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提到这首慷慨激昂读起来朗朗上口的绝命诗，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熟悉，但恐怕有不少人都不知道的是，写下这首诗的不是别人，正是被称为民国十大汉奸之首的汪精卫。当时27岁的汪精卫，因为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入狱，写下了这首短诗以明己志。

但当时没人想到这个曾被孙中山寄予厚望的民主革命“接班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倒戈投降，对着日本侵略者奴颜婢膝，变成了人人唾骂的卖国贼。

汪精卫原名王兆铭，1883年5月出生于广东三水现佛山市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籍浙江绍兴。由于十四五岁的时候父母便相继过世了，所以汪精卫从少年时期开始，生活所需都仰赖其其同父异母的大哥汪兆镛提供。或许正是因为有过这段家道中落的悲惨经历，让汪精卫从小就在内心之中，深深的埋下了对于权势和财富的渴望。

由于天资聪慧学习又十分的刻苦，在19岁时汪精卫参加了广州府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摘得了秀才的功名，至此成功的得到了清政府统治阶级的注意，成绩出众又相貌英俊的汪精卫就这样被选做了公费赴日的留学生。

尽管清政府挑选青年才俊出国留学的初衷，是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借此找寻延续自身统治的方法。但实际上面对早已糜烂透顶的清政府，这些来到海外开阔了眼界的进步留学生们，大多数都选择了革命道路，成为了日后中国革命事业的先驱和骨干。

汪精卫也不例外，留学日本期间他接触到了同盟会，深受孙中山的赞许和器重。等到三年留学期满后，汪精卫更是直接拒绝了清政府要求其回国的命令，全身心的成为了孙中山的支持者，并与之一同前往东南亚筹备刊发革命进步刊物。也正是在此期间，汪精卫将自己的本名汪兆铭改为了“精卫”，寓意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就如精卫一般，前途艰险也要义无反顾的坚持下去。

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汪精卫的选择，就已经暴露出了他见风使舵的本性和贪恋权势的野心，追随孙中山就是在押宝同盟会能够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但客观来说这个时候的汪精卫，还是很有些独属于青年人的热血和理想的，但当后来真正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权势的诱惑后，他很快便抛弃了全部的节操和信仰，毫无芥蒂的堕落了下去。

1908年汪精卫在随孙中山于东南亚各地建立同盟会分部期间，结识了马来西亚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壁君，后者很快便被汪精卫英俊的外貌所吸引，凭借父亲雄厚的财力对前者展开疯狂的追求。不过由于陈碧君本人相貌颇为平平，加之其它种种因素，汪精卫虽然乐得接受来自后者的经济资助，但在感情上却迟迟不肯给出回应。

两年后汪精卫同同盟会骨干黄复生等人返回北京，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作为掩护，策划者为革命干出番大事业来，而他们选定的“大事业”便是刺杀包括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在内的几名首脑高官，以此来削弱清政府的力量支援全国各地的起义。然而还没有等他们的计划实施，便因为泄密而被清政府抓了起来，作为主谋之一汪精卫被判处了终身监禁，那首著名的绝命诗便是在这期间被创作出来的。

此时称得上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但也正是从这时起，汪精卫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生的转折也就此开始。

身处黑暗肮脏的监狱之中，汪精卫本就不坚定的意志很快便动摇了，作为享誉全国的革命者当然风光的很，可如果要用下半生的自由乃至生命去交换，在汪精卫看来是万万不值得的。

这时早已加入同盟会的陈壁君得知自己男神被捕的消息后，当即央求父亲想办法进行解救，对于宝贝女儿的心思做父亲的陈耕基自是心知肚明，随即花费巨资打点营救汪精卫。与此同时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腐朽不堪的清政府轰然倒塌，篡夺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顺利掌权，并将颇有名气的汪精卫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

短短半年的牢狱生活让汪精卫彻底变了，曾经那个想要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已经彻底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出狱之后汪精卫先是对竭力解救自己的陈壁君大为感谢，同时也意识到了有个如陈家这般财力雄厚的后盾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他就势答应了陈壁君的追求。钱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如何获取更高的权力，汪精卫此刻同样也有了自己的选择和考量。

在他看来继续追随缺乏军权和野心的孙中山，显然不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选择，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政治上的靠山，正是手握军权对临时政府大总统之位虎视眈眈的袁世凯。

表面上汪精卫还是那个跟在孙中山后面，忠心耿耿的革命青年，但私下里他却早就和袁世凯勾结到了一起，还不断劝说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

最终在各方因素的影响下，孙中山让位了。可当袁世凯继位之后汪精卫立时敏锐的察觉到，后者的野心远远不止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顾及政治羽毛的汪精卫借口去法国留学，迅速的从政治漩涡中抽身而出。

1915年4月袁世凯称帝，遭到了全国各地的联合抵制。眼见时机已经成熟，躲在法国的汪精卫也迅速赶回了国内，再次站在了领导讨袁联军的孙中山这边。凭借着毒辣的政治眼光，汪精卫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都稳稳的站在了胜利者的一边，迅速积累起了自己的政治资历和背景。

待到1925年孙中山病逝之后，汪精卫俨然已是南京临时政府中的头号人物，众人眼中最受孙中山器重的接班人之一。然而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凭借着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和苏联方面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夺取了党内的军政大权，并开始对党内的左派人士展开打压。作为自诩党内左派代表人物的汪精卫，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打击名单之上，手无军权的汪精卫只得狼狈的逃往法国暂避，之后又回国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宣布另立政府，再次与蒋介石展开夺权斗争。

不过夺权成功的蒋介石已是今非昔比了，双方几番斗争和妥协，甚至一度言和组建共同政府，这期间汪精卫都无法占得上风，这让他极为不甘和恼火。对于接触过顶峰的汪精卫来说，贪恋权势的他又怎可能甘愿屈居人下呢？眼看这场政治拉锯战自己已无胜算，丧心病狂的汪精卫竟将目光投到了，意图侵略中国的日本人身上。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陷入了对日军的强烈恐惧之中，加上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让他根本兴不起与日军对抗的勇气。作为国民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内心其实十分清楚他与老对手蒋介石手上握着的，是个怎样腐败糜烂的组织，但放弃手上的权势扶持更加进步的组织，更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因此当汪精卫与蒋介石共同对东北军阀张学良施压，将东三省“割让”给日军之后，探查到蒋介石与日军媾和意图的汪精卫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叛国倒向了日军，成立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影响最恶劣危害最大的汪伪政权。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汪精卫叛国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并且给日军的侵略行径提供了粉饰的借口。汪精卫本人自然十分清楚此举给整个中国乃至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但在私欲的驱使下和妻子陈壁君的鼓动下，汪精卫无耻的戴上了这顶民族罪人的帽子。

在当汉奸这件事上，汪精卫可谓是“尽职尽责”，决不是耍耍嘴皮子而已，更不是像溥仪那样做个吉祥物。他深知自己能从日本人手中讨来多少“狗粮”，全看自己能够为日军做出多少“贡献”，在决定当汉奸那一刻起，汪精卫就将自己的利益和日本人牢牢的绑在一起了。

在这种皈依者狂热心态的趋势下，汪精卫不仅积极的与日本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日本的侵华罪行大开绿灯。还发挥自己多年来舞文弄墨的本事，为日本的侵略行径书写理论加以美化修饰，最为臭名昭著的“曲线救国”理论，便是在这个时候被汪精卫亲自宣传出来的。再加上其在国名党内深厚的政治背景和资历，在汪精卫的亲自宣传下，大量立场不坚定的人士投奔到汪伪政权中，成立了数量庞大的伪军集团，作为日军之后全面侵华的帮凶。

鉴于汪精卫倒行逆施的叛国行径，不少爱国义士也将其视作了刺杀的目标。1935年铁血锄奸团的创始人王亚樵派遣爱国义士孙凤鸣刺杀汪精卫，尽管汪伪政权戒备森严仍让孙凤鸣找到机会开枪击中了汪精卫的脊椎。可惜的是这发子弹并没有当场带走这名恶贯满盈的汉奸性命，但从此这枚嵌入脊髓的铅掸折磨了他整整九年余生，最后汪精卫也正是死于这枚铅弹引发的并发症。

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不遗余力的穿梭在沦陷区宣传演讲，建立一个个伪政权机关帮助侵略者进行管理，俨然已经将自己视作了日本的代理人。直到1942年因为脊柱的弹伤后裔这后遗症加剧，汪精卫不得不前往日本进行治疗，甚至直到这时他还不忘应日本要求代变汪伪政权出门向英法同盟国宣战。同年因为弹伤复发，在日本名古屋永远的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死后汪精卫的随从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遗体带回国内葬在了南京中山陵的梅花山上，此举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的反对。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回南京的蒋介石在南京人们的舆论压力下，指派何应钦炸开了汪精卫的坟墓，将其棺木和尸体拉到火葬场焚烧殆尽，骨灰则随手丢弃在了不知名的水沟之中。

年少之时汪精卫也曾是个受人敬仰的热血青年，更是有机会站在历史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然而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却选择了向侵略者屈膝妥协，将自己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终至沦落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可笑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