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1日，中央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集中商讨今后的作战计划和方针问题，也对上一阶段各军区的工作进行总结。周总理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趋势，并对各军区成绩进行了排名。周总理指出: “我军各区成绩次第为: 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晋察冀。”

这个排名非常出人意料，晋察冀军区有32万人，居然落后于只有2万多人且面临数倍敌人艰难转战的陕甘宁，似乎让人难以接受。

尤其晋察冀军区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出色，是一等一的抗战模范。晋察冀广泛运用地雷战、麻雀战、地道战、武工队等游击战方式，深入敌后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1937年，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扫荡”，每一次都无果而终，还被八路军消灭不少人。在1939年，晋察冀更是打死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可以说，晋察冀不仅仅是我党于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最后也发展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的作用，毛主席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可就在短短一年时间，晋察冀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就成为了差等生，而且是倒数第一的差等生。晋察冀丢失了石家庄，让我党关内与关外的陆路联络即被切断，不仅影响华北，还将牵连东北，对全局有重大影响。这是为何呢？

古人说：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这句古训，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备战！1946 年初，我国的政局出现短暂的和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晋察冀军区出现了懈怠思想，整战备军不足，导致解放战争一开打，仓促而动。

朱德曾指出，晋察冀军区很多仗都是被动打的，主动性既不足，预见性也欠缺。罗瑞卿对此有一段切中肯綮的总结: “缺乏全盘的考虑情况，充分地调查与研究也嫌不足，因而在战役过程中，敌我双方可能发生些什麽变化也就不能有很好地预见和预计。这个战役结束了，下一篇文章该怎么做，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眼睛不能看远一点。这样一来，就容易被局部情况所左右。哪个地方敌人局部的动了一下，我们就跟着动，缺乏坚定不移的方针。”因此，受和平思想存在的影响，敌军一旦不打我们，晋察冀军区领导就对战争的到来判断不足，没有将重点工作放在备战上，而是放在军队的生产建设上，当时，晋察冀军区在建立生产运动口号下，团以上的各级机关，都有一笔财产。

晋察冀军区在部队备战上，还做了三件错事。

晋察冀军区在 1946 年的三四月和五六月间对部队进行了两次整编。第一次整编时，第 1 纵队由 9 个团缩编为 6 个团。第二次整编时，冀察纵队第 8 旅、冀中纵队第 11 旅番号撤销，冀察纵队改称第 2 纵队，冀中纵队改称第 3 纵队，冀晋纵队改称第 4 纵队。具体一算，晋察冀军区当时复员转业了约 10 万余人，兵力减少为原来的一半。

《罗瑞卿同志关于晋察冀边区战局的分析》中讲到：虽然“练兵是当时中央指出的中心任务之一”，但晋察冀“没有抓紧，兵也练了，可是没有认真地练，而且训练内容也有些不对头”，“干部也没有很好准备”。

受和平思想影响，晋察冀军区在军工生产方面也做得不够。肖克的《忆张家口地区保卫战》提到，“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就连手榴弹、迫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一些”，甚至“有的兵工厂炮弹也停产了”。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军工支撑，晋察冀军区在军工生产上都没有做充分地准备，无疑给即将到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和平当然是可贵的，但打仗的风险一直存在着！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似乎也没有逃离“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怪圈，出现了10年的备战空窗期，导致了我军在和越南的开战初期，存在一定的损失。放眼到现在，希望我们要牢记“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古训，一定要秉持“后人哀之必然鉴之”的长远思想，整军备战，因为能战方能止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