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官潦体制——食邑

俄国的官僚体制

虽然俄国没有健全的自治的传统，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有官僚集权制的传统。在共产党执政前，俄国的官僚体系规模相对较小，而且也不是很有效率。俄国的官僚化发展面临着极大的障碍：国土广袤、人口稀疏分散、交通与通信困难，而最重要的因素可能还是资金短缺。俄国政府总是很缺钱，而且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军事上。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行政机构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了，每年要花费大约13.5万—14万卢布，相当于国家财政预算的3%—4%。然而，这笔钱的数量有多么微不足道，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1718年，彼得一世下令对利沃尼亚的地方行政状况开展一次调查研究。原因在于，利沃尼亚是当时从瑞典人手中夺来不久的地方，其现行秩序给彼得一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调查显示，瑞典政府所拨付的用于利沃尼亚这一个省份的行政管理经费，其数额竟然相当于俄国政府用于治理全国的行政经费总额。利沃尼亚的面积不过5万平方千米，而俄国当时的面积则为1500万平方千米。彼得一世没有去做照搬瑞典人的方法这等难为之事，而是干脆取缔了利沃尼亚的行政管理机构。

人员配备相对短缺

俄国官僚机构的规模之小，不仅仅体现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上，还体现在其与国家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上。19世纪中叶，俄国每1万名居民只有11—13名国家公务人员。这一比例比当时西欧的同类数字低3至4倍。在莫斯科公国和帝俄时代，官僚机构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力，且行事方式专横跋扈，声名狼藉，行政管理人员缺编严重。直到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阻滞俄国全面官僚化的障碍才被扫清。此时，交通和联络方式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无论距离还是气候都不再是制约中央政府对偏远省份实施严密控制的因素。资金也不再是问题；从全国各地征收上来的生产性财富，确保了新政权用于行政管理所需的资源，同时也为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官员固有的腐败

在1917年之前，俄国的行政秩序依赖于一种特殊的承包体制，既不像是官僚集权制，亦非自治。它的原型是莫斯科公国时期的“食邑”制度。食邑制度实际上等于赋予了官员任意剥削人民的权力，只需将剥削来的财富按照固定份额上交给国家即可。至于从百姓身上压榨出来的剩余部分，皇权则并不十分关心。当这种制度盛行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时，她曾经如此坦率地向法国大使讲解道：

对于自己的花销，法兰西国王从来都搞不清准确的数额；事先没有任何确定好的计划。我则恰恰相反，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确定一个年度总额，每年基本都一样，用于我的桌案、家私、剧院、宴会以及马厩，简而言之就是我全部的日常开销。我下令在我的宫殿里订制了各种各样的桌子以供摆放特定数量的葡萄酒和特定数量的菜肴。在其他行政管理机构中也都是如此安排。只要呈给我的东西数量和质量都符合我的命令，而且没有人抱怨受到了怠慢，我就满意了。对于超出这一固定额度的部分，我并不关心是否有人用耍滑或者偷工减料的手段欺瞒我……

基本上，至少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俄国全国范围内的各级政府采用的都是这种体制。

俄国官员的贪污腐败可谓恶名远扬，尤其是那些在各省供职的官员，以及绝大部分在远离都城的地方供职的官员。这并不是由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某些特征，甚至也不是因为官员的个人素质低，而是政府固有的问题。政府用于行政管理的资金匮乏，数个世纪以来不仅从未给公务人员发过薪水，而且还坚持让他们“用为官之事来养活自己”(кормиться от дел)。在莫斯科公国时代，任何人担任省级行政职务的时间长短都有严格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公务人员往自己口袋里捞钱的权利。由于西伯利亚地区的职位大有油水可捞，为了确保被任命到该地区的总督勒索民财不超过合理的范围，政府在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主要道路上设置了纠察，以搜查卸任的总督及其家眷，若他们携带的财产超出限度将予以没收。为了躲避检查，一些有胆量的总督会像做贼一样，在夜晚绕道回家。

微薄的工资

在这种体制下，官员名义是上为皇权效劳，但实际上都是一些只关心自己个人私利的小气官僚。为了终结这种体制，彼得一世曾经做过一个大胆的尝试。1714年，他下令禁止将领地赏赐给在中央行政机关供职的官员，并宣布所有在省级机关供职的官员“用为官之事来养活自己”的行为不合法。自此之后，所有的国家公务人员都要领取工资。然而，因为缺乏资金，这项改革措施没有取得成功。即使在彼得一世的严治下，也只有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供职的中央机构的官员才能拿到工资，而且还不能按时发放；在各省供职的官员继续像以前一样过着靠地方百姓供养的生活。1723年，俄国用于行政机构开支的预算资金，有1/4被克扣用以减少赤字。奥地利旅行家科尔布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公务人员如果想拿到自己应得的工资，就不得不向自己的同事行贿。在彼得之后的几任沙皇治期里，随着国家财政陷入混乱，情况进一步恶化。例如，1727年，大部分低级官吏的工资待遇均被正式废除，受到影响的公务人员都被告知要自谋生路。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情况有所改善。叶卡捷琳娜二世对省级地方的行政管理事务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幅提高了财政拨款的额度；在1767年有差不多1/4的财政预算被拨出用于此目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确保公务人员能够按时领到工资。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之后的时代，公务人员的工资非常低，以至于大多数人仅靠工资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开销，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求额外的收入来源。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低级职员每月领取的工资在1—4卢布范围内，相当于同期英国货币的10便士至2先令。即便把当时俄国的食品和服务价格低廉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一数目也是远远不足以养家糊口。不仅如此，公务人员的工资是用纸币(ассигнация)支付的。这种纸币首发于1768年，发行后不久就开始贬值，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其价值以银币换算已仅剩下面值的1/5。因此，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没有能够改变官僚阶层的经济状况，自然也没有能够改变在这种经济状况基础上形成的官僚阶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蒙古可汗的代理人一样，此时的官员虽肩负着外省的行政管理职责，但实际上其主要职能是收税和征兵，根本算不上“公务员”：

由于缺乏抽象的、独立的国家概念，官员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其次是沙皇，而不是在为“国家”服务；鉴于官僚阶层和国家的身份认同，俄国的官员没有能力区分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

因此，在旧制度下的俄国，公务人员的贪腐问题，就像在大多数国家一样，并非一种偏离了普遍规范的失常现象，而是常规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官僚阶层自基辅罗斯建立之日起，就习惯了这种依赖土地的生存方式。中央政府，尽管花费了很大气力，终因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手段而无力改变这一习惯。因此，它就延续了下来。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实践，贿赂行为在俄罗斯已经发展成了一套精致的礼仪。“无罪的收入”(безгрешные доходы)和“有罪的收入”(грешные доходы)之间是有区别的，受害人的身份成了区分二者的标准。“有罪的收入”指那些以牺牲皇室利益为代价获得的收入，例如挪用政府资金，或蓄意伪造某些政府需要的数据；“无罪的收入”指那些以牺牲社会公益为代价获得的收入，包括勒索百姓得来的钱财，以及法庭收取的贿赂以在案件的审判中偏向行贿的一方，这种钱通常以加急费的形式出现，即为加快公民与政府间事务办理进度所收取的小费(tip)。（英语单词tip实际上是一个首字母缩写词，展开的形式是To Insure Promptness，意思是“确保迅速”，在18世纪英国的咖啡馆里常常被写在碗上。）在收受“有罪的”贿赂时，受贿者遵循不成文的收费标准并且找零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彼得一世及其继任者的治期，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的官员，政府的巡视人员会毫不留情地追究其责任。然而，如果受害方是平民的话，他们则很少会出面主持公道。

官员的级别越高，他以社会为代价敛财的机会就越大。敛财的名目之多，在此仅能介绍其中的几种。一个副省长，其职责之一是对在其省内出售的伏特加酒进行质量监督，如果酿酒商适当地贿赂他，那么他就会为其做伪证，将掺了水的伏特加酒说成是质量合格的产品。由于这种行为的受害人是消费者，所以即便有的时候事情败露了出去，也不会有法律追究。在一些偏远省份，省长有时会编造罪名起诉当地的富商，然后将其逮捕，关押在狱中，直到他们付钱才会释放他们。贿赂是一种微妙甚至优雅的艺术。间接的贿赂被认为更有品位。例如，对某位官员的太太主持的“慈善”事业进行慷慨捐赠；或者以实际价格的零头卖给这位官员一块地产；或者以远远高出实际价值的价钱购买官员的一件东西（例如一幅绘画）。小说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初期担任过特维尔省和梁赞省的副省长。他有言，把钱投资到行贿上比存进银行要好，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可以保证免受当局的骚扰，那种骚扰可能是非常昂贵的。

在各省供职的底层官员不得不依靠这些小费以及零敲碎打的勒索来弥补开销。若要解释这一体制如何运作，最好的引证莫过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外省散记》(Губернские очерки)中的片段。它以虚构的形式描绘出了极其真实的状况。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供职于地方的小官吏，一个身陷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大潮中的老尼古拉派，带着怀旧的情感回忆着往日的时光：

是的，我们拿了，我们确实拿了——在上帝眼中有谁不是罪人呢，在沙皇面前有谁没出过岔子呢？但是请告诉我，难道不拿钱也不干事儿才算是好吗？其实，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可如今呢，看看周围的人，整天忙着说空话，尤其是喜欢谈论“无私”之类的东西，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至于农民，日子本来应该过得更好些，可如今却唉声叹气，倒不如从前了。

过去，我们这些当差的，彼此之间相处融洽，从来没有嫉妒或者出卖朋友的事情发生，还常常互相出主意、互相帮衬。比如说，你设想一下，如果你打了一夜的牌，输了个精光，怎么办？你可以去找当地的警察局长，“杰米扬·伊万诺维奇，”你可以对他说，“事儿已经出了，帮帮忙吧。”杰米扬·伊万诺维奇会先听完你的故事，然后笑两声，这都是老爷的做派，接着便会说：“你个兔崽子，你当着差，却总是学不会把捞到的钱攒起来，都花在了酒馆里和牌桌上！”然后，他还会补充道：“好吧，事已至此，你就给我到沙尔科夫乡收税去吧。”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去那里了，你很清楚你收不来税，但是弄点给孩子吃奶的钱是不在话下的。

这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根本用不着任何拷打和勒索。你只需要到那里把人们集合起来。“来吧，乡亲们，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的沙皇老爷需要钱，快把税交上来吧！”说完这些话，你就走进一个小木屋里，通过窗户向外看。那些老乡们会站在原地抓耳挠腮。过了一会儿，他们突然开始挥舞着胳膊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就这样闹腾个把钟头，而你在小木屋里待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在自得其乐。一个小时后，你把村官叫来对他们喊话：“你们吵够了吧，老爷生气了。”于是场面会变得更加混乱，接着他们开始抓阄，俄国农民干什么都得抓阄。这说明有戏了，他们决定要向评税官求情，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能否宽限一些时日，等到他们有机会赚到钱的时候再交。

“哦，我的伙计们，可是沙皇大人那里怎么办呢，他等着要钱啊。你们至少要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当差的啊。”

这些都要用好言相劝，不能拳脚相加，也不能说：“我可没拿好处，你们最好识相些，我可是乡法院派来的。”这样不行，还是要用好言好语，再诉诉苦，打动他们。

“可是，大人，难道就不能宽限一些时日吗，哪怕就到圣母节。”

此时，他们当然要行个大礼，鞠躬都鞠到膝盖了。

“宽限些时日，当然可以了，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都是咱们说了算。可是，我怎么去跟上面儿交差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接下来，他们又聚在了一起，议论了一会儿便四散回家去了。个把钟头之后你再出来看，就会看到村官给你送来了你耐心等待的奖励——每人10戈比的税钱。这个乡里有大约4000人，就是400卢布，有时候还会多一些……现在，你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像这样的官员在从果戈理到契诃夫的俄国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其中有些内心善良、性情温和，也有些则蛮横粗暴，但他们都是以此为生，就好像他们是来自异族的征服者，百姓是被征服者一样；他们的社会好似一个封闭的体系；他们倾向于、且只和与自己同属一类的人相互协作，奉承上级和欺负下级；他们钟爱于官阶等级体系、自动晋升机制，他们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他们体制外的一切存在，都被他们视为狂乱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本能地排斥那些过分热心者和谨小慎微者，因为这个体制要求所有人都参与贿赂，以建立一条捆绑着共同责任的纽带，正如醉汉不喜欢清醒的同伴一样，窃贼在诚实的人面前也会感到不自在。

等级差别

与任何一种独立的等级秩序一样，俄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也发展出了一套精巧的标志来区分等级职衔。这套标志于尼古拉一世时代正式确立，在《俄罗斯帝国法典》(Свод законов)第一卷中有869个段落对其进行了描述。从礼仪的角度上说，官员的等级职衔被分成了若干类别。每一类别都被冠以相应的头衔，名称都是从德语译过来的。级别最高的两个职衔的称呼是“高贵的阁下”，第3和第4级要称呼“阁下”，往下都是如此。对第9至14级的官员要称呼为“足下”。每一个层级类别都有相应的制服，在缝纫的细枝末节上都有着专门的规定：制服裤子的颜色从白色变为黑色是官员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另外，各种奖章和勋章（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圣安娜勋章、圣乔治勋章等，这些奖章和勋章又各分等级）的获得者，其权利也是各不相同。

诚实清廉的公务人员仅存在于中央机关、部级单位或其他同等机构中。对俄国官僚体制而言，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为官”理念完全是舶来品。这种理念是从西方，主要是德意志地区，传入俄罗斯的，是波罗的海的日耳曼人首先让俄罗斯人见识到了，一个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社会服务。沙俄政府对这些人非常器重，给予了他们极高的官职。在沙俄官僚体系的高层中，外国人占有很高的比例，尤其是路德教徒。这一点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介绍（参见261页）。许多优秀的公务人员都毕业于两所特殊的学校：皇村学校(Царскосельский Лицей)和皇家法学院(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Школа Юриспруденции)。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鸿沟

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中央机关供职的官员与各省行政机构的官员之间，有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后者提拔进京的机会极其渺茫；相反，那些凭借家庭背景、教育经历或是财富而在中央机关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官员，则很少会冒险去各省任职，除非获得省长、副省长这样的任命。这道鸿沟固化了莫斯科城中的精英贵族与外省的普通贵族之间自古有之的隔阂。其次，仍然是莫斯科公国传统的延续，帝俄时代的官僚体制表现出明显的趋势，趋向于形成一个封闭的世袭等级体系。官员群体中，其父辈也是官员的占有很高的比例；神甫、商人等从官员阶层之外进入该阶层的人，普遍致力于帮助自己的后代进入官场。各级贵族较少进入官僚体系，一部分原因在于该体系的声望较低，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严格的晋升机制迫使他们不得不与那些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上远远低于他们的人同台竞争。这种状况直到旧制度末期，上流社会进入行政机构成为一种风尚之时，才开始改变。

由于大都会和各省的官员总体上不相流动，前者所萌生的公共精神也就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对于绝大部分官员而言，利己思想和贿赂行为已成为他们别无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保守派的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曾经说过，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回答“俄罗斯在发生着什么？”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答案就只能是“盗窃”。卡拉姆津在言及此番时所想到的就是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