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派出嫡系部队四十六师接替粤军，再次向我游击区发起了新的"清剿"。
1936年9月，为了部署粉碎敌四十六师的"清剿"，项英、陈毅等同志分析了形势，研究了策略，作了一个"九月决议"。决议除要求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外，还为我们制订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强调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白区工作，要我们放手搞"两面政权",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事后，我们在游击区派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去担任保、甲长，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两面派"。
信丰黄坑口的共产党员李绍沧，瘦高个子，精明能干，村里群众都叫他"高佬"。敌人搞移民并村时，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份尚未暴露，便派他随同群众搬到锡坑去住，除了种田，还开了一爿小店。国民党保长朱和亭见李绍沧是个买卖人，能说会算，就要他当甲长，组织上也同意了他去干这份差事。
一天，李绍沧到长安墟乡公所开会，领到一份"联防清剿条例"。会上，国民党乡长朱勉山咒骂了一通共产党游击队以后，专门责问李绍沧说："李甲长，怎么你们上面坑内还有人开私会？"李绍沧故作惊讶地说："没有听说呀！"朱勉山说："你回去好好查访一下。"李绍沧说："好，一定照办。"
李绍沧回到村里，连夜召开党的支部会，研究了对策，并派共产党员李绍珠，带着敌人的文件，进山向红军游击队作了汇报。
第二天，国民党开来了一连兵，敌连长要李绍沧带路搜山。李绍沧问："搜哪座山？"敌连长说："哪里有土匪就搜哪里。"李绍沧说："有人报告说青山里猫公窝里发现一个棚子。"敌连长便决定去搜青山里。
李绍沧背起鱼篓在前面引路，把敌人带到青山里，指着一个山窝子说："那里就是猫公窝。"敌人下到窝子一看，果然见有一个草棚子，棚子周围还杂乱地丢着一些烂锅头、破碗片、烂布条，还有一堆余烬未熄的柴灰。敌连长连忙命令士兵："一排从左到右'包搜'，二排从右向左'包搜'，三排负责警戒。这次搜山决不许让'土匪'跑掉。"李绍沧上前说："连长，我下河沟捞点鱼，好给弟兄们加菜。"敌连长点头说："好，你在下面等着。"
敌人搜了老半天，连红军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李绍沧不禁暗自好笑。敌人哪里知道，山窝里的那个场面是当地共产党员在头天晚上开会之后连夜布置起来的。
李绍沧堆着笑脸，抚慰敌人说："红军游击队在山里躲着反正跑不了。该回去吃饭了，明天再搜吧！我在河沟里捉到几条鱼，正好慰劳慰劳兄弟们。"敌连长见天近黄昏，快快地下令回防。
敌人的营部扎在中坝墟，四个连的士兵经常轮番到锡坑一带搜山。李绍沧和敌营长、连长搞得很熟。他们每次下来，他就忙着张罗烧鱼煮肉，殷勤接待。每逢中坝墟日，他还要给营长、连长捎点鱼干山味。敌营长、连长经常夸奖说："李甲长呱呱叫。"
李绍沧常用保甲办事处名义去买红军游击队迫切需要的油盐、药品、电池、纸张等，然后交给群众带到山里去。
后来，他又随移民从锡坑搬回到黄坑口住。在黄坑口，由于叛徒、原信康赣县委机关事务长王文阳的告密，他与共产党员李光松均被敌人关押了起来。
敌人在营部审问了他。
敌连长："李甲长，怎么你也当起'土匪'来了？"李绍沧："我一向安分守己，决不当'土匪'。"
叛徒王文阳一旁插嘴说："他跟'土匪'做过买卖。"
为了出出王文阳的丑，他当场回答说："事情倒有这么一回。那时你来找我买粮食，我不答应，你就要杀我。我没刀没枪，有什么办法。千怪万怪，都怪我住的地方不好。"
"你知道'土匪'住的棚子，为什么不报？"王文阳像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又装腔作势地问道。
"你在游击队的时候，并没有把你住的棚子告诉我，我怎么会晓得呢？"李绍沧反问道。
王文阳面红耳赤，一时答不上话来。
李绍沧趁机进逼道："文阳兄，讲话要凭良心啊！"接着他转过脸对敌营长说："我是政府的甲长，游击队怎会把他们住的棚子告诉我呢？"
王文阳还是咬住不放，忿忿地说："你闻'匪'不报，违犯'联防清剿条例'，该当何罪？"
李绍沧也不退让，沉着地回答说："你不要乱咬人。我报了没有，请在座的连长给我讲句公道话。"
敌连长说："报了的。李甲长还亲自带领我连兄弟去抄过青山里。"
敌营长见此光景便开脱说："嗯，李甲长说得有理。这完全是误会，莫怪了！"说罢，叫连长给李甲长开了一张证明，就把他放了。
后来，地下党员李绍仁同志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党组织要李绍沧出面保释。可是，按照国民党的"联防清剿条例"的规定，保释政治嫌疑犯要有"一保五甲"的联保，只他一个甲长是不能保的。于是他就同本保保长及一些甲长商量，但他们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因此，他就与三个担任甲长的共产党员研究决定，由均井坑甲长（共产党员）朱清绪冒充保长朱和亭，请一个进步青年学生充当甲长，东凑西凑，凑足"一保五甲"，然后用块蕃薯刻了个假公章，造好"保释书"，花了几十块大洋，把李绍仁同志从信丰的国民党监狱里保了出来。
二
在赤白交界区，我们根据项英、陈毅同志的意见，主要是搞"黄色村庄"。这是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我们依靠群众先把联保主任、保甲长的底子摸清楚，利用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把掌握实权的联保主任或保长孤立起来。然后，在漆黑的夜晚或阴雨天，对他们突然进行"访问"，坐下来同他们谈判，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利害；给他们讲约法八章：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不准走漏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当游击队通过屋场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后，可以朝天开枪，好向敌人交代。同时，要他们代购粮食、药品，在限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的地点，照价付款。谈判告成时，要他们签字盖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浑身颤抖、魂不附体的保、甲长们，只好满口答应，乖乖地照办。限定的时间到了，药品、粮食等，一样不差地送到了指定地点，我们也按价付了钱。这样一来，所谓"通匪、济匪者杀"的命令，也就被丢到茅坑里去了。经过多次工作，有的几乎完全听命于我们，成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派"-﹣挂着国民党的牌子，为共产党干事情。
王坑头的王保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两面派"。
王保长以保护全坑的安全为名，强迫老百姓出钱买枪支弹药，并开设工厂，自造土枪土炮，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充当国民党的帮凶。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就叫地主武装封锁交通要道，盘查从游击区到白区去的群众，并经常威胁群众说：见"土匪"来了，不鸣锣吆喝，要杀你一家子。因此，红军游击队在王坑头一带开展工作就感到特别困难。
陈毅同志亲自和我们分析研究了王坑头情况，说："王坑头群众，大部分是向着共产党游击队的，只要我们除掉王保长，或者把他争取成为'两面派'，王坑头的工作就好开展了。"他决定亲自带几个同志去审问王保长。
一天夜里十一点钟。陈毅同志带了几个游击队员，悄悄地摸进王坑头，敲开了王保长家的门。陈毅同志对惊魂未定的王保长说："王保长，你不是常带国民党兵上山找游击队吗？现在我们主动上门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王保长的嘴皮哆哆嗦嗦，答不上来。陈毅同志当即警告他："今晚我们游击队是来和你谈判的，你要放聪明点。如果你要要弄点什么名堂，我们游击队就不客气了。"
王保长耷拉着脑袋，说："是，我有罪，.…"
于是，陈毅同志在一把木椅子上坐下来，开始了对王保长的审问。陈毅同志问他：你给"剿山"的国民党兵带过几次路？抓过多少老百姓？向老百姓敲诈了多少钱？抢过老百姓多少东西？为什么要组织地主武装，自造土枪土炮？……对这一连串问题，王保长一个也不敢作答。最后，陈毅同志问他："你够不够死罪？"
王保长听了，"啊！"地大叫一声，瘫倒在地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陈毅同志站了起来。正言厉色地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我们都见过，你这个小小的保长，几支土枪土炮能消灭我们吗？！我问你：你愿死还是愿活？"
王保长叩头如捣蒜，连声哀求说："愿活，愿活……"
陈毅同志正告他：要活的话，必须答四个条件：一、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剿山";二、游击队员到坑里来，不准打锣吆喝，不准报告；三、游击区群众到白区买东西，不准盘查扣留；四、经常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准有半点掺假。
陈毅同志每说一条，王保长就答一句："一定保证"，"一定效劳"。
经过这次审问之后，王保长被迫履行诺言，以后逐渐成了"两面派"，王坑头也成了"黄色村庄"。
当然，我们在搞"黄色村庄"时，也遇到了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对这些家伙我们也决不客气。像大余梅山的反动保长廖桂山罪行累累，顽固不化。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的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杀掉廖桂山后，游击队即叫群众去向国民党报告，使群众免受牵连。我们把这些最反动的保、甲长整掉了一两个，其他保甲长也就规矩些了。
三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山里与平原的消息不通，我们又没有电台，也无法与外面通讯，长期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对全国整个斗争形势，就很难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设法继续搞报纸，搞不到自己的报纸，也要搞些敌人的报纸。不管江西的、广东的、香港的报纸都要。
为了搞报纸，我们就把弓里贫农团的人找来，叫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认为，报纸一般人谁都可以订阅，但我们订就不行，必须找一个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订，才不致引起怀疑。同时，在送报纸时，我们还要能秘密地接上头，把报纸拿到手，送上山。
谁能承担这个任务呢？贫农团提出，黄老拐这个人比较合适。黄老拐名叫黄承祥，他左腿有点毛病，走起路来总是一拐一拐的，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黄老拐。他是弓里保学校的名誉校长，在国民党那边还吃得开，常在大余、池江一带活动。
为了做黄老拐的工作，当即研究了一个方案，由黄克廷和几个游击队员分头进行准备。
一天下午，黄老拐刚回到家，黄克廷就去请他过来喝酒。黄老拐白天走了点路，感到有些困倦，歪倒在靠椅上，但他一听到请喝酒，顿时眉开眼笑。他假意推让了一番后，就拿起文明棍，随着一拐一拐地来到了黄克廷的家。
他们喝了一阵子酒。黄老拐有了几分醉意，得意洋洋地扯了黄克廷一把，遮着嘴角说道："唉！这次到大余，都劝我出任池江区长。本来嘛，为乡梓出力，义不容辞。克廷，你看怎样？哈哈，哈哈！…."
笑声未了，房门突然咿啊一声，闪出二十多个游击队员，手上的短枪咔嚓一声，全上了顶门火。黄老拐被吓得两腿瘫软，手里的酒杯落地，跌得粉碎。他慌张地问："这，这，这是干什么？"一个游击队员上前一步，和蔼地说道："黄先生，惊动你了，请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
黄老拐连声说："是！是！我知道你们好，有什么吩咐，姓黄的一定效劳。"
于是，游击队就同他谈判订报纸的事，他满口答应，并签了字。从此，黄老拐按时给我们送来江西、广东等地的国民党报纸。
报纸到手，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了，敌人内部有些人也是可以利用的。
过了些时候，黄老拐想活动当池江区长，但他有一个强劲的对手，活动得很厉害。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他是有求于人的。为了进一步争取他成为"两面派"，我决定亲自去和他谈谈，做些工作。但是，要和黄老拐接头是不容易的，首先，他不便到山里来，也不肯到山里来，因为一旦暴露了，对他对我们都不利，何况他对我们的看法究竟怎样，还值得研究。于是我决定到弓里去。
这天晚上，我先派了几个同志进入弓里，作了必要的布置。然后，我由黄克廷带领，向弓里走去。天色很黑，路不好走，好在黄克廷是土生土长的，由他带路，等于长了一双"夜眼"。
我们走到弓里村外一座十多公尺长的木桥上，操着本地方言，一面走，一面讲。敌人的哨兵发现了，喝问道："口令！"
黄克廷从容地答："老百姓。"
"干什么的？"
"归来。"
敌人用电筒一照，看了看，放过了。
我们进到弓里，向右一转，遇到了几个游击队员，翻过短墙，跨过两条路，穿过老百姓五六栋屋，到了黄克廷家。接着就把黄老拐找来，由黄克廷作了介绍。我赞扬了他帮助游击队订报纸、买东西，并鼓励说："请放心吧，红军游击队的事不会连累别人，但是你也不要暴露目标。为游击队多做些事情，将来总是有好处的，游击队不会亏待你。谁来当池江区长，自然是会有人选择的。"
谈话进行了将近半个小时。游击队员进屋来，要我为已经集合好的二十来个群众讲话。我讲话后，又对黄老拐说："现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共和卖国的罪行是联系在一起的，谁要蛮干到底，谁就会丧失人心；谁要团结抗日，谁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衷心希望黄先生珍惜和红军游击队的关系，珍惜自己的前途！"
黄老拐是个有社会阅历的人，自然会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于是他陪笑说道："陈先生，常言道：'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而报'。承先生的栽培，兄弟自然竭尽绵薄，为红军游击队效劳。"
我们回来后，也为黄老拐做些工作，暗中帮黄老拐作点宣传，对他的政敌施加点压力，并公开揭露他的政敌的罪恶，在群众中造成一种舆论。不久，池江进行投票选举时，黄老拐以二十四票对二十三票，险胜了他的政敌，当上了池江区长。
黄老拐当上区长后，见到国民党的官兵喊"老总"，见到红军游击队喊"同志"，两边应付。他对红军游击队不得不履行诺言，为我们作了些掩护。比如上犹有个姓孔的同志在池江被国民党军队抓去了，黄老拐就代我们去保释出来。国民党军队要搜山，他就对山里赶墟（赶集）的人说："喂！明天不要乱跑呀，有军队去搜山。"他用这种办法带信给游击队。
我们还派人到池江购买游击队迫切需要的东西。对这，黄老拐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后来，我们又派黄种的赖信仁同志进池江以做裁缝为掩护，给红军游击队做联络工作。另外，我们还与池江曹聚隆百货商店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
从此，做"两面派"工作的经验进一步为红军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所接受，他们在平原的工作比以前更加活跃了。
四
1937年春节期间，项英同志与信康赣县委机关干部在坑内的高山中活动。当地群众的习惯，春节后元宵前不做买卖，不出门往来。因此，在这段时间更难买到东西，消息也更加闭塞。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我信康赣游击区进行重点"清剿"。项英同志估计敌人进坑抄山，对山外特别是对山外的平原地区，反而要放松一些。他风趣地对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同志说："好嘛，敌人进山，我们出山，同他们换个防好了。"接着，他们对反"清剿"作了周密的部署：敌人进坑搜山，游击队溜到山外去袭击敌人的后方，发动与组织群众中的秘密游击小组成员在山外骚扰敌人；同时把机关工作人员分散到山外择地隐蔽。
部署停当后，他们就同警卫班长胡大炳，警卫员曾忠山、丁上淮等一行五人，来到大余县新城镇（国民党区公所的所在地）附近的鹅湾村，在一个基本群众的家里隐蔽起来。这个老俵，对他们很热情，并特别关心他们的安全。但项英等同志到村时，却被一些群众看到了，结果来看望的人很多。有送红薯干的，有送豆子、花生、黄元米果的，问寒问暖，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亲热。
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有几个国民党兵突然闯进村里抢东西，弄得鸡犬不宁。他们五人也受了一场虚惊。于是，当晚他们就商定转移。
他们向老俵道谢后，在深夜里便悄悄地离开鹅湾村来到周屋村一个开明士绅的家里。这个士绅以前曾帮助过游击队。这次同他接头时，他怕在他家隐蔽不安全，因为离国民党军的驻地太近了。游击队的同志认为，正因为离驻军近，才不致引起注意，反而比较安全。这位开明士绅也觉得有道理，就点头同意了。
他把项英等五人安置在他家过道间的楼上住下。这间楼上堆放着很多甘蔗渣，他们把一个楼角的甘蔗渣扒平一些，人就在上面休息。当时刚过完春节，很多人在门口的晒场上晒太阳。有的在缝衣服，有的在拉家常，说笑打闹，楼下过道间来往的人很多，而他们五人在楼上隐蔽，却泰然自若。那个绅士叫家里人做饭菜时，只说他们几位是本地某财主的少爷邀来躲在楼上打麻将的。当他家里的人把饭菜做好后，就用篮子盛好，由那个绅士亲自送上楼来。送饭时，他总要先看看附近有没有人；见没有人时，才按照联络的暗号，咳嗽两声。然后由他们几位同志到楼口去接饭菜。送茶水时也是先打好招呼。
项英等同志在绅士家里隐蔽时，刘符节同志悄悄出去联系当地的地下党员和秘密游击小组成员，组织他们在黑夜里到河对岸砍电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直把标语贴到新城区公所门口。
项英等同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隐蔽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得到消息说，进山的敌人已撤回据点，他们就从容地离开周屋回到了游击区。
五
在开展"两面派"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采取"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战术，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开展兵运工作，到白区去开展工运工作。我们从游击区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强的地方，抽了一些骨干打进敌人的心脏里去，同那里的士兵、工人交朋友、拜弟兄，积极开展分化解敌人的工作。
我们在漂塘钨矿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赤色细胞"在工人群众中不断扩散，矿山几乎到处都有红军游击队的耳目。每当夜幕降临，闪烁的灯火便在矿区漫山游动，使党组织的指示及时传到工人骨干的耳里。
在一些驻防的国民党军队里，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送情报。这样，国民党军队要到哪里去"清剿"，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可以从容不迫地转移，或乘机伏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而那些国民党军官被打得晕头转向、气急败坏地回到驻地时，红军游击队的宣传品，早已摊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
由于有了正确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就能广泛地开展起来。敌人强迫群众在山里修碉堡，红军游击队和党组织就动员群众一拖再拖；在敌人的武力强制下不得不去时，就动员一些老弱和妇女去应付，以延宕时间。等到碉堡快要筑成时，游击队夜里就去把它炸掉。结果是许多地方修了几个月的碉堡，始终没有筑起来，有的仅筑了一半，也只得停工。敌人毫无办法，最后只得由国民党派军队去筑。
群众对国民党买枪办"民团"的命令，也实行拖延和抗拒。一些地方把"民团"搞起来，游击队设法派人打进去，掌握枪支，使它不为国民党所用。
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游击队以一部分力量在游击区内发动群众，而以大部分力量向外出击，转移敌人对游击区的注意力。比如，当敌人进攻游击区时，信康赣游击大队挺进到河东长演坝一带开辟工作。北山游击队向广东边境挺进，消灭了一部分"民团"，缴获了一些枪支。后来，南山游击队与北山游击队合编，重新创造了一个新南山游击队。游击队在游击区外的胜利出击，使敌人不得不抽出进攻游击区的军队去追击，而游击队又伺机转回游击区。
在敌人的包围分割之下，我们几个游击区，好像大海里的几个"岛屿"。但是，我们紧紧地依靠基本群众，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同时，又积极去做"两面派"的工作，这样，我们这么几个"岛屿"，就有着人民的海洋作依托。尽管敌人对我们严加封锁，却没有办法把我们困死、饿死。1936年冬天，天气很冷。但防冻的生活必需品，如棉衣、被毯、鞋袜和其他物品，陆续从池江送进山坑。昔日"饥同飞鸟争余粒，倦向丛茅索绣衾"的情景已成过去，出现了人们所料想不到的新局面。无怪乎余汉谋在《绥靖公报》里一再发出哀叹："匪方所有布匹、食米、食盐以及鞋袜电筒等件，皆系地方土豪（保甲长居多数）供给","土豪或保甲长，欲图苟安，咸乐为之"。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