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杂牌司令刘汝明面对＂剿总＂总司令刘峙的命令，竟然置若罔闻。在这风雨飘摇的1948年末，一个出身西北军的杂牌将领，何来如此底气？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前来问责时，这位杂牌司令不仅不认错，反而理直气壮地抱怨起来。全军仅剩4个师的他，为何敢如此硬气？背后究竟有何隐情？而这个决定，又将在随后爆发的淮海战役中，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一、刘汝明的军事背景
世人皆知刘汝明是杂牌军出身，却不知这支部队竟与抗日战争第一枪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正是刘汝明所在的第29军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第29军原本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支劲旅，由宋哲元统领。宋哲元是河北献县人，早年投身军旅，先后在冯玉祥部下任职。1935年，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长官，统辖第29军驻防平津一带。当时的第29军共有3个师，其中第37师师长为佟麟阁，第132师师长为赵登禹，第143师师长为刘汝明。
刘汝明年轻时就跟随宋哲元，从一个普通士兵开始，一步步升至师长。他为人谨慎，善于经营部队，深得宋哲元器重。1936年，日军在华北步步紧逼，宋哲元让刘汝明的第143师负责宛平县城防务，这个决定为日后的历史留下了重要伏笔。
卢沟桥事变爆发那晚，驻守宛平城的正是刘汝明的部队。当日军向宛平城发动进攻时，刘汝明当机立断，下令部队进行还击。这一决定，不仅让第29军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刘汝明赢得了声誉。
抗战爆发后，第29军被改编为第4绥靖区。这支部队虽然番号变了，但骨子里依然保持着西北军的传统。刘汝明深谙西北军的生存之道，一方面要维持实力，另一方面又要在关键时刻显示忠诚。他在开封一带驻防时期，就是靠着这种平衡之术，既不得罪蒋介石，又保全了自己的实力。
1947年，一件意外事件打破了刘汝明的如意算盘。那年夏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突然选择在刘汝明的防区强渡黄河。这次突然袭击让刘汝明损失惨重，部队折损过半。但正是这次损失，反而让他在此后更加注重实力的保存，对上级调动部队的命令也愈发谨慎。
值得一提的是，刘汝明麾下的将领多是跟随多年的老部下。他们同样继承了西北军的传统，讲究实力为上，极少参与无谓的消耗战。这种作风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并不罕见，却为刘汝明在后来的关键时刻保存了一支相对完整的军事力量。
第4绥靖区虽然番号不显，但因为有着抗战第一枪的历史渊源，加上刘汝明善于经营，使得这支部队在乱世中始终维持着相当的实力。直到1948年，当整个国民党军队已经伤亡惨重之时，刘汝明手中依然握有两个军的建制。
二、战局危急时刻的重要抉择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进入最后阶段，东北战场的溃败已成定局。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下令放弃陇海铁路西段的重镇郑州、开封等地，将兵力全面收缩至徐州城下，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淮海决战。
对于驻守开封一带的刘汝明来说，这道撤退命令犹如久旱逢甘霖。自1947年夏天在黄河渡口遭遇重创后，第4绥靖区一直处于艰难的补充阶段。解放军的频繁突袭让刘汝明疲于应付，部队伤亡持续扩大。此时西撤徐州的命令，恰好给了他离开这个危险地带的机会。
10月下旬，第4绥靖区在砀山一带集结，准备乘火车撤往徐州。然而，就在此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驻扎在徐州北面贾汪、台儿庄一带的第3绥靖区发生了重大变故。11月8日，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23000余人宣布起义，这让徐州北部的防线瞬间土崩瓦解。
这一变故对刘汝明的冲击极大。第3绥靖区与他的第4绥靖区同根同源，都是由冯玉祥的西北军改编而来，更巧的是，两支部队都出自抗战爆发时的第29军。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立即引发了蒋介石对所有西北军背景将领的怀疑。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立即改变了部署。他不敢让刘汝明的部队在徐州久留，下令第4绥靖区继续南撤，前往淮河南岸的蚌埠驻扎。蚌埠驻扎着特务武装交警第9总队，可以随时监视刘汝明的一举一动。
这道命令暴露了蒋介石对刘汝明的不信任。第3绥靖区的起义给他敲响了警钟，担心这些西北军出身的部队会效仿何基沣、张克侠，选择在关键时刻倒戈。事实上，早在1948年初，蒋介石就开始对各路杂牌军进行整编，试图加强对这些部队的控制。
南撤途中，＂剿总＂总司令刘峙又对刘汝明提出了一个要求：在经过宿县时，必须留下一个师守卫该地。宿县虽然是个小城，却是津浦铁路上的关键节点，地处徐州、蚌埠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这个命令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表面上是加强宿县防务，实则是要分散刘汝明的力量。如果他真的留下一个师，不仅会削弱自身实力，更重要的是会让这支部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的宿县，早已成为解放军重点突破的目标之一。
对于刘峙的命令，刘汝明采取了一个迂回的方式应对。他当面答应了这个要求，但在部队实际经过宿县时，却未留下一兵一卒，而是直接率领全部人马南下蚌埠。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一次冒险的抉择，却为他保全了部队的完整性。
三、李以劻的战地视察
1948年11月中旬，李以劻作为＂剿总＂派来的战地视察官抵达蚌埠。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第4绥靖区违抗军令、擅自南撤的原因。在抵达蚌埠的第一天，李以劻就召开了一场军事会议。
会议的气氛颇为紧张。李以劻开门见山地质问刘汝明为何不在宿县留下一个师。在场的将领们都屏息以待，因为违抗军令在战时是重罪。然而，刘汝明却拿出了一份详细的战损报告，这份报告记录了第4绥靖区自1947年以来的全部伤亡情况。
报告显示，仅在1947年夏天的黄河渡口之战中，第4绥靖区就损失了近两个师的兵力。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部队又在频繁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到1948年10月，整个第4绥靖区的有生力量只剩下4个师，其中还有一个师是残编，实际战斗力仅相当于一个团。
李以劻本想继续追问，但刘汝明拿出了第二份材料：这是一份详细的情报分析。根据这份分析，解放军已经在宿县周边集结了数量庞大的兵力，如果真的按照命令在宿县留下一个师，这支部队必定会成为第二个杨勇兵团。
杨勇兵团的覆灭还是最近的事。就在一个月前，杨勇率领的整编第85师在宿北地区被解放军包围，最终全军覆没。这个教训对在场所有人来说都记忆犹新。刘汝明用这个例子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分散兵力只会导致部队被各个击破。
李以劻接着询问第4绥靖区的后勤补给情况。刘汝明立即让后勤处长拿出了第三份材料：部队的弹药储备报告。这份报告显示，由于补给线过长，加上运输困难，第4绥靖区的弹药储备已经接近警戒线，每门火炮平均只有不到50发炮弹，步枪弹更是只够打一场规模较大的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一个师留在宿县，不仅要面对兵力不足的问题，还要解决补给困难的难题。一旦宿县被围，这支部队将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刘汝明用这份报告证明，他的决定不是出于固执或者逆反，而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无奈之举。
李以劻最后又询问了部队的士气问题。这时，刘汝明请来了几位连长和排长，让他们当面讲述了前线的实际情况。这些基层军官的描述生动具体，他们谈到了士兵们的疲惫、装备的短缺，以及面对解放军优势兵力时的压力。
整个会议持续了近四个小时。李以劻详细记录了每一个细节，包括第4绥靖区的兵力部署、装备状况、补给情况，以及士兵们的精神状态。这些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报告，呈送给了＂剿总＂司令部。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李以劻离开时的表情严肃，但对刘汝明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这次会面不仅澄清了第4绥靖区南撤的原因，也为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蚌埠时期的军事部署
1948年11月下旬，第4绥靖区在蚌埠展开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刘汝明首先调整了部队的防御阵型，将主力部队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由第143师担任，负责城北防务；第二梯队由第37师承担，驻扎城区；第三梯队则是第132师，布防城南，同时作为预备队。
这种部署看似常规，实则暗藏玄机。第143师是刘汝明的老部下，也是当年在卢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部队，战斗力最强。将其布置在城北，既是为了应对可能来自徐州方向的进攻，也是为了在必要时能够迅速向北突围。
在装备分配上，刘汝明采取了非常规手段。他将部队仅有的重武器集中配备给第二梯队的第37师。这支部队驻扎在城区，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城防，实际上是在为可能的突围行动做准备。重武器集中使用，可以在关键时刻形成更大的火力优势。
补给线的布置更显示出刘汝明的远见。他没有完全依赖津浦铁路这条主要补给线，而是在蚌埠西南方向的固镇、怀远等地设立了多个秘密物资储备点。这些储备点都由可靠的老部下负责，储存了足够支撑部队作战一个月的弹药和粮食。
11月底，一个意外情况的发生证实了刘汝明部署的正确性。解放军突然在蚌埠以北的宿县地区发起强攻，如果当时第4绥靖区真的在宿县留下一个师，恐怕已经全军覆没。而此时的蚌埠，因为有了这种纵深防御的部署，反而成为淮河以北地区为数不多的稳固据点。
在城防工事方面，刘汝明也别出心裁。他没有按照传统方式修筑大量碉堡，而是在城区内设计了多条机动通道。这些通道连接着城内各个重要据点，使得部队可以在城内快速机动。同时，他还在城郊选择了几个适合突围的地点，秘密构筑了简易工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汝明在处理与当地特务机关的关系时表现出了高超的手腕。他主动与驻蚌埠的交警第9总队建立联系，经常派人送去一些紧缺物资，表面上是示好，实际上是在打探这支特务部队的动向。
12月初，淮海战役全面爆发。此时的第4绥靖区虽然兵力不足，但因为前期部署得当，反而显得从容不迫。刘汝明更是利用这段时间，让部队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特别强调了夜间行军和小规模遭遇战的战术。
在处理军政关系时，刘汝明采取了双线并行的策略。一方面，他积极配合蚌埠地方当局的防务工作，派出部队协助维持治安；另一方面，又暗中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包括制定详细的疏散计划和转移路线。
这种既不过分张扬，又不失准备的做法，让第4绥靖区在动荡的局势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而这些部署，也为后来的重大转折埋下了伏笔。
五、关键时刻的重大抉择
1949年1月初，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随着徐州的陷落，蚌埠的形势日趋严峻。1月6日凌晨，刘汝明召集各师主官在司令部举行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这次会议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参会人员只有师级以上军官，而且都是刘汝明的老部下。会议地点选在司令部地下室，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所有通讯设备都被暂时切断。
会上，参谋长首先通报了最新战况：解放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津浦路北段，并且正在向蚌埠以北地区集结重兵。根据侦察部队的报告，至少有三个纵队正在向蚌埠推进。面对这种态势，继续死守蚌埠显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第143师师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趁敌军主力还未完全就位，立即向西突围。这个建议得到了第37师师长的支持。他指出，如果再拖延，等解放军完成包围，突围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但是，第132师师长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此时突围，必定会遭到特务部队的阻挠。交警第9总队虽然表面上与第4绥靖区相安无事，但他们一直在秘密监视部队的动向。一旦发现突围迹象，必定会立即向上级报告。
就在讨论陷入僵局时，情报处长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解放军已经开始对蚌埠以南的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这意味着，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第4绥靖区将会完全陷入包围圈。
刘汝明当即作出决定：连夜突围。他宣布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由第143师担任前卫，第37师位于中间，第132师殿后。突围路线选择在西南方向，因为那里地形复杂，便于部队隐蔽行动。
为了确保行动的保密性，刘汝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下令全军官兵当晚照常就寧，保持正常的值勤节奏。其次，他命令后勤部门以补给为名，将存放在固镇、怀远等地的物资秘密转移到预定地点。
最关键的是处理与特务部队的关系。刘汝明派人通知交警第9总队，说第4绥靖区将于次日在城东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请他们派员观摩。这个假消息不仅麻痹了特务部队，还为突围行动提供了掩护。
1月6日深夜，第4绥靖区开始了这次关键的行动。第143师按计划率先向西南方向运动，第37师紧随其后。为了掩护主力转移，第132师在城内布置了疑兵，制造出大量部队仍在城内的假象。
突围部队避开了主要公路，选择乡间小道行进。前期储备的物资派上了用场，使部队能够在不依赖外部补给的情况下持续行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当第二天黎明时，第4绥靖区主力已经完全脱离了蚌埠防区。
等到交警第9总队发现异常时，已经为时已晚。第4绥靖区最后一支部队也已经安全撤出。这次行动不仅保存了有生力量，更为后来的重大转折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