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轻罪，通常指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外的犯罪。近二十年来，我国刑事立法与社会犯罪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重罪比例逐渐下降，轻罪则迅速攀升。以《刑法修正案》（九）（十）（十一）为例，新增的35个罪名中，轻罪占比高达65.7%。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近十年重罪案件人数占比降至3%左右，而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人数占比升至约79%，醉驾案件占比近20%。同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激增，2021年已成为起诉人数第三的罪名。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也证实，2011—2020年轻刑案件占比约85%，重刑案件仅占15%。由此可见，轻罪化已成为当代我‬国犯罪状况的显著特征。 国外虽无完全相同的“少捕慎诉慎押”法律框架和政策名称，但诸多国家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均体现了相似理念，尤其在保障人权、限制羁押及谨慎追诉方面。英美有严格的逮捕羁押程序与证据要求，德法强调羁押必要性审查与刑罚个人化，俄罗斯则构建了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这些均蕴含慎押慎诉精神。各国通过立法及司法实践，严格限制逮捕羁押条件，加强羁押审查，谨慎追诉，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对我国而言，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构建轻罪治理体系，完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是推进司法公正与效率兼容的必然趋势。 公安机关、法院与检察院在“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的认识与实践深度上存在差异，需刑诉法‬统一指引。公安机关因担忧犯罪嫌疑人逃避追诉、妨碍诉讼及证据收集，倾向于采取羁押措施，且考核指标影响办案规范性评价。法院则强调审判权独立，平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期待，倾向以被害人意愿为抉择。检察机关虽在践行“少捕慎诉慎押”上取得成效，但部分检察官仍受传统理念影响，缺乏行使非羁押措施的勇气。三大部门在理念与实践上的不统一，需通过深化认识、完善机制来更好贯彻。鉴于轻罪案件的可化解性与被追诉人的可挽救性，“少捕慎诉慎押”作为刑事司法政策，有必要上升为诉讼法基本原则。 在轻罪案件中贯彻“少捕”政策，社会危险性的判断至关重要，但当前证明责任及标准尚不够细化。《刑事诉讼法》虽明确了社会危险性的具体类型，却仍将考量因素规定得较为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办案单位应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公安机关常笼统表述社会危险性，缺乏证据支持。同时，学界对于证明标准也存在争议，捕诉一体改革后，逮捕服务于起诉，使得逮捕决定更多地基于公诉需要而非社会危险性程度。然而，刑事诉讼中不同性质的要件应有不同的证明标准，因此，明确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及标准，对于准确贯彻“少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不起诉率虽逐步提升，但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仍面临多重限制，导致轻罪案件中不起诉比例偏低。以H省为例，尽管不起诉率从2017年的3.4%增至2023年9月的21.8%，但仍远低于刑事被告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比例80%的实际情况。这主要归因于制度层面不起诉适用空间有限，制约了检察机关的主观能动性，导致部分本应不起诉的案件被起诉至法院。此现象除受刑事司法传统理念和办案机制影响外，更凸显了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困境，如法定不起诉情形有限、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狭窄、附条件不起诉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等，亟需程序制度层面的全面改革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面临显著局限与程序缺陷。一方面‬，审查权独家授予检察机关，致使审判阶段羁押审查形同虚设；另一方面‬，捕诉部门兼具审查与决策双重角色，对自家逮捕决定审查动力不足，变更强制措施鲜有发生，这种“自我监督”机制严重削弱了审查实效。同时‬，尽管相关规范尝试引入“公开”审查机制，但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将听证明确为必经程序，羁押听证办法也仅作为特殊情况下的备选方案，程序上的这一空白显然难以确保审查结果的全面公正与合法合规，迫切需要刑事诉讼法对羁押必要性审查进行更为明确与完善的规制。 为完善“少捕慎诉慎押”在诉讼法中的立法，通过‬将“少拘少捕慎诉慎押慎判”明确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并构建科学配套机制，以确保轻罪案件处理的高效与公正。细化“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与标准，要求公安机关主动搜集并提交相关证据，检察机关则据此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完善不起诉制度，扩大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促进“少捕慎诉慎押”的深入实施。需拓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规范审查程序，确立“以听证审查为原则，以书面审查为例外”的基本规则，以更加完善的程序性规定，推动“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全面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