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庄素，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6年4月，在部队“精简整编”的浪潮中，我们原七团撤编。而我，作为“干部人选”，先被分到了一团十连任班长。一个月后，又被调到该团政治处报道组，担任组长。

当时，一团报道组加上我，一共五人。我们办公室（兼宿舍），在宣传股办公室的隔壁，而且，我们睡的是大通铺。说实话，条件要比在七团报道组时，差一些。但在一团报道组，我仅工作了三个月，而且其中大部分时间，还在宣传股帮忙。在宣传股帮忙时，我组织举办的一期通讯报道学习班的经历，至今难忘。

当时，那期学习班在一团九连的营地举办。学员一共二十一人，分别来自十四个连队、三个营部、团司令部、后勤处，以及团报道组新调来的两名战士。教员，则是由我和新闻干事（姓吴）两人担任。那期学习班为期两周，一周时间用来上课，一周时间用来让学员们写稿件，和进行讲评总结。

1976年8月，为期两周的学习班圆满结束后，我随即被任命为一团政治处书记（正排级）。当了五年多战士（我1970年12月入伍），军装上衣，终于由“两个兜”变成了“四个兜”（在七十年代，干部服和战士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干部服是四个兜），当时二十三岁的我，那激动的心情，真是溢于言表。

同时，提了干，也意味着是干部了，就可以领工资了。由每个月20元的津贴（当兵前六年，每个月的津贴分别是6、7、8、10、15、20元），一下变成65.5元工资（我们部队位于青海高原，干部每月有13.5元补贴），那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记得当我第一次领到那50.5元工资时（扣除每个月15元伙食费），我真是激动的手都在颤抖（要知道，在七十年代，鸡蛋是0.05元一个）。

当时，在我们部队，团政治处书记的工作，用一句形象的话来形容，就是秘书兼管理员。秘书的工作主要有：负责全处的文件收发、传递；负责处里的会议通知和记录；起草处里的年度工作安排和工作总结；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战士结婚调查；接待地方来队办事人员和家属等等。管理员的工作主要有：领取和分发办公用品；分发节日福利物品；负责每天早上全处的出操带队等等。

这其中，工作量最大，也是最辛苦的一项，就是收发办理文件了。那时候，处里的文件特别多，每天早上，团司令部保密室都会送来几十份文件（一般都是军区各部门发至团一级的文件）。收到文件后，我先是进行登记，填写文件承办单，然后装进文件夹送主任签批。最后，我再根据主任的签批意见，分送到各股或者个人。

记得那是1976年9月，我担任团政治处书记刚一个月时，就遇到了一件难办的事。记得当时，一营二连有一位班长，1971年兵（1970年12月入伍），还差几个月才满25周岁，但女方比他大半岁。外调后，本人及家庭都没有问题，找我说了几次，希望可以马上结婚。本来那位班长年龄不够，但因为他的特殊情况（家里的老母亲已病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结婚），最后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破例批准了这门婚事。记得最后，这位班长回家结完婚，回到部队后，还特意带着新婚妻子一起，拎着礼物，来团部看我（那也是当时二十三岁的我，第一次意识到，在部队里，无论做什么工作，一定都要为大家考虑）。

自1976年8月担任团政治处书记以来，我一共在团部工作了两年（1978年10月，我被借调到了省军区干部处工作）。这两年间，与医院一位女护士相处半年的经历，也让我至今难忘。

1977年9月初的一天，艳阳高照、丽日当空，西宁市某医院为排练十一文艺节目，就派了两位护士带着介绍信，来到我们一团团部，希望借用武装带和挎包。当时的我，担任团政治处书记，因此，也是由我接待这两位护士。这两位护士中，有一位稍年轻的女孩（与我年纪相仿），个子中等（1.61米），长得白白净净，圆脸蛋，很爱笑，一笑起来，脸上就露出了两个小酒窝。

武装带和挎包，也成了我和她认识，并相处的“红娘”（在七十年代，在当时，是不爱红装爱绿装）。那一年，我己满二十四岁，提干也已经一年多。第一次见面后，她自己又单独来了我们团部一次，我俩在我的办公室里，天南海北地聊了两个小时，彼此是互有好感。临走时，她笑着邀请我到她们医院做客（在此之前，我还从未接到过女孩的邀请，因此，当时的我，真是怀着一种既新奇、又激动的心情应邀前往）。

我到她们医院那天晚上，轮她值夜班（我是下班后去的），我俩又一起聊了一个小时，时间虽不长，但好感加深。在聊天中，我也知道了她，以及她家里的一些情况。她比我小三岁，在医院当护士，工人家庭，她在家里最小，上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已经结婚，并且姐夫也是部队干部），父母都健在。说实话，这家庭条件，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不错。最后，临分别时，我俩又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日子。

当时，我们一团团部距离她家很近，认识了一段时间以后（大概两个月），她带我去了她家，见了她的父母和家人。说实在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家人的印象并不是太好，主要是感觉她家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跟我有很大差异，说话也不太能谈得来。但是，她的热情、纯真、温柔和坦诚，深深地打动着我，我对她很有好感。之后，我俩又一起去电影院看了很多场电影。每周见面，不是去她家，就是到我的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俩之间相互的了解，也是越来越深。最后，更是已经到了几天不见，就坐卧不安的程度，但那层窗户纸，我们两人始终都没有捅破。

1978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我还好好的，可到了初二，就开始上吐下泻，还发了烧。她得知后，马上带着药来到我这里，照顾了我整整一天，又是喂药打针，又是端饭喂汤。我生了病，就跟她生病一样，她十分着急难过。而我，看着她忙前忙后，跑了一天，累的满头大汗，就让她在床上躺一会儿，休息一下。听了我的话，她因为很累，就点了点头，随即躺在我的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当时的我，站在床边，看着她睡着的样子，心里真是波澜起伏，在联想到她照顾我时，认真温柔的样子，我的心里更是思绪万千。同时，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下定了一定要跟她在一起的决心。可要在一起，就要先跟家里说明情况。于是，我便写了信，跟家里说明了我俩认识的过程（并附带了她的照片）。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写信向家里说明情况后，父母却并不赞成这门婚事（我的父母对她也十分满意，可就是担心我在部队结婚，将来转业回不了家，坚持要让我在老家沈阳结婚）。对我自己而言，我也是希望自己将来转业后，能回到老家（当时的我，已经当兵整整七年）。毕竟，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我只有一个姐姐），将来他们年纪大了，还需要我来照顾。因此，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一是将来转业回家后，要在父母身边；二是，我不能不听父母之言），我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不再跟她见面。

记得当时，当我跟她说明情况时，她忽然哭了，哭的非常伤心，我心里也很不好受（说实话，当时的我，心里也是只有她）。但没有办法，父母不同意，再加上我考虑到自己不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因此，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不再跟她见面。

后来，半年后（1978年7月），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又托人捎来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还向我要了一张照片。我把自己的一张二寸脱帽照片，给了她（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她多年来一直珍藏着）。对于这段感情的结束，我自己也非常伤感，这几十年间，每每想起，眼泪就不自觉地流出了眼眶。

再后来（大概两年后），我听说，经人介绍，她与我们团的一位干部结了婚。而我，自1978年10月，借调到军区干部处工作后，直至1985年转业离开西宁，也再没有见过她一次。

1985年（在“百万大裁军”的浪潮中），我转业回到沈阳后，曾给她写过一封信，却未收到回信。我估计她是收到了，不愿回首往事，就未给我回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当年这段经历，想起她，还是让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