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虽然日本侵略者凭借着巨大的武器装备优势步步紧逼，但是全中国军民众志成城，无数抗日英雄前仆后继，以死相抗，将战争逐渐拖至相持阶段。
然而，就是在这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却为了一己私利，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不断在内部制造摩擦，进而掀起了第二波反共高潮。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
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顽固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
当新四军抵达茂林之后，国民党部队立刻对我军进行了包围袭击。
新四军指战员们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浴血奋战，在激战了7个昼夜之后，最终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叶挺在亲往敌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敌人无耻地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全部不幸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当时，周恩来正在重庆领导南方局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定的斗争。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怒斥道：“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在《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阴谋的相关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扣押之后，周恩来在原稿件位置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国民党的行径极其无耻，而叛徒的行径同样可憎，在皖南事变当中，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投敌，他后面的下场又如何呢？
刘厚总生于1904年，湖南耒阳市江头圩人。他自幼习武，又熟读国内外经典，是当地非常出名的文武双全的人物。
1928年，朱德在湘南发动年关暴动，24岁的刘厚总担任江头圩赤卫队总队长。
在敖山阻击战中，刘厚总带领着赤卫队队员，手持大刀，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配合着工农革命军，击溃了国民党的一个正规团，他也因此受到了朱老总的嘉奖。
之后，刘厚总凭借着优异的战功担任了红军重要的指挥员，但是他生性争强好胜，权力欲重，心胸狭窄，虚荣心强，这也给他后面的叛变埋下了伏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厚总的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他则被项英留在了军部，担任副官。
刘厚总对这次安排非常不满，他本想当个手握实权的团长，但是却当了一个伺候人的副官，没法在战场上出风头，也没有机会立战功，这令刘厚总对这一工作逐渐消极。
由于刘厚总的不求上进，项英也逐渐对他失去了期望，再也没有给他安排任务，刘厚总就这样在项英身边混日子。
1941年1月14日，叶挺亲赴敌营谈判被扣押，项英见谈判无望便带着余部突围。
项英在特务营的护卫下冲出重围，于1月22来到安徽泾县的茂林山地区北端，潜伏在一个名叫蜜蜂洞的山洞里。
当时，项英身边的战士不足50人，而且有20人都是伤员，刘厚总作为项英的副官一直在他身旁照料。
虽然刘厚总平时工作消极，但是由于是资深党员，项英从来没有对刘厚总的忠诚产生过怀疑。
在刚刚被困山洞的时候，刘厚总也没有什么怨言，但是十几天后，在饥寒交迫下，刘厚总出现了动摇，再回想起自己一直没有得到想到“官位”，他开始萌生了叛变的想法。
3月14日深夜,刘厚总趁大家酣睡之际,悄悄掏出手枪,向项英、周子昆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刘厚总杀害项英,自以为会受重大奖赏,但国民党并未将他放在心上,长期对他冷落。
1942年冬,刘厚总来到重庆,在戴笠手下担任第三情报组副组长。
刘厚总对这一职位非常不满,多次在背后辱骂戴笠。他的这些言论很快被戴笠得知，大怒的戴笠缴了刘厚总的枪，然后将其软禁在中统局一个办事机关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将他放出来。
在被放出来之后，刘厚总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无官无职的他只好向国民党要了点路费，打算回到家乡种地。
然而，走到半路上，虚荣心强的刘厚总觉得这样回家毫无脸面，就去了江西九江，在将盘缠挥霍光之后，他找了一家盐铺当起了账房先生。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江西，刘厚总自称为江西人，于是便上了江西户口。
刘厚总本以为可以这样一直隐藏下去，不过1952年的一次户口核对还是让他露出了马脚。
当时，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来到刘厚总所在的盐铺进行核查，当他看到刘厚总时总觉得很面熟，之后的询问，刘厚总的回答也前后矛盾，令黄宜蕃顿时起了疑心。
原来，黄宜蕃曾在十年前担任周子昆的警卫员，他跟项英的副官刘厚总经常见面。
在回到局里之后，黄宜蕃向局长做了详细报告，第二天公安局派人将盐铺团团包围，逍遥法外11年的刘厚总终于落网。
同年8月，经过审判，刘厚总被处以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