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guì），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句话虽然原本用来说明治国理政，但实际上同样适用于我们为人处世。

《论语·先进》中说“过犹不及”，做事超过或不够都不合适，老子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说的其实就是“度”的学问，在人与人相处时，在人生修养中，老子以下的四个“不”，我们必须要知道。

方而不割：方正而不割人

有道的人方正而不割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个物品“方”，那就是指它棱角尖锐。而如果说一个人“方”，则很好联想，就是说他做事耿直，但过于“方”者往往处事僵化、不懂变通，“方”固然是正直与坚守原则的一种，但往往会因为不懂迂回而有所伤害。

中国人信奉“做事要方，做人要圆”的人生哲学。“方”是做人要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有自己的主见和原则，不为权势和金钱所左右。但是，它不是呆板、教条、认死理，而是以不变应万变，“方”外有“圆”，“圆”是做人要圆通老成，要认清时务，讲究技巧，使自己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但是，它不是奸猾世故，八面玲珑，而是以万变应不变，“圆”中有“方”。

“方”是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事的锦囊。如果只“方”不“圆”，或者只“圆”不“方”，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放眼古今，某些正直、诚实的人之所以命途多舛，从处世之道上就是只“方”不“圆”所致，但唐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清代富可敌国的和珅虽然奸猾世故、八面玲珑、作威作福、风光一时，但是最终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他们的做人之道是只“圆”不“方”。

所以，只有善于把“方”与“圆”巧妙地结合起来，方正而不割人，圆通而不奸滑，达到方圆有致的圆通境界，才是人生成功的真谛。

深谙“方圆之道”的人是拥有大智慧之人，做人可方可圆，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方外有圆、圆中有方，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才能无往而不利，才能容得万事万物，同时也能为万事万物所容。

廉而不刿：锐利而不害人

“廉”在这里是锐利之意，而“刿”则是伤害。为人方正, 但却没有锐利的棱角, 去割伤他人。“廉而不刿”要求我们在做事时要刚正、清正，但同时也要顾及他人感受，不能太过。别人有小过小错，我们也不要去用言语割伤他的心灵。为人清正廉洁, 可是处事方面也要厚道, 不能疾恶太严、苛刻太甚。

《传世言》中说：“辱人以不堪，必反辱；伤人以已甚，必反伤。”羞辱别人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必定使自身反受其辱；伤害他人到超过极限的程度，必定使自己反受其害。

因此，即使他人有错，也不能待其到苛刻不能忍的地步。人生在世，行事需小心在意，处事需心胸豁达，以君子般的坦然姿态应付一切，放低姿态，谦虚谨慎，努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用忠厚去包容他人，消弭道德的锋芒。

直而不肆：直率而不放肆

直率是一种良好的品行，但是往往直率的人却不被人喜欢，这常常是因为他们错在一个“过”字。过于直率的人缺少包容、隐忍的品性，想说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讲，看到别人的短处也直接攻击，这种直率因为过于自我而忽视他人的感受，容易变质成傲慢、自大、自私、放肆，而失去了起初的良好意味。我们为人要率直，可是决不能直率得过于放肆。

“直而不肆”对我们的人生修养与处世言行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直而不肆”是真君子的体现，一个人若能做到直，可称真士（真实自然），若能做到不肆，可称儒生（温文尔雅）；而只有做到直而不肆，才能堪称真君子。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道德真经注》中说：“直者不能容隐，纵肆其言，以讦人之短。圣人则不肆。”

直若陷于过度偏激的一面，往往表现出放肆其言、攻讦（jié）人短，所以，“直”必须用“不肆”来制约其偏差。“直而不肆”告诉我们，做人要端直而不放荡，正直而不放肆，耿直要有忌惮，率真而不轻狂。

做到“直而不肆”，就要坚持内心本“直”而表达要“曲”，内心质朴无尘、率真自然，却以温婉雅致的方式表达出来，丝毫不中伤他人。

光而不耀：光亮而不刺耀

老子曾说：“无光或过度弱光不利于人生，但过度强光也不利于人生，只有‘中和之光’才有利于人生。”他以暗淡无光喻人之逆境，以光采照人喻人之顺境。“光而不耀”是说人在顺境，即在光彩、得意之时，要牢记“光而不耀”的告诫，既不要过度地炫耀自己，也不要以强光耀眼他人，能够以“和其光”的平常心低调做人、低调做事。这是一种不露锋芒的高超处世哲学。

有了成就的光芒，要保持温润低调，决不炫耀，否则就成了刺眼。元代学者吴澄在评论《道德经》时有这样的解释：“光者不能韬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长。圣人则不耀。”

当今社会有许多人在成为了所谓的“光者”之后便锋芒毕露、自满陶醉，在他人眼中成为了刺目的存在。其实智慧的成功者往往使自身的辉煌亮得柔和，而不会固步自封。当一个人成绩达到辉煌时，头脑更要冷静，目光更要远大，行为更要稳健，做人更要低调。韬光养晦，方能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