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刑事“侦查”取代了“侦察”？

#律师来帮忙# 侦查究竟为何物？需要从侦查学发展的历史中探寻答案。回溯侦查学的漫漫征程，奥地利犯罪学巨擘汉斯·格罗斯博士（Hans Gross，1847—1915）的名字熠熠生辉。身为刑事审判法官的他，在审判实践中深刻洞察到刑事证据乃审判成败之关键。一旦证据存疑，审判必陷谬误。基于职业的敏锐与担当，驱使他深入研究刑事审判前的证据发现与收集，从而奠定了刑事侦查学的基石。尽管‬刑事侦查学自诞生起，便在刑事法学殿堂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长久以来，关于侦查的本质、侦查措施的内涵以及侦查学的基础理论等核心议题，却鲜有学者深入探究。 “侦查”一词乃由“侦察”逐渐演化而来，在1949至1999年间，两者更是相互通用，不分彼此。例如，1953至1954年间，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纂的《刑事侦察工作概论》《专案侦察》《刑事外线侦察工作》等系列教材，便是对“侦察”一词广泛应用的生动例证。直至1997年，公安部政治部主编、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刑事侦察学导论》，依旧沿用“侦察”之名。在我国，“侦查”与“侦察”实则并无本质差异，彼时的互通互用，恰是我国侦查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复杂性与隐蔽性的真实写照。然而，随着我国法治体系的日益完善，刑事诉讼法历经数次修订，“侦查”一词已全面取代“侦察”，成为法律领域的专有术语。 若‬追溯“侦查”一词需从“侦察”的源流细细考证。无论是“侦”与“查”的精妙结合，还是“侦”与“察”的默契搭档，从字面上看，《辞源》释“侦”为“问”或“探伺”，而“查”与“察”则同义，均涵盖“查看”“观察”“调查”“查究”“查勘”及“查核”等意。回溯《后汉书·乌桓传》，有载：“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左地，遂迁乌桓于上谷等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之动向。”此乃“侦察”一词较早之史证，原意为“侦探视察以明敌情及战事相关”。可见，“侦察”源自军旅，乃地道“军事术语”；而“侦查”于古籍鲜见，其诞生与运用，实乃法律条文之“固化”，伴随中国近现代法治之进程，深蕴法治之魂，是为典型“法律术语”。 在侦查学界的传统认知中，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及逮捕等法定“强制措施”，皆被广泛地归入侦查措施的范畴。此处的“侦查”，实为对“相关工作”与“相关措施”的统称。‬其中‬，“相关工作”，即在法律规制之下，为破解案件谜团而精心展开的证据搜集与案情剖析活动，涵盖了“对证人的询问、对被害人的关怀式问询、对犯罪嫌疑人的深入讯问，以及严谨的勘验、细致的检查和科学的鉴定”等诸多环节；“相关举措”则意指一系列“带有强制性质的措施”，此“相关”非仅指“有关”，其范畴远超传统意义上的强制措施，将一切在侦查过程中可能采取的强制手段悉数包罗。 《刑事诉讼法》第108条明确界定，侦查，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针对刑事案件，依法开展的证据收集、案情查明活动及实施的相关强制性措施。此法理概念蕴含四层深意：其一，侦查主体法定，非公安机关与检察院莫属，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条，侦查权归属公权力范畴。其二，侦查对象特定，专指刑事案件，此类案件关乎犯罪，依诉讼程序不同，又分公诉与自诉两类。其三，侦查核心在于“证据收集、案情查明及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其四，侦查作为“工作‬”或“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必须严格依法行事。综观四层立法意蕴，不难洞见，“侦查”实乃“依法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及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之总称。 “侦查”并‬不包括‬强制措施与预审。《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四者逻辑上并列，“侦查”与“拘留”、“执行逮捕”及“预审”各有其独立意义。依据相关司法解释，法院虽有权实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但并非法定侦查机关，故将拘留、逮捕等纳入侦查范畴有违法律。同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明确指出，侦查后对有证据证明的案件应进行预审，进一步证实“侦查”内涵并不包含预审及法定的五项强制措施。若将强制措施及预审纳入侦查，则检察院‬在侦办自管案件时也将拥有拘留、逮捕及预审权，显然与现行法律不符。 深入剖析“侦查”的法理概念，我们不难发现，其内涵天然地融合了“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与“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两大核心要素。换言之，无论是“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还是“有关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它们均构成了“侦查”的本质。当“侦查”作为修饰语，指向“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时，“侦查措施”这一组合，便是对“措施”本意的深度强化与延展；而当“侦查”作为修饰，侧重于“有关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时，结合侦查措施的词源探析，“侦查措施”则意指为收集证据、查明案情而精心设计的具体行动方案，无疑更加精准地揭示了“侦查”与“措施”结合后的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