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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熙二十年（257年），蜀汉中散大夫谯周发表《仇国论》，表达了自己对大将军姜维屡次北伐而导致民生凋敝的不满。那《仇国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真的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投降主义言论吗？船长为你细细道来。

一，蜀汉局势

建兴十二年（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时病逝，蜀汉由此进入后诸葛亮时代。此时皇帝刘禅早已成年，也迫切希望自己能够亲政，于是大权由皇帝与宰相共享，进入君臣共治时代。但随着诸葛亮之后的历代宰相在威望与能力上日渐减弱，所以刘禅的权力日渐增强，成为蜀汉实际上的掌权人。

延熙十六年（253年），主张适度北伐的大将军费祎遇刺身亡，刘禅于是让积极北伐的卫将军姜维接掌军事。然后姜维就屡次出兵伐魏，希望实现诸葛亮复兴汉室的梦想。然而蜀汉本就弱于曹魏，无法对敌军造成毁灭性打击，导致姜维的北伐成果有限。

延熙二十年（257年），曹魏扬州都督诸葛诞因为遭权臣司马昭猜忌，于是在淮南举兵反叛。姜维见有机可乘，决定再次出兵伐魏。谯周见姜维频繁伐魏而成果有限，百姓负担沉重而民生凋敝，所以极力反对姜维出兵而写出了《仇国论》。

二，仇国论

《仇国论》全文五百多字，主要讲述了弱小的因余和强大的肇建两国互相争斗，高贤卿和伏愚子两名因余人商讨如何以弱胜强而战胜肇建的故事。

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恩善则生治，理之常也。”贤卿曰：“……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三国志·谯周传）

伏愚子主张效仿周文王与越王勾践的事例，休养生息以等待时机；高贤卿主张效仿汉高祖灭项羽的事例，趁着肇建有乱而出兵讨伐，扩大其内忧外患而将其消灭。

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黜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谯周传）

伏愚子反驳说：“商周时期是贵族统治，世卿世禄实行多年，民众早已适应而不知反抗，因此想像汉高祖那样迅速取得天下是不可能的。秦朝废黜诸侯而统一天下，但其存在时期太短，民众还没适应新制度，所以汉高祖才能迅速消灭群雄而一统天下。现在因余和肇建并立多年，犹如六国并立，只能像周文王那样从长计议，待时而动。如果只因为看到小利就穷兵黩武，那只会造成民不聊生。”

因此从内容上看《仇国论》里面没有任何关于投降主义的主张，只不过是激进派高贤卿与缓进派伏愚子的辩论。很明显“因余”指代蜀汉，“肇建”指代曹魏，而“高贤卿”自然是指代姜维，“伏愚子”指代谯周。

谯周是受诸葛亮的提拔才步入仕途，所以十分感激诸葛亮的知遇之恩，而消灭曹魏是诸葛亮的毕生追求，谯周自然不可能主张投降。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与费祎都主张休养生息以等待时机，反对姜维过度北伐的主张。而谯周的主张与他们相同，自然是缓进派而非投降派。

谯周写《仇国论》时刘禅已经主政多年，然而刘禅并未因此处罚他，反而升任他为光禄大夫，让其地位仅处于九卿之下。可见刘禅并不认为《仇国论》有投降派言论，所以以投降主义指责《仇国论》是胡乱曲解，并不符合真实历史。

三，仇国论影响

有人指责《仇国论》是投降主义，无非是揪住魏灭蜀之战时谯周力劝刘禅投降而以果为因导致的错误推论。谯周效力蜀汉四十年，不仅得到诸葛亮提拔，也受蒋琬与刘禅信任，而且还曾多次劝谏刘禅，可见他对蜀汉是忠诚的。

至于后来谯周力劝刘禅投降，不过是觉得大势已去且主上昏庸，再做困兽之斗毫无意义。本身姜维多次伐魏，就已使弱小的蜀汉更加衰落，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因此谯周的《仇国论》和降魏主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况且谯周出名的弟子有罗宪、李密、陈寿三人，虽然三人都在魏灭蜀之后出仕西晋，然而三人在蜀汉存在时都是忠心耿耿的臣子。罗宪正直而遭黄皓排挤，听闻蜀亡痛哭三日；李密为人至孝，写就千古名篇《出师表》；陈寿精通史学，虽然《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但能看出他在书中仍对蜀汉有深厚感情。

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襄阳记）

有人指责谯周是投降派，无非是因为《襄阳记》记载谯周说过刘备和刘禅的名字合起来有准备禅让江山的意思。然而《襄阳记》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所写，他主张晋朝应该继承蜀汉而非曹魏的法统。但是晋朝官方一直强调自己是继承曹魏的法统而认为蜀汉是割据一方的僭伪政权。因此《襄阳记》此段记载并不可信，极有可能是习凿齿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而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