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英国使臣韦德向英王提交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他写道，鸦片对我国的危害不仅如同酒精于英国，还远甚于此。鸦片不仅毁灭了人的身体，还彻底摧毁了人的道德品行。然而，这一毒害在当时我国竟成为了“普及”生活的一部分。毒品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变为普罗大众的日常消遣工具。
接下来。本文将探讨在这一变化背后，慈禧太后及其决策是如何推波助澜的。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分两路进攻我国，山东地区的军民在蒸汽军舰和现代火炮的攻击下很快被击溃。英国政府以保护商业利益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最终以我们签订《南京条约》告终。这一条约开启了我国近代史上饱受屈辱的时期，洋银赔款和香港被割让成为悲剧的开端。
在道光皇帝在1839年收到广东巡抚邓廷桢的奏折后，这份详细记述鸦片对我国造成创伤的奏折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皇帝立即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缉查行动，最终在虎门海滩上集中销毁了两万余箱鸦片。然而，这一措施激怒了英国商人，促使他们施压英政府发难。
鸦片原是权贵享受的奢侈品，价格高达十两白银一两鸦片；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半年收入。然而随着晚清鸦片逐渐走向大众化，福州城的街头开满了鸦片零售店和烟馆，数量多达数千家。成人男性大多染上了这致命的嗜好，甚至连码头苦力也能省吃俭用以享受这一恶习。
对于鸦片问题，最初是我们严厉打击的对象，然而到最后我们不仅改变了态度，甚至公开征收鸦片税。朝廷直面了鸦片的市场效应，并在利益的驱使下决定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光绪年间，一两鸦片的价格降至白银一两，这一价格水平使其成为普通百姓也能负担的消费品。
在1859年的春天，慈禧太后于颐和园的勤政殿召开了一场会议。会议提出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该条例允许国内种植罂粟，但需缴纳税收。表面上这是打击外国鸦片，实则是给国内鸦片种植开了合法的大门。在此政策推动下，农民纷纷改种罂粟，因为种植罂粟的收益远超传统农作物。
山西巡抚曾国荃曾在奏折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农民们将最肥沃的田地种植罂粟，粮食田则转移到贫瘠的山地上。各地纷纷出现制烟作坊，制烟工艺也不断改进，为鸦片市场提供了大量廉价毒品。朝廷税收因此增加，仅山西一省的土药税收每年就达到十几万两白银。
然而，鸦片种植的泛滥对我国带来了严重后果。光绪十四年春的山西大地上，罂粟花海代替了本该金黄的麦田。因为粮食减产，粮价飙升，使得普通百姓根本无法购买粮食。特别是北方的河南、山西、陕西三省遭遇严重旱灾时，大范围的饥荒蔓延，死者数以百万计。
在1912年清朝覆灭之前，国产鸦片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外国进口鸦片。鸦片种植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还与地方官员和朝廷利益深度捆绑，无法轻易断绝。因此，即使后来朝廷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但为时已晚，鸦片问题仍然困扰我们，成为清朝末期的一大毒瘤。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将鸦片称为“亡国毒药”，直指这一问题残害国家和人民的深层次危害。慈禧太后通过征收土药税厘条例，试图解决白银外流，却无意间引发罂粟种植的泛滥，导致了毒品的普及，使得国家进一步陷入困境。
鸦片成为清朝灭亡的重要推手，这段血泪历史，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慈禧太后的短视政策解决了暂时的财政困境，但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长期的祸患，使百姓在毒品中沉沦，这一教训尤为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