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根据地的建设
我到达盐城后，看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苏北几十个县获得解放，使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军民抗日热情高涨。以陈毅、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新四军新军部的成立，把分布在华中的新四军编成为七个师，分别在苏、皖、豫、鄂的广大地区抗击着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这时上海等敌占城市和大江南北的许多青年大批涌来盐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参军学习，在盐城还办有《江淮日报》、《江淮文化》等报刊，这些使刚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我精神大为振奋，把原来由于皖南事变挫折中产生的沉痛、悲愤的情绪一下转变过来。
军部很快就任命我为军法处的副处长，同时兼任盐阜区地方保安处的处长。盐阜地区的区党委书记是刘彬，曹荻秋、洪学智、喻屏、宋乃德和我是委员，我还分工兼任党的社会部部长。也就是除了担任军队保卫工作外，同时还要参加盐阜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工作既繁重又生疏，同时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便从抗大和军法处执法队中先后挑选了两批青年学员，共约六十人，由马宾同志主持，开办了两期保卫训练班。刘少奇同志亲自向第一期学员做了报告，鼓励大家当好保卫党保卫人民的光荣保卫者。这些学员有的是从上海等地来的工人和学生，有的是苏北本地的青年，少数是经过战斗锻炼的战士。他们都很年轻，革命热情高，政治质量好，经过短期训练，除少数分配在军队做保卫一工作外，大多数派到盐阜区的八个县里去建立保安科的工作，成为县区的公安骨干力量，他们的工作表现很好，其中:王必裕、马长有等同志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献身，有的现在已成为党政领导干部。
根据地开始建设的时侯，群众对我们还是存在疑虑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残余的力量虽不大，局处在兴化、宝应、淮安三县边界的不大的一块地方，但对根据地的群众仍有一定的影响。群众怕我们站不长，国民党还会来，而韩德勤又利用在根据地潜伏的特务和国民党的基础势力，并与土匪地主恶霸等结合起来，对根据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制造谣言，有的秘密发展特务和三青团等组织，有的策动我区乡政权的干部和武装叛变，有的暗杀我干部。乡村里土匪横行，一到夜间到处可以听到枪声。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秩序不能安定，政权也不能巩固。这时刘少奇同志指示我们要用各种办法来打击特务、土匪等反动力量，配合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会，建立区乡政权，迅速地把根据地巩固起来。我们曾在盐城的一个中学里发现了国民党的阴谋活动，经过揭露教育，使学生对我们认识有所提高，有的上当受骗的学生也被我们争取了。记得有一个叫滕小良的学生，以后一直为我们工作，在抗战胜利解放淮阴、淮安的战役中，他积极参加搜捕特务分子的工作，曾起了重要作用，以后在敌区工作中被捕关在苏州监狱，表现也很好。全国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机关当干部入了党，但不幸，听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我们先后在建阳和阜宁县破获了两起重大的阴谋叛变案。有一个受国民党指使混入我建阳县参议会当了参议员的地主分子，勾引我一名姓王的区长叛变，及时被建阳县保卫科破获镇压的案件。保安处侦察科也在阜宁县破获了一起小刀会阴谋在我新四军军部和三师师部附近举行暴动的案件，主犯盛玉增原是小刀会的头子，混入我区农会当会长，盛是受国民党潜伏分子王玉书(混入我县参议会当参议员)指使的。幸事先被破获，盛遭镇压，王玉书潜逃到韩德勤那里去了。这两件事震动很大，当时对巩固中心区、揭露敌人，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警惕性起了一定的作用。刘少奇同志还直接向我们作指示，教我们要根据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方法开展工作，曾要我们把经过争取过来的原国民党的一个姓左的支队司令使用起来，有的同志认识比较单纯，认为:“此人没有用处。”少奇同志又对我们做思想工作，说:“当年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我们共产党难道不能收留一个食客吗?可以根据他的情况，采用‘青红帮’的面目去进行活动嘛”以后这位“司令”在保安处掌握下曾收编了一批土匪，还利用他的徒弟去韩德勤占领区，收集情报和收购子弹为我们服务，他本人以后多年一直跟着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在盐阜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全区的社会秩序就逐步稳定了。一九四二年春，华中局从党校毕业生中派了两位经过长征的红军保卫干部来盐阜区保安处加强工作。我向刘少奇同志提出，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我要求调动，在夏天我便去了华中局。
“文化村”
日伪军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发动对盐城地区的军事扫荡，占领了盐城。军部便从盐城转移到阜宁县西南乡的停翅港一带驻扎。有一年多时间里局势比较稳定，没有迁移过。
同年十二月八日，由于日军向英美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随即进入上海的英法租界和占领了香港。原来依托在上海和香港进行抗日活动的文化人无法公开存在了。这时国民党又在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大后方大肆迫害进步的文化人，当时许多著名的文化人不得不转移阵地，许多人冲破了重重险阻，撤退到苏北来。如范长江、阿英、戴白韬、贺绿汀、邹韬奋、姜平(孙兰)、徐雪寒、戴平万、艾寒松、许幸之、车载、胡考、戈扬……等许多人都分批从香港、上海、大后方的重庆、桂林等地来到苏北，他们中有的是党员，有的还不是党员。新四军非常欢迎这批知识分子的到来，认为他们来对开展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非常有益，特别是陈毅同志还亲自过问这方面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夏天，华中局还专门成立了华中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加强文教工作，统一管理华中的报刊、学校、教育、文艺和文化干部等工作，由彭康任书记，我也是这个委员会成员之一。陈毅同志专门指定我负责和这批新来的“文化人”联系，把他们一部分集中安置在距军部驻地很近的卖饭曹村居住，一部分分配工作。当时人们称这里叫“文化村”。也有人戏称我为“文化村村长”。当时根据地物质生活很艰苦，但对这批文化人还是尽可能的予以优待，发衣服日用品，一般都是以团级干部待遇，每月还发特别津贴二十元或三十元，作为卖香烟及零用。陈毅同志常亲自来探望，谈笑风生地和他们谈心，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他便把自己最喜欢喝的红薯丁粥来招待大家。大家对陈毅同志的儒将风度甚为赞佩，对他直爽诚恳的态度都深受感动，后来绝大多数都安心留下来工作了。其中有个别的人要求仍回上海的，陈毅同志采取“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态度，仍热情帮助他们离开，还对这些人说:“今后愿意来还欢迎你来里”。后来军部转移到淮南去，有些“文化人”仍留在盐阜区。陈毅同志离开盐阜区前，还又专门布置三师黄克诚师长对这批文化人予以照顾，同时也具体嘱咐我留在三师，继续兼顾他们的事。从上海来的阿英同志全家，在敌人扫荡期间，安排在射阳河边的华成公司住，我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邹韬奋同志从香港撤退经过上海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后来考虑为有利于他的养病，使他能靠近军部住，便从苏中转到盐阜地区。一九四二年冬为准备反扫荡，三师师长黄克诚和副师长张爱萍同志命令我护送邹韬奋同志到阜东县八滩镇附近的大杨庄杨芷江家里“打埋伏”。杨芷江是当地的开明士绅，历史上曾任过吴佩孚的秘书长。响水口的伪军头子徐继太在扫荡中到了杨芷江家里，因杨芷江和徐继太的父亲是好友，在杨的保护下，徐继太见了邹韬奋同志，但未敢损害韬奋同志。后来韬奋耳病严重，又转去上海治疗，不幸在上海病逝。
这一时期中，我还曾担负为军部的曾山同志(华中局组织部长)、赖传珠(军参谋长)等十余名红军老干部补习文化课，每周为他们讲语文文法。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华中局也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曾山同志兼任主任，我曾任该室的敌区部和友区部的负责人。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收集各种情况和资料开展研究工作。
一九四二年冬天，军部成立新的军法处，这是名副其实的主管军法工作的单位，由军参谋长直接领导，原来管保卫工作的部分正式划归军政治部保卫部管了，军参谋长赖传珠调我兼任军法处长，但没有多久，军部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去时，我没有随军部走，而调到三师去工作了。
在淮南被监禁审查十个月
一九四二年冬，获悉敌伪将对盐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显然目标是对着新四军军部的。在敌人扫荡行动前，军部就巧妙地迅速转移到津浦路东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二师地区)去了。军部迁走前，刘少奇同志已离开军部去了延安，新四军的政委由饶漱石担任。一天饶漱石找我谈话，他说:“敌人要侵犯这个地区，军部要转移，你留下。保卫工作是党的一把‘宝剑’，我把这把指挥刀交给你”我问饶:“敌人来了怎么办?”他说:“你到三师找黄克诚同志，再到上海一个秘密办事处去工作，各地的负责同志到上海，你把他们送到延安去。”但我还没有来得及去三师，敌人就打来了，我急忙处理了一些事情，就到三师去报到。那时去上海已经晚了，黄克诚同志要我在师部当临时的秘书长，以后又决定我任三师保卫部长并兼调查研究室主任。
从一九四三年一月开始，敌人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盐阜区中心地区推进，我军采取分散活动避开敌人的锋芒，使他到处扑空。敌人进入中心地区后，安设了一些据点，这样敌人兵力就分散了，处于我民兵游击队的包围之中，处处被动挨打。这时我三师部队便转入进攻，在张爱萍副师长亲自指挥下，先后拔掉了阜宁县小陈集和阜东县八滩两个据点，并全部歼灭守敌。由于获得这两次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敢再在我中心区存留，全部撤回到原来在主要交通线上的各据点去。这样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这是军民合作的一次伟大胜利。
在三师工作中，我和黄克诚、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接触的时间较多。我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是经过长征的干部政治上很强，水平很高，文化知识也很丰富，很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在日常生活和我接触中，他们给我不少启示，对我的帮助是较多的。黄克诚师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是十分严肃的，记得一九四三年万余敌人大举扫荡盐阜根据地，三师师部从阜宁县转移到盐城东面海边的斗龙港北岸。一天晚饭后，我跟他出去散步，他看到港里停着几艘大船，他查问船是干什么用的?当时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在场，神态诡秘地说:“是我们准备着的，斗龙港南岸是苏中根据地，敌人如冲过来，我们就乘船去苏中区暂避”。黄师长听了勃然大怒。他说:“你们都去吧?我不去!华中局指定我们的防区是盐阜、淮海两地区，敌人来就坚决打，和他周旋，怎么可以逃出防区去躲避呢?"吴法宪还强辩说:“我们马上可以回来的”。黄师长严肃地高声说:“过去一分钟的权利也没有！”他这种坚定的革命气概，使我深受教育，张爱萍副师长当时只有三十三岁，是经过长征的青年将领，又是学识丰富具有多种兴趣的儒将，他当时就会摄影和冲洗技术，和他相识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愿意和他交谈。他在“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曾调到党的江苏省委任军委书记，我一度也在军委领导下工作过，但那时我们役有直接接触过，也互不认识。在三师这段生活在我一生中是值得怀念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三年的十月，突然通知我去军部所谓“开会”。当我赶到淮南盱眙县军部后，饶漱石扳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要对我进行政治审查，就当场逮捕了我。开始我摸不着头脑，怎么把共产党员当敌人对待呢?后来从审查我的同志的审问中才逐渐了解，原来是为了审查我的历史。特别是我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工作时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的问题。我先后被关押在淮南地区盱眙县的黄花塘和小李庄的农家小屋中，日夜由部队战士看管，陋屋破烂不堪，生怕我逃逸，先手铐，后脚镣，把我当成个重要犯人看押。华中局成立一个审查我的小组，组长饶漱石，组员有城工部长刘长胜，情报部长潘汉年，三人轮流审问我，我知道当时陈毅同志不在军部，已去延安了。
我被捕后，饶漱石第一个亲自出场审问，奇怪的是饶的审问根本不查我的历史，劈头就说“原来你是特务。我问你，你和陈毅那么接近，你在我与军长之间挑拨离间了些什么?快把事实交代出来。”我气愤地回答他:“你如把我当作党员干部的话，就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如果把我当作敌人，我是不会回答你的。”饶漱石当即语塞，他知道问不下去，就训斥几句走了。
当时饶漱石是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我听说他曾蓄意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闹矛盾，专门召开会整陈毅同志，后来人们称谓“黄花塘事件”。那时我远在三师任保卫部长，对他们之间的事根本不知道。在盐阜区时，因在陈军长直接领导下负责“文化村”的工作，接触较多。我对陈军长是很尊重的，后来调到三师保卫部工作后我和军长及饶就再无接触，说我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无非是把他自己所作的不体面的事，妄图嫁祸于人罢了。
后来潘汉年同志来审问，见我戴着手铐，便说:“上了手铐如何写东西呢?”因此，给我下了手铐。后来我写信给饶漱石锐:“天太热，戴着脚镣无法洗澡，现在替我下镣，天凉些时再戴上。”但是，饶漱石没有同意，说这个案子是从中央来的。一天，突然降暴雨，我被关的那房屋既漏雨也裂缝了，我请求是否搬个地方，战士请示领导也没有准。幸好看守部队的一个二班班长叫我挪到另一间屋里，一忽儿原住的房子就坍塌了，我幸免于难。
对南京戏校时期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的问题，那时我虽还不是党员，但一直在地下党唐守愚同志指导下工作，自己清楚，我是无辜的，但经过再三解释，都无济于事。幸好潘汉年同志从敌区回来，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由于他对抗战前后的敌情和在党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救国会组织的背景等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也由于从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用逼供信的手段所得的所谓证据材料被推翻了)，对我的怀疑才得以消除。
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的一天，看守部队的教导员来叫我时，我正在午睡。他进来说:“恭喜你!你的案子推翻了”。接着，饶漱石进屋就握住我的手，显得尴尬的样子说:“我没有话讲了，我没有话讲了。一句话，组织上错了，你没有错。”又说:“如果那时你乱讲的话，倒会惹出麻烦来”。这次共被关押了十个月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中，有一位同志被说他是cc派反革命而受整，他不承认，只讲自己在南京戏剧学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的组织，是学校老师石蕴华介绍的。就这样把我也牵连上了。
本来众所周知，“救国会”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但是当时在延安负责审干的是康生，这一情况，到康生手里，这个在抗战前后起过很大作用的抗日组织，竟被说成是与国民党cc派有关系。康生通过逼供信的材料也认定我是国民党cc分子。康生随即通知华中局将我逮捕审查。我以前还总以为这件事主要是康生的无知所造成的偶然失误，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对康生(还有和他狼狈为奸的江青)的本质的揭露，不得不使我联想到我这次被捕的原因，很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江青迫害的问题时将一并来谈。
我被关押审查期间，还有一件难忘的趣事。组织上暗中派了一个干部，装着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同志审阅。潘看了我的诗词后写了一首绝句，由该“犯人”带给我。其中有一句我至今还记得是“巨眼谁复识英雄”。诗词中暗示了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得诗后颇为感动，先后写了两首诗答谢潘汉年同志。一首题为“读赠诗有感”(谢友人问):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已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以后还另写过一首题为“赠汉年”的诗:
沪滨私淑倏经年，几度神驰百粤边。
啼笑皆非怜此日，殷勤慰我铁窗前。
这有趣的往事，使我铭刻在心，永久怀念！
【扬帆（1912年-1999年），原名石蕴华，曾名殷扬，1912年出生，江苏常熟人。1924年去上海读书，1932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北大的学生领袖，曾先后参加北京民族解放先锋队、北京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组织。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平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参加一二九运动。后任上海《译报》国际编辑和记者。1939年初率领上海人民慰问第3战区将士演剧团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后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秘书，新四军军法处科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处长，兼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保安处处长，新四军第3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1944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4月因“潘(汉年)扬(帆)案件”，被错误逮捕判刑。1980年4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任上海市政协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