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夏朝社会秩序的稳固，为了适应调整社会关系的需求，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并持续发展。其核心是刑事法律性质的习惯法，主要针对违法和犯罪行为进行制裁。《禹刑》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法典的诞生。
据《唐律疏议·名例律》记载，夏朝的法律条文多达三千条。郑玄在注解《周礼》时提到：“死刑二百条，膑刑三百条，宫刑五百条，劓刑和墨刑各一千条。”这表明夏朝的法律条文数量众多，规定详尽，法制已初具规模。《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朝因政治混乱而制定禹刑”。后世学者普遍将《禹刑》视为夏朝法律的总称。夏朝已经形成了五刑制度，并确立了一些罪名以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古代文献显示，夏朝时期已经拥有相对完善的刑法体系。《尚书·吕刑》中提到“穆王以夏朝的赎刑为基础，制定了周国的刑法——《吕刑》”，这说明周穆王在制定本国刑法时，参考了夏朝的《赎刑》。然而，《赎刑》与《禹刑》是否为同一部夏朝刑法，以及其具体内容，已无从考证。
《左传》引用《夏书》记载，夏代刑法规定“昏、墨、贼，杀”，即犯有昏、墨、贼三种罪行者将被处以死刑。晋国的叔向将此刑法称为“皋陶之刑”。尽管死刑的概念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但理官皋陶可能是首个将死刑纳入法律体系的人。
夏朝时期已设有监狱。据《史记·夏本纪》记载，桀曾“召汤囚于夏台，后释放”。索引解释：“夏台，即监狱名”。夏后槐的“圜土”和商汤被桀囚禁的“夏台”均是夏朝时期的监狱，也是中国史书中记载最早的监狱实例。所谓“圜土”，是一种原始监狱形式，通过在地下挖掘圆形土牢，并在地面上用篱笆围起来。《大禹谟》提到“用休戒之，用威董之，以《九歌》劝之，勿令其坏”，反映了夏后通过设立刑法来治理民众的手段。除了《禹刑》，还有《政典》。
《禹刑》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物，它并非一蹴而就的成文法典，也不是夏禹个人所创，而是在夏商两代长期发展过程中，为了调整社会关系而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以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性质的习惯法。而“禹刑”之名，实际上只是“夏刑”的别称。
通常认为，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后人为了纪念夏朝的始祖禹而命名，是后人追忆的产物。所谓的乱政，实际上指的是奴隶的暴动和反抗，奴隶主阶级为了压制奴隶反抗而制定的法律。这种乱政在禹的时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禹刑》的性质类似于现代的刑法典；然而，《禹刑》的具体内容已无法详尽考证。尽管如此，文献中仍散见着一些记载。
《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了“昏、墨、贼、杀”的法律条文。这是晋国的叔向在回答韩宣子关于邢侯与雍子“争田”案件处理时所引用的。
叔向引用《夏书》中的记载：“昏、墨、贼、杀；这是皋陶所定的刑罚，请遵循它。”
叔向指出，晋国《刑书》中的“昏、墨、贼、杀”规定源自皋陶，夏朝的法律亦沿袭此规定。据叔向的解释，“昏”指的是自身行为不端却窃取他人名誉；“墨”指的是贪婪无度、破坏官纪；“贼”指的是肆意杀人，这三种罪行均应判处死刑。
关于《禹刑》的具体内容，汉朝以后的文献表明夏朝的刑罚条文众多。东汉的郑玄指出：“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这表明夏朝已存在“五刑”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