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三大儒 清初对孙奇逢、李颙、黄宗羲三人的并称。黄宗羲在清初学术史上，是个起衰振敝的杰出学者和教育家，也是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在政治方面对封建君主专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理学方面被称为“王学的修正者”。在史学方面对学术界影响最大，梁启超称其为“清代史学之祖”。孙奇逢为学以“不欲判程朱陆王为二途”（《清儒学案·夏峰学案》）、会通朱王为特征。对理学做了通俗的解释，特别强调“躬行实践”，使其很容易为普遍民众所理解和实行。梁启超称他为“北学重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李颙其学以陆王之学为本体，以程朱之学为工夫。提出“悔过自新”和“明体适用”两点最具特色。讲学遍及大江南北，“一时巨绅名儒远迩骈集”，为“江左百年来未有之盛事”（《二曲集·南行述》），梁启超称赞他的讲学“带有平民的色彩”（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他们与那些“尊朱黜王”的学者不同，倡言“道非一家之私”，反对“墨守一家之言”，重视“异同之论”，力图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建构起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理论体系。
程门四弟子 指北宋二程（颢、颐）门下的四大弟子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吕初学于张载，深受《西铭》的影响，曾作《克己铭》，宣扬“立己与物”，“凡厥有生，均气同体”，其意与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相近。后虽从学于二程，但仍保留关学的某些特色。谢氏为学主“敬”，游酢治理学偏重禅学，杨时先后学于程颢、程颐，为“程氏正宗”。四人虽皆出程门，其思想特色亦各具不同。
关中三李 即明末清初西北关学的三位代表人物李楷、李因笃、李柏。李楷其学主张和会朱陆，实则倾向心学。坚持心即理的观点，认为“心赅无不备，而妙有众理”，提出“心治万理、万事”（《治心说》）。李因笃其学以朱子为宗。李柏学宗程朱，而不专袭程朱之语。“关中三李”都有一种隐逸的思想情趣。皆归隐乡里，著书教授，先贤典籍，无所不博，又经世济民，关切世事，既有经世之大略，又多淡泊之情怀，不为权贵所胁。
道学六先生 指北宋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司马光。周、邵思想主要出于道教，其《太极图》与《先天图》均依照道教关于宇宙生成的图式推衍出来。前者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成为理学的开山；后者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自成象数学派。程氏兄弟以儒为核心，糅合佛、道，建立初具体系的理学。张载在政治、伦理方面有不少地方与道学家观点相近，但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坚持和发展气一元论学说。司马光的哲学是对汉代以来传统的天命论神学的继承，他在为扬雄《太玄》作注的过程中，宣扬了神秘主义思想。
太仓四君子 指明末陆世仪、陈瑚、盛敬、江士韶四位太仓籍学者。明崇祯九年（1636）冬，陆世仪、陈瑚拜访江士韶，三人于江氏之“西轩”，“相商读书为善之法，其以明年丁丑为始”，“约为体用之学”，盛敬为陆氏同学，闻讯亦加入其中。当时，便有“陆、陈、江、盛四君子之称”。明清之际，他们曾在“三吴”及东南士林中产生过影响。为学以理学家自勉，以复兴理学为己任。虽以敬为本，但却大力提倡明体达用之学，并对程朱理学作了重大修正，将实学内容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治学以身心性命、“持守”之学为第一，以“理学”与“经济”相统一来治理天下。认为不知“理学”仅害及一身，不知“经济”则害及天下。主张“堂堂正正”做人，强调明体是为了达用。对待传统，坚持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先儒，不宜“彼此互辨，两贤相厄”，应该是“平心持论，各取其长。”主张隐而不遁，注重修己而不忘泽民，胸怀天下万世与热心乡邑民生并重。不讲空论，不慕高行，寄天下万世的理想于乡邑的治理之中。在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中，属于强调“明体达用”，反对空谈虚玄的理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