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在白纸上写下"离婚"两字时，窗外雨刚停，儿子睡得正香。才满月的他不知道，妈妈右脸上还留着奶奶的五指印，爸爸的心已经碎成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那块从照片墙掉下来的相框玻璃。有些伤，是贴了创可贴也愈合不了的。
那个早晨，我妈手里端着冬瓜排骨汤走进产房，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还没散尽，混着若有若无的奶腥味。她说阿琳月子里需要进补，我看着蒸腾的热气在老旧的白炽灯下氤氲，竟想起了十五年前在食堂吃豆腐脑时她也是这样唠叨。
就在刘阿姨送来大件毛巾的瞬间，阿琳轻轻"嘶"了一声，不小心被烫着了。我妈变了脸，脖子上的那条青筋又跳了出来——跳得和当年我考了全班第二名时一模一样。"这么金贵?汤都拿不稳，以后怎么带孩子?"
清脆的巴掌声后，满月酒的糯米团子掉在了地上，阿琳的脸却慢了半拍才红起来。病房里只剩下呼吸机规律的"滴滴"声，像是在为我倒计时。
我不记得我带着儿子和阿琳回老家的情形，只记得那天后备箱里装着一堆新买的尿不湿，副驾驶上放着一本翻到第37页的《如何做个好爸爸》。书角因为我无数次翻阅已经微微卷起，看起来像个不服输的倔强嘴角。
"你妈那巴掌，是想让我知道在这个家里我什么都不是。"阿琳摸着脸说这话时，我正把车停在红绿灯下，窗外一对老夫妻牵着手过马路，老太太的花布袖子在风里飘着，我想起小时候奶奶也有一件这样的衣服。
"她不是那个意思..."我的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小，像个被针戳破的气球，气息全无。
"那是什么意思?"阿琳没看我，眼睛盯着窗外那盏不知道亮了多久的红灯，"我知道，在你心里，我永远排在第二位。"
沉默是最差劲的回答，也是我们这代人最擅长的。一路上，收音机里放着2010年那首情侣们都爱听的情歌，副歌唱到"我愿意为你..."时收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像我支离破碎的解释。
车里后视镜上挂着一个绿色的平安符，是去年我妈非要系上的。"开车小心点，"她说，"你们一家人都在车上呢。"当时阿琳笑得很甜，把头靠在我肩上，现在想来，那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没有隔阂的亲密。
回家后的第三天早上，我发现阿琳在给律师发邮件。笔记本屏幕上的字很小，但"离婚财产分割"这几个字却像是被放大了一百倍刺进我眼里。我站在她背后，看着她右手有节奏地敲击着键盘，左手无意识地摸着脸颊——那里早已没有红印，却像有什么隐形的疤痕。
"你认真的?"我问，声音干涩得像放了三天的馒头。
"比你妈打我那巴掌还认真。"她头也没抬，手指依然在键盘上飞舞，屏幕的蓝光映在她脸上，像一层薄冰。
那个瞬间我想起了我们结婚时，她穿着那件袖口微微泛黄的婚纱(她说那是妈妈的，带着福气)，我们在草坪上拍照，阳光正好，她的笑容像六月的茉莉花。我妈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个红包，却怎么也塞不进阿琳那件裙子并不存在的口袋里。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谈什么?谈你妈早就看我不顺眼的事实?还是谈你从来没有在她面前站出来维护过我?"她终于抬起头，眼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或者，我们谈谈你为什么总让我感觉，我嫁的不是你，而是你们全家?"
墙上的挂钟"咔哒"一声，指向了九点整。这是我奶奶留下来的老钟，每到整点会发出一声轻响，小时候我总觉得那是它在和我说话。现在它好像在提醒我，时间到了，婚姻也到了尽头。
周日下午，我妈打来电话，说做了儿子最爱吃的藕粉小圆子(其实他才出生一个月，根本不能吃这些)。电话那头，她的声音依然中气十足，仿佛那个巴掌从未存在过。"你们什么时候带孩子回来?老太太整天念叨着要看重孙子。"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棵已经黄了一半叶子的梧桐树，突然意识到秋天已经过去了一半。阿琳在屋里收拾行李，把儿子的小衣服一件件折叠整齐，放进那个当初我们一起挑选的粉色箱子里。
"妈，你知道你那一巴掌意味着什么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叹息："你这孩子，怎么还揪着这事不放?我那不是心疼孙子吗?"
我终于明白，在有些人的世界里，爱可以是伤害的借口，而亲情可以是践踏尊严的通行证。
那天晚上，阿琳带着儿子回了她妈妈家。临走前，她在玄关处站了很久，似乎在等我说点什么。我们的婚纱照还挂在墙上，照片里她微笑着靠在我肩上，照片的右下角有一小块水渍，像是谁不小心滴上去的泪痕。
"我只是希望，有一天当我们的儿子长大，他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与尊重。"她最后说，声音轻得像是怕惊醒怀里的婴儿，又像是怕惊醒某个再也回不去的梦。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却在我心里激起了山崩海啸。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儿子，谁的丈夫，还是只是一个没有完成任何角色的失败者。
昨天，离婚协议书寄到了家里，信封角落带着一枚淡淡的咖啡渍，像是阿琳习惯性地边喝咖啡边处理事情时留下的。我把它放在桌上，摆在那本从未看完的《如何做个好爸爸》旁边。窗外，2023年的第一场雪无声地落了下来，覆盖了一切，也带走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