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独立的阿联酋作为海合会成员国，是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地理位置优越且市场潜力大，依靠石油资源和对外援助实现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与国际地位提升，逐渐成为海湾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逐渐上升。阿联酋是美国重要的地区盟友，两国军事关系经历了有限发展（1972-1990年）、密切发展（1990-2010年）及2011年中东剧变后的稳步发展阶段。两国军事关系的密切发展是阿联酋传统安全利益驱动以及美国政策转变的结果。虽然美国人权指责、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关系不对等给两国合作带来挑战，阿联酋也通过实施经济发展多样化政策，加强国际能源、经济等合作，在两国军事关系中表现出更多自主自信，但两国关系向好发展仍是主趋势。
阿联酋独立后两国军事关系变迁
自20世纪70年代阿联酋和美国正式建交以来，官方利益关系并未发生较大冲突，友好往来是两国关系主线，这与阿联酋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存在一定联系。中东剧变以前，两国军事关系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有限发展阶段（1972-1990年）和密切发展阶段（1990-2010年）。
有限发展：1972-1990年
冷战时期阿美关系发展从各层次合作来看较为有限，主要侧重于经济合作，外交政策上均以务实性外交为主，奠定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基调。1971年12月2日阿联酋宣布独立，美国立即在次日承认阿联酋，并于第二年3月20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实质性接触较少，停留在政治承认和有限的经济能源合作方面。从美国层面看，美国的中东战略重点集中在伊朗、沙特等国家，抵御苏联势力对中东的渗透，这一时期阿联酋在美国中东政策中重要性不足。从地区层面看，巴以冲突不断，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普遍不满，地区大国沙特与美国关系陷入低谷。
刚成立不久的阿联酋外交政策致力于获得国际认同，睦邻友好，维持周边环境稳定与和平，其对美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其阿拉伯身份认同及周边国家如沙特的影响，支持其阿拉伯同胞。1973年中东战争中阿布扎比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石油，以支持阿拉伯事业，而当时的阿布扎比一直从阿拉伯湾供给美国15%至20%的石油需求。阿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一些合作，阿联酋很看重美国技术，1976年3月4日，两国高层官员会晤，商讨融资、贸易和技术援助等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西蒙谈到美国政府重视与阿联酋的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在私营部门和政府内部有许多技术经验，阿联酋大部分投资都在美国，约占总投资的63%。而阿联酋财务部长谢赫·哈姆丹表示任何私人和政府的参与都将受到欢迎。
然而在军事方面两国关系并不密切，70年代后期阿联酋尝试与美国建立直接军事关系的诉求被美国回绝。1978年2月13日阿联酋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国防军新任总司令谢赫·苏丹明确指出希望与美国官方建立军事关系，而非间接军事联系。然而美方态度是带有选择性的，其对阿联酋的安全防务问题并不关心，并认为阿联酋的安全最好是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特别是与海湾地区的两个大的邻国合作。谢赫·苏丹说：“阿联酋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其财富并确保稳定，因此阿联酋不仅要改善其武器部队的训练，还要改进武装部队装备，以便在发生外部攻击时提供可靠的威慑。阿联酋的安全首先取决于阿联酋本身，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该地区的总体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阿联酋不能永远依赖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可见，阿联酋试图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系，平衡与两个周边地区大国的影响，从而使阿联酋保持其独立性，争取更多的外交回旋余地，但是美国不愿轻易改变其对海湾地区南部限制海外武器销售的政策。
20世纪80年代，美伊关系的恶化使阿联酋和美国在遏制伊朗势力扩张方面逐渐建立利益契合点。为缓解70年代与海湾国家的疏离关系，保持海湾国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美国总统卡特制定波斯湾战略，重申对海湾国家的安全保证。1980年4月美国派代表团访问中东，讨论美国使用军事基地问题。此后，美国在美苏争霸中逐渐从守势转向攻势，阿联酋等国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美国安全庇护。两伊战争爆发后，随着地区冲突升级，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成立海合会，形成地区合力，增强与美国对话的地位。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并未完全意识到与阿联酋的合作机会，大多数采购合同都流向法、英和南非等国，两国关系一直处在有限发展阶段。
密切发展：1990-2010年
海湾战争的爆发是阿美关系从有限接触逐渐走向密切合作的转折点，两国逐步建立长期联盟关系，阿联酋成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重要合作伙伴、贸易伙伴。
两国政府间交流不断增多。1990年，阿联酋总统谢赫·扎耶德接待了第一位访问阿联酋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A.BakerIII）。2002年，两国建立“阿联酋—美国战略伙伴关系”。美国称阿联酋为“温和阿拉伯国家”。2008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问阿联酋，会见阿联酋总统谢赫·哈利法等国家高层领导人，并表示“希望两国有机会进行建设性合作”。
1994年两国签署防务条约后军事合作迅速增多，安全和军事互动更加细化，阿联酋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诸多便利。美国遏制伊拉克期间（1991-2003年），阿联酋允许美军访问杰贝阿里港，并每年以实物形式（如燃料和设备）向美军行动提供约1500万美元援助。“9·11”事件之后，美国将中东地区作为反恐的前线阵地，阿联酋与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行动方面展开重点合作。阿联酋谴责基地组织并立即切断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关系。基于政策及共同利益，两国关系获得新发展，军事方面是21世纪以来阿美合作的重要领域。阿联酋从美国购买大量军事武器，并成为美国港口合作伙伴。迪拜是第一个加入集装箱安全协议（CSI）的中东实体，在集装箱安全协议的指导下，一个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组成的团队长期驻扎在港口内，与迪拜海关密切合作，为运往美国的集装箱提供保障。两国还成立了联合军事委员会（2005）、联合恐怖主义融资协调委员会（JTFCC，2006）等机构，主要负责打击恐怖主义。在经贸方面，军事贸易在两国贸易中占据较大比例。1992年至1994年间，阿联酋在美国国防装备上花费3.6亿美元，200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阿联酋购买超过150亿美元国防设备的请求，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复杂的导弹防御系统，阿联酋是除美国以外唯一部署这项技术的国家。除此之外，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进一步深化。21世纪美国尝试同阿联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暂停谈判，两国于2007年创建商业委员会，致力于促进两国商业和贸易联系，利用美国的广泛网络，为企业和政府的高级决策者提供诸多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的机会。阿联酋是美国商品在阿拉伯世界的最大出口市场，2008年的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4亿美元。从星巴克到埃克森美孚公司，阿联酋的外资企业中有超过750家是美国公司。
直到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做出了新的政策调整，寻求尽快结束在伊拉克的战争，缓和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加强地区合作。阿联酋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处在中东局势转变的十字路口，阿美关系随之变化。
中东剧变后阿美军事合作互利性增强
“阿拉伯之春”后，两国关系进入稳步发展阶段（2011-2021年），美国中东政策受到冲击，阿联酋也迎来更多自主发展对外关系的机会。阿联酋在自主承担安全责任的同时，阿美关系持续稳步发展，两国军事合作日益密切。阿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多，为双方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政策便利，成为两国非官方合作的风向标。阿联酋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度有所降低，更多依靠本国力量参与地区竞争，美国也愿意看到海湾盟友军事实力的增强，有助于减轻美国的地区防务负担。两国的军事合作一直较为密切，阿联酋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军售商之一，两国在防务关系、军事援助与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保证货运并帮助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安全、防止核扩散、抵制伊朗等方面存在广泛合作，合作程度逐步加深。
阿联酋反对政治伊斯兰的政策与美国反恐行动之间存在利益重合，两国倾向于在地区军事合作、防务关系方面发展长久稳定的关系。有证据表明，美国私人公司黑水国际（Blackwater）提供雇佣兵，帮助阿联酋免受内部起义或相关威胁，参与情报收集、保护核设施、网络安全等行动。阿联酋一直是美国国际反恐的关键合作伙伴，也是12项反恐主义公约和议定书中8项的缔约国。2010年8月23日，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和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当局签署了《在核安全和保障事务中的技术信息交流与合作协定》，致力于确认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核合作协议，商讨有关监管事项及组织监管核设施安全、放射性材料和环境影响的标准。两国防务关系不断加深，2017年5月签署的《防务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在打击恐怖组织和恐怖融资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2021年12月15日至16日，两国高级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年度联合军事对话（JMD）。联合军事对话是推进阿美防务伙伴关系的最重要双边防务论坛，负责商讨两国广泛的战略目标以应对地区挑战。可见，两国军事方面的合作依旧密切，基于共同利益，阿联酋与美国军事合作的互利性增强。
两国军事贸易合作稳步增长。自2009年以来，阿联酋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2016年美国与阿联酋贸易顺差为190亿美元，阿联酋成为美国全球第三大贸易顺差，并支持数十万个美国就业机会。2021年，双边贸易总额为230.3亿美元，其中美国向阿联酋出口超过17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比2020年增长16%。阿联酋同美国50个州都存在贸易关系，经贸范围广且联系紧密。
核设备是美国对阿联酋商品出口的大类，两国在基础设施和军事设备方面的合作，整体上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但阿联酋在一些可用于军事发展的核心技术领域，对美国的依赖仍然较强，其在加强自主创新和核心研发能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的功利主义政策加速中东各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给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但从两国合作角度来看，阿美双边关系发展较为稳定，传统军事安全、石油资源、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从地区变化来看，阿联酋将逐步扩大对外合作，而美国从战略利益角度出发，也乐意看到其亲密盟友在中东的壮大。但是阿联酋要警惕这种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独立发展对外关系，防止大国渗透。
影响两国军事关系的因素
阿美密切的军事关系是两国共同利益驱动的结果，然而在友好关系的主流之下，美国人权指责、单极霸权和政治力量多极化、关系不对等矛盾也促使阿联酋谨慎地发展两国关系。
阿联酋：不断增长的外交自信
传统安全需求长期在阿联酋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费开支数据库统计，1999年阿联酋军费开支在政府支出中占26.2%，到2013年占17%。作为“威胁感知型”国家，2011年以来，叙利亚和也门的武装冲突成为阿联酋新的威胁来源。维持两国关系，利用美国中东政策的两面性，是阿联酋规避剧变对政治稳定性威胁的手段之一。阿联酋统治者虽维持伊斯兰教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但是国家政权力量强大，尽量减少宗教团体或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为两国关系密切发展扫清障碍。
独立后阿联酋人口迅速增长，据Worldometer统计，2005年阿联酋总人口达400万，至2022年，阿联酋人口已达到1011万，为阿联酋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多元化政策的实施使国家经济实力提升，2015年非石油行业对实际产出的贡献占68.8%。一方面，阿联酋经济结构从单一向多元且稳定转变，另一方面，减少对美国军事贸易的依赖，推动阿美合作从侧重军事逐渐向经济合作平衡。
21世纪初领导人换届预示着阿联酋外交政策的新变化。2004年之前，扎耶德一贯主张和平谈判和对外援助，政策温和，有学者称之为“防御性外交”。哈利法上任后，开启了政治改革进程，对外政策在面向阿拉伯和亲西方中向后者倾斜，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维持与大国的关系，其对于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问题的主要立场，得到了联合国大力支持，国际地位日益突出。阿联酋采取的平衡战略有所调整，外部平衡表现为加深与美国、沙特等国的联盟，并与多国寻求军事合作，对内平衡表现为加强自身军事防御能力。
经历了石油经济繁荣增长、国际地位有所提升等一系列转变后，阿联酋外交政策不仅仅着力于维护本国稳定发展，还希望突破“小国”局限性，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一定主动权和话语权。阿布扎比领导人谢赫·穆罕默德声称：“21世纪的阿联酋是一个成熟的、充满自信的中等国家，它决定承担其巨大的地区责任。阿联酋已不再是过去的小国。”阿联酋一直在积极干涉地区事务，并利用经济、军事援助扩大阿联酋的地区影响力。国内学者指出，阿拉伯剧变后阿联酋外交政策转向以“主动谋划、制衡威胁”为重要特点的外交攻势。国外学者也将阿联酋政策描述为“外交路线日益军事化”“一种斯巴达主义”。虽然近年来阿联酋的强硬趋势明显缓和，但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同美国的双边互利性合作也将不断延续。
美国：政策转变与利益抉择
中东剧变后，美国意识到仅靠自身力量难以确保地区稳定，应加强海湾国家自身的军事国防力量，以减轻美国的防务负担。中东变局后美国进入“战略收缩”期，逐步放弃大规模军事干预政策。但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在美国中东战略中地位突出，美国试图通过扶植海合会牵制伊朗，尽量恢复和维持地区平衡，并防止其他大国介入而影响美国的利益空间。2012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纽约会晤海合会成员国官员，提出美国希望与海合会六国建立更牢固的多边安全联盟。
从长期战略角度来看，阿联酋是美国石油资源的重要出口国和商品销售市场，两国合作关系对美国经济发展作用显著。20世纪末，石油需求急剧上升的同时，美国石油产量从1950年占世界原油总产量52%降至1998年的10%左右，而2000年海湾地区石油总储量占世界总量的65%。由于美国必须保证石油进口来源的稳定性，维持海湾地区的利益在美国中东战略中举足轻重，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指出：“美国寻求的中东不是恐怖分子的避风港或滋生地，而是不被任何敌对美国的国家主导，这有助于一个稳定的全球能源市场。”截至2020年，阿联酋石油储量达978亿桶，占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5.6%，居世界排名第8位，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量的3.2%，对世界能源市场具有重大影响，是美国原油进口的重要来源国之一，具体见表2。
自2009年以来，阿联酋一直是美国重要的投资国之一。2019年，阿联酋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达到276亿美元。根据SelectUSA的数据，截至2018年，有超过1.2万名美国工人受雇于阿联酋多数股权公司的美国分支机构。
从全球战略角度出发，加强同实力渐增的阿联酋的关系是美国不可避免的战略抉择。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中两军密切合作，阿联酋为其提供军事、后勤和情报支持，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Mattis）指出：“从重大战略问题到更具战术性的紧迫问题，美国和阿联酋有着共同立场。我们的战略关系非常广泛，非常深入、非常牢固……我们两军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另外，阿联酋作为“温和国家”是美国倡导中东和平进程的推动力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美国兑现对盟友以色列的安全承诺。2020年9月，阿联酋、以色列和美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了阿以关系正常化。
美国的人权指责、平衡战略与政治力量多极化、存在关系不对等
第一，两国在宗教、政治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处理不当就会产生矛盾。21世纪初，美国寻求在中东建立美式民主，阿联酋虽迎合美国要求进行政治体系的缓慢改革，但美国单方面价值和民主输出引起阿拉伯民众的反美情绪，阿联酋领导阶层同样担心民主会让他们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因此并不完全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
美国某些人权评判标准违背了阿拉伯人民的伊斯兰教信仰传统。美国发表的2008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指责阿联酋婚姻、财产继承及在重要节日释放犯人等做法，阿联酋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称美国人权状况的阐述是错误的，是不顾阿联酋社会价值观而得出的片面看法。美国的做法使阿联酋民众对美国产生抵触情绪，并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两国友好关系。
第二，阿联酋处在多个地区政治体系的交叉融合之中，受到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域内域外大国势力的辐射影响，为了实现其维护地区稳定目标，必然采取平衡多方势力的政策，既是对美国战略收缩的应对，也是对其中东单极霸权的突破，促进地区多元化政治格局的形成。虽然美国在中东的存在能起到威慑伊朗等国家、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的作用，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矛盾，阿联酋面临的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源来自地区内部，且美国的某些单边主义行为也是导致中东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美国有时甚至利用危机达到扩大在中东影响力的目的。
近几年阿联酋外交政策有所缓和，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外交多元化倾向加强。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美伊紧张态势升级。阿联酋官员表示，阿联酋正从“军事优先”战略转变为“和平优先”计划，不断发展自身软实力，主动改善同伊朗、以色列等国关系，尽可能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在2019年10月结束对也门的军事介入，2020年8月13日，宣布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第三，阿美盟友关系存在不对等。美国以本国利益为先，与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维持友好关系是从其全球战略角度出发，对阿联酋的安全承诺本质上为美国中东战略利益服务，一旦盟友本身失去必要价值，美国就会单方面抛弃合作盟友。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抛弃盟友，奥巴马上台后与伊朗改善关系等行为，体现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摇摆，引起阿方警惕，并积极寻求多元化外交关系。美国外交委员会在2012年的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依然是一个实力超强的国家，但它已不能仅靠自己来确保海湾地区的稳定。因此，海湾地区安全架构不仅要依靠美国，而且要依靠海湾国家自身逐步发展的安全力量。阿联酋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俄罗斯、法国等国家购买军事装备，引进南非榴弹炮、英国航空鹰型战斗机、俄罗斯直升机等。随着一些亚洲国家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阿联酋主动寻求与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合作，外交政策上表现出“东向”趋势。
总之，长期利益契合点与本国优先原则在两国军事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阿联酋在考虑同美国的合作时，将优先考虑本国安全和发展需求。
结论
阿美军事关系经历了从有限、密切再到稳步发展的变化过程，利益契合点是两国达成密切盟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首先，阿联酋对美军事关系政策具有明显的延续性，继承了首任领导人扎耶德的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外交原则。其次，相对邻国而言，实力差距的现实使阿联酋奉行温和、平衡外交政策，平衡政策不同时期表现不同，从独立后国内稳定性和国际合法化的寻求、90年代的依赖美国军事存在威慑伊朗，到“阿拉伯之春”后的军事化外交政策倾向，再到近年来的温和路线和多元化发展战略的过程，在中东权力多极化背景下，阿联酋也在寻求一种地位和国家实力的超越。但对阿联酋而言，即使其正在尝试建立多边关系，构建有担当的、有影响力的国际形象，但阿联酋对美军事依赖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其对外政策，因此，阿联酋须审慎采取外交行为，坚持独立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弥补与大国军事合作的不对等性。
2021年后，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宽领域、深层次发展。阿联酋副总统兼迪拜酋长国酋长谢赫·穆罕默德（SheikhMohammedbinRashidAlMaktoum）启动了“阿联酋2071年百年纪念计划”，为长期政府工作、巩固国家声誉和软实力形成清晰规划。该计划促使阿联酋与美国在多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促进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美国也将继续重视与阿联酋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中东事务中发挥影响力，2021年拜登上台后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指出：“我们将与我们的区域伙伴合作、遏制伊朗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瓦解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网络、防止ISIS死灰复燃、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并加倍努力解决威胁区域稳定的复杂武装冲突……我们的目标将是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整个中东人民实现其愿望创造空间。”2021年中东地区根本矛盾并未得到完全解决，然而鉴于国家利益和未来愿景，阿联酋将在维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上继续发展对美友好关系，深化两国安全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