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作为香港恒隆集团的董事长，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凭借着国家优惠的政策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进入内地发展，带领恒隆集团开拓了内地市场，二十年间，在国内赚取了千亿的财富。

然而这个赚着中国人的钱，竟然在演讲中公然表示，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耻辱，而且还高调向美国捐款超过200亿，甚至在向哈佛大学捐献3.5亿美金时，声称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曝光后，陈启宗的声名一落千丈，其名下的企业也受到了波及。

那么陈启宗作为一个知名企业家，为何会有这样的思想，又为何做出这样的行为呢？

祖籍广东的陈氏家族，曾祖辈便移居香港，下海经商致富，活跃于珠三角、香港甚至于海外的南洋。

使得整个家族扬名立万的关键人物——陈曾熙，也就是陈启宗的父亲，他在战前曾留学日本研读，抗日战争期间，香港沦陷后，整个陈氏家族逃回内地避难。

抗战胜利后，陈曾熙和家人陆续返回香港，20世纪50年代时，陈曾熙在永隆银行集团负责外汇、楼宇抵押及贷款业务。

到50年代之后，陈曾熙察觉到香港的房地产日趋活跃，于是从永隆集团中脱离，自立门户创业，其弟陈曾焘负责协助陈曾熙的日常工作。

1960年，陈曾熙成立恒隆有限公司，此公司于1972年正式上市。

在恒隆公司出世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时期，房地产事业东风正盛，恒隆集团凭借香港地产的红利，一跃成为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之一，一时间声名鹊起。

1949年，在陈曾熙加入永隆银行工作之时，他的儿子——陈启宗出生了。

陈启宗自小便聪颖耿直，听从父母安排，他在香港完成小学教育后即被送到美国留学，陈启宗深受西方教育影响，对西方文化有着极度的向往，这可能也为他之后的言论埋下了伏笔。

陈启宗的成绩十分优异，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后考入了美国的南加州大学，最终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陈启宗自小的家庭生活环境便十分优渥，拥有当时大多数家庭可望而不可即的财富和机会。

之后陈启宗于1986年返回香港，进入当时已经颇具规模的恒隆地产工作，开始踏上家族企业接班之路。

1986年，陈曾熙去世后，由他的弟弟陈曾焘暂时主理公司业务，到1991年，陈曾焘宣布退任，让刚过不惑之年的侄子陈启宗正式接管家族企业。

在陈启宗担起家族企业的大旗之时，香港当时的社会及经济环境急速变化，1991年香港开始出现房地产市道低迷，金融业遭遇沉重压力。

在1982年，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和就业率双双下降，并且香港的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部分香港人士对前景的信心不足，不想再香港继续投资，而在香港地产泡沫崩盘的前夜，许多企业都深受重创，小型企业纷纷破产关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的企业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将资金投入何方，如何保持自身经济的增长。

在陈启宗接任后，他对公司的全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对香港经济的目前状况和未来走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察觉到香港地产被过度炒作，价格过高，他便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自己和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

香港在地理上与华南接壤，这方便了两地的洽谈和管理跨境生产业务，同时两地也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沟通起来十分便利，有利于商业交易。

陈启宗眼光毒辣，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潜力无限的新兴市场——中国大陆。此时的中国大陆，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此阵春风一旦搭乘上，发展必将迅猛。

陈启宗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选择了一个目前看来无比正确、发展前景无比美好的城市——上海。

于1992年，这位出身豪门的香港“富二代”，带领恒隆正式投资内地，在内地各大城市的核心地带购入地皮，兴建商业中心。

恒隆集团在上海先后打造了恒隆广场、港汇恒隆广场两个标杆项目。这两大标杆项目的成功建立，使得陈启宗坚定了投资扩大内地市场的决心。

当时不仅是陈启宗，大部分的港商凭借自己与内陆联系紧密，趁着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形势的逆转，这些群体从中获益良多。据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大陆引入的外资经济占比中，香港投资占比高达60%。

以前香港地产商的业务模式是“买地、起楼、卖”，也就是获得地皮之后建楼，随即投入市场售卖；而恒隆则是“买地、起楼，出租”，也就是建楼之后进行出租，进行一种长期的收益模式，传统的业务模式也就得到了改变。

陈启宗认为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业务模式，坚持这种“买地、起楼、出租”的好的模式，每一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我们需要拿着别人没有的东西走进市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底气。

凭借毒辣的商业眼光，到2021年底，恒隆集团的恒隆广场和港汇恒隆广场两地的出租率是百分之百，商人与顾客络绎不绝，仅仅是当时广场出租的收益，都高达30亿元以上。

之后他的脚步没有停止在一线城市上，反而投资二线城市，在天津、沈阳、无锡等地也兴建恒隆广场，每年商铺的租金都能达到70亿的水平。进入内地这么多年，轻松赚取千亿财富。

陈启宗，2017年6月30日获得香港回归以来第二十份授勋名单颁发的大紫荆勋章，2018年9月，陈启宗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十大华商人物”。

这样一位有着诸多荣誉的著名企业家，却在2014年9月8日，向哈佛大学捐款3.5亿美金，这笔捐款，也是哈佛创办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钱。

陈启宗声称：“我们这次捐助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是要帮助解决全人类的健康问题，是在帮助全人类应对健康危机。”

但本身“晨兴基金”的创立目的是支持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两兄弟捐赠这笔钱的初心是用于全人类的健康问题解决，但是哈佛声称：“这笔钱会拿来资助同学，建立新的校区，开展研究。”

如此以来，这笔钱的侧重点将全然变了味道，不是聚焦全人类的健康问题，反而将其排到了末尾。

但陈启宗并未发表任何意见，自从1996年创立晨兴基金，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两人便积极捐助教育科研工作，在豪捐哈佛之后，两人还要向陈启宗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南加州大学捐款200亿人民币。

而目前晨兴基金会所给出的捐款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位慈善家，连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都望尘莫及。

本身捐助善款的事情是值得人称赞的，但陈启宗接下来的言论却让义愤填膺的中国网友大跌眼镜。

陈启宗说：“能给哈佛大学捐款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哈佛大学内的学生都是精英，捐助他们让我感到荣幸。而国内的大学水平参差不齐，并没有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

此种言论，不仅贬低否定了中国的教育水平，更是拉踩贬低了中国，一下子引起轩然大波。

众多国内民众抵制恒隆集团的产业，眼见企业和个人名誉都受到影响，他即将遭遇事业的滑铁卢，陈启宗出来挽尊了。

他自己解释到：“国内的捐款程序不如国外来得方便，并且国内的捐款机制并不透明。”也就是说他担心捐助出去的钱无法物尽其用。

但这种言论也同时贬低了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认为其没有健全应有的机制，不够透明、不够公开、不够便捷。

这让本就愤怒的群众更为恼火。

之后陈氏的家族企业受到的冲击巨大，陈启宗决定移居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之后家族企业的发展也并不尽如人意。

之后陈启宗的行为，无法说清到底是在为自己之前的言论买单，还是只是“以捐为乐”，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当然陈启宗对国内也不是一毛不拔，只是相比向美国捐款200亿，也只是达到一个零头而已。

1994年，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找到他捐助中国数学界，当回忆丘成桐与自己谈话时的场景，陈启宗笑称，“丘教授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当时醉心于华人数学教育事业的丘成桐希望陈启宗支持他在中科院成立一个数学研究中心，并且于中科院合作盖一栋教学楼，陈启宗答应了，于是有了今日著名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

晨兴数学中心正式开始运行后，两人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丘成桐在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和数学家杨乐的协助下，牵头发起了每三年一次的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陈启宗则出资设立了大会最重要的奖项——“晨兴数学奖”。

之后陈启宗花了18年时间捐助修复故宫两处重要建筑，在疫情期间免除商铺资金，在疫情地区捐赠物资。

陈启宗曾经向香港《信报》坦言，他的家族早在多年前已经“尽捐身家”，八所有财产注入“晨兴”：“我们的家规是不把钱留给后代，一分钱也不留，全部用作公益事业。

可是这样一位“以捐为乐”，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并且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有着独特见解的著名企业家，又为何会说出自己不喜欢中国人，对于自己作为中国人而感到耻辱这种话呢？

了解事情全貌的人都知道，当时陈启宗这句话的目的在于暗讽某些人。

在2013年陈启宗参加的那场国际会议上，在场的中国人并没有认真倾听嘉宾的发言，在台下交换名片，把严肃的会议场合变成了交际名利场。

这些人不去想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反而想着踩在交际圈、人脉上位，这种行为是可耻的，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也并不是持久的。

我们无法知晓陈启宗说这番话的真实想法，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陈启宗的某些言论实为不恰当，即使在之后向国内捐款，有些事实也是无法掩盖的。

对于陈启宗其人，我们不知晓他的真实想法，至于行为背后的原因，我们也只能讨论至此，关于那些争论的，便各自有各自的说法。

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很多富有声名的人，例如明星、企业家、运动员等都选择在功成名就之时移民国外，仿佛忘却了祖国的优惠政策和各种优待条件，是当初祖国给各种企业家，投资者提供了成长的沃土。

许多移民国外的公众人物都说自己移民是自己的自由，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好的健康学习条件，但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努力学习奋斗，不是为了远离当时的“小山村”，而是为了回到那里，建设当时的“小山村”。

国内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但全盘的否定与全盘的接受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都应当以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

只有当所有的中国人都齐心协力，不懈奋斗，绝不崇洋媚外，共同建设美好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明天才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