后周文皇帝，但以他败后蜀、摧南唐、破契丹的武功，如果不是第二代君主，谥号武皇帝其实更为合适。
那么这是不是巧合呢？既是巧合也是大概率事件。
纵观历史上的灭佛事件，都有两个共通点：
一是，基本都发生在王朝中晚期或天下大乱之时。
上述四次灭佛，有三次是发生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一次是安史之乱后的晚唐，这并非无因。
乱世宗教兴，乱世老百姓日子艰难，苦日子里没法的事太多，只能祈求佛祖的保佑，这是佛教兴盛的土壤。
二是，灭佛的原因基本一致。
佛教在不灭佛的日子里，一般都享受比较优厚的待遇：不交税，不服役。和尚比公务员都吃香，对于乱世中的老百姓来说，当和尚就是一条好的“出路”，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把头发一剃，随便找个寺庙出家，要吃又吃，要喝有喝，还不用不兵役，谁还愿意给官老爷们当牛做马，于是僧侣越来越多，老百姓越来越少，国家的赋税、兵员自然也就越来越匮乏。
那些有志于国家富强，开疆拓土的帝王自然看不下去，所以太武帝“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还俗，以从征役”；北周武帝“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后周武帝“毁铜佛像以铸钱”。
唯一一个动机不纯的唐武宗，用的名义还是“增官纳税，遂广其人”。
而他们的灭佛基本都达到了目的，不考虑对僧侣来说是一场灾难，只论对国家的经济而言，其利远大于其弊，比如北周强制还俗的僧尼就占了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宇文邕也因此一下子富得流油，有钱有兵，不到三年就从被北齐压制的小弟一跃成为了主子。
有钱有兵，又有“死后不怕下地狱”的气概，自然会成就一番丰功伟业，尤其是在武功上。
而“武”的解释是“威强睿德曰武”，王朝中期再加上开疆拓土的伟业，很容易被后世子孙加“武”的谥号。
因此武帝都灭佛就顺理成章了。
史上称后主的皇帝一共有五个：蜀汉后主刘禅、北齐后主高纬、南陈后主陈叔宝、后蜀后主孟昶、南唐后主李煜。
他们虽然都与奢华无度、不理朝政、宠信佞臣、没心没肺这些词脱不开关系，但不可否认他们都比较有才。
北齐后主高玮在音律方面天赋极佳，亲自谱曲《无愁曲》流传至今，他在文学界就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无愁天子”，虽然不无贬义，但也证明他在文学界有一席之地；
陈后主陈叔宝在五言格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为学术界所公认，他所作的《玉树后庭花》更是宫体诗的翘楚之作，许学夷的《诗源辩体》言：“陈后主五言声尽入律。”胡应麟的《诗薮》也说：“（陈后主）五言八句时合唐规。”另外，他还是艳情诗的高手；
后蜀的孟昶则是有史可考的第一幅春联的作者：“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另外孟昶还会自己配药方，据说效果非常显著；
南唐的李煜更是多面手，书法、绘画、音律、诗文无一不通而且造诣奇高。一首《虞美人》让人觉得如果李煜不生在皇家，一定会成为宋词的领军人物。要不是后来出了个宋徽宗，李煜绝对是毫无争议的最有才华皇帝。
唯一一个稍显平庸的刘禅还是情商最高的一个。不说他少时被诸葛亮赞为“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就是他能稳住诸葛亮，与其相安无事十二年，当了四十年皇帝，也不是一般亡国之君可比的。更何况还凭着一句“此间乐，不思蜀”成为五位后主中唯一一个寿终正寝的。
总之，用一句来形容这些后主们就是：除了不会当皇帝，其他方面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华那是杠杠的。
这难道也是巧合吗？不是巧合，是王朝的必然规律。
何为后主？一个解释是王朝的末代君主，另一个是相对先主而言，后代的嗣君。反正不是王朝的第一任皇帝。
而作为王朝的接班人，后主们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教育资源丰厚不说，皇帝对他们学业的重视也不同于一般人家。虽然后主可以顽劣，但在父皇的眼皮子底下，在龙椅的诱惑之下，少有不努力读书的，这就为他们施展个人才华打下了很好的底子。
另外作为亡国之君，一般闲得很，除了遛狗走马、躺一躺脂粉堆，还得有一点上的台面的爱好不是？毕竟像崇祯这样自律的亡国之君太少了。
有了底子再加上有大把的时间，他们在文学创造上做出点成绩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亡国之君作为君主中名气仅次于开国之君的皇帝，世人自然会深扒他的祖宗十八代，就像小时候尿过几次床都记录在案，更不用说他们那些少的可怜的“闪光点”了，于是他们就纷纷成了“有才之人”。
这就是所谓的名人无隐私吧！
另外，史上有太多的非亡国之君也有才，比如梁元帝写下了《采莲赋》这样的千古巨作；唐僖宗马球技艺高超，高超到参加马球进士科考试能中状元；天启帝制作的宫殿，高不过三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木工活绝对世界一流；唐玄宗精于音律；乾隆则多诗文。
所以，不是后主皆有才，而是几乎所有的龙子龙孙都有才，只是他们名气不到，我们深扒不够，而导致他们显得平庸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