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史》是我国历史上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从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立项”到乾隆四年（1739）最后定稿，前后历时长达六十年之久。

得益于修订时间长、纂修者整体素养较高等因素，《明史》一直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

梁启超认为：“除马（《史记》）、班（《汉书》）、范（《后汉书》）、陈（《三国志》）四书外，（《明史》）最为精善”； 《剑桥中国史》也将《明史》“评价为“二十四史”中“编纂得最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

对于《明史》的纂修工程，康熙皇帝给予了极高程度的重视。换言之，《明史》的高品质与康熙皇帝的“治史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康熙如此重视《明史》？在《明史》的纂修过程中，康熙具体给到了什么样的支持？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康熙与《明史》内页

实际上，早在顺治二年（1645），清廷就专门设立了“明史馆”。不过，“明史馆”只是初步议定了《明史》的修撰体例，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纂修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宣誓中华正统”的“政治秀”（拓展阅读：）。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委任顾炎武（1613—1682）的外甥徐元文（1634—1691）为监修，“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编纂《明史》”。至此，“明史馆”正式“启动开工”。

在《明史》的纂修团队中，汇集了朱彝尊（1629—1709）、尤侗（1618—1704）、毛奇龄（1623—1716）以及黄宗羲（1610—1695）的得意门生万斯同（1638—1702）、儿子黄百家（1643—1709）等众多学者（拓展阅读：）。

徐元文（1634—1691），一度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在众多学者中，出力最多的非万斯同莫属。在徐元文的多次聘请之下，他只身来到北京，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主持了《明史》的纂修工作。

康熙二十九年（1690）左右，第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明史稿》初步编成，凡四百一十六卷；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诏令续修《明史》，万斯同再次应总裁王鸿绪（1645—1723）聘请，承担了史稿列传部分的修改审定工作。

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万斯同在王鸿绪的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学界普遍认为，万斯同的去世是“《明史》编纂工程第一阶段的正式结束”。

万斯同雕像

万斯同去世后，先后三次担任《明史》总裁的王鸿绪，在对《明史稿》进行一些微调后，于康熙末年（1722）和雍正初年（1723）两次进呈了“王氏修订版”的《明史稿》。

乾隆四年（1739），清廷再一次组织人手修订《明史稿》并于同年敲定最终稿——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史》。

由此可见，《明史》的主要纂修工作，是在康熙在位期间完成的。

中华书局版《明史》

康熙之所以重视《明史》的纂修工程，学界普遍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敏锐的政治嗅觉

康熙认为，纂修历史关乎着国家的社稷安危：

“凡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朕每披览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正以探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也。”

因此，在《明史》的纂修进程中，康熙一直给予着极为高度的重视。客观地说，这在我国封建王朝的历代君王中是比较罕见的。

康熙定台图

2）对“以史为鉴”理念的强烈认同

康熙不仅认为“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还认为学习历史“有裨实用，可为治道之助”。因此，他要求各级大小官员，“无论文武，皆须读书，探讨古今得失，加以研究”。

在亲政的五十余年间，康熙不仅“经筵日讲，从不辍停”，还要求讲官们“对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滥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

对于康熙的勤奋态度，讲官张英（1638—1708）由衷赞叹道：

“前代帝王读书、经筵日讲间时举行，仅成故事。皇上圣学勤敏，极意精研，经筵日讲既已寒暑无间；深宫之中，手不释卷，诵读讨论，每天至夜分，求之史书，诚所罕睹。臣得侍左右，曷胜忻幸。”

另外，康熙本人不仅通读了《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书目，还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颁布谕旨，命令史官将《通鉴纲目》翻译为满文，供满洲八旗子弟们学习。

康熙帝戎装像

3）对“明朝灭亡”的深度反思

对于明清易代的具体原因，康熙一直有着较为独到的理解（拓展阅读：）。

当时的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明朝覆灭的罪魁祸首，是权倾朝野的宦官阶层。对此，康熙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得益于他制定并推行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章程，清朝一直都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情况（拓展阅读：）。

《绣春刀》里的魏忠贤

不过，康熙并未将明朝覆灭的原因，尽数归咎于宦官。在他看来，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延续了百余年的“朋党之争”：

“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念以门户胜负为先，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中宫用事之故，乌得笃论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朝的“朋党之争”如此激烈？康熙认为，这与中原知识分子的“师门结仇”有着直接关系：

“汉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互相结仇，若不日稍有不合，必寻求其过失而陷之，如或不能，即做文章，极论其非，以抒其愤而后快。此汉人陋习至今尚未改也。”

因此，他不仅对朝廷中潜在的党争保持着高度警惕，还希望能建立一种“人人都能开口说实话”的舆论氛围。

就像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他在与大学士们的交谈中所说的那样：

“督抚大吏办事当于体察，不可刻意苛求。为大臣者，不可轻率参人。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劾，此风不可不戒”。

东林书院旧址

具体而言，学界主要归纳了以下几点：

1）将《明史》纂修为“一代信史”

自从《明史》纂修工程正式“立项”后，康熙一再要求，务必将《明史》修成“一代信史”：

“勿尚浮夸而乖情实，毋徇偏见而失公平，毋过质略而不周赅，毋务铺张而词多繁缛，务期事归确核，文极雅训”。

康熙认为，在《宋史》和《元史》中之所以出现了“数目斐然”的纰漏，主要原因就是史官们的“不端正”态度作祟（拓展阅读：）：

“《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宋史》成于元，《元史》成于明，其中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

短期速成的明朝版《元史》遭到很多人批评

因此，他不仅强调频繁强调“作史当重良心说”，还对史官们的业务能力与治史态度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若《明史》之中，稍有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

由此可见，康熙一直将《明史》的纂修工作，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另外，康熙还指出，史官们对史实“固执己见”与“将野史记录视为可靠信源”的行为，都是治史“大忌”。

因此，他希望史官们能够摒弃成见，做到“自我约束”，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审不公”的现象发生。

1699年康熙皇帝读书像（45岁）

2）摒弃“讽刺前朝”的恶习

众所周知，“讽刺和贬低前朝”一直都是史官们在“编修前朝史”进程中的“潜规则”。

对于这种现象，康熙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在他看来，要想保证《明史》成为“令后人心悦诚服的信史”，史官们必须要摒弃这一恶习。

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在审阅《明史稿》时发现，里面对明朝皇帝们“诋毁之词甚多”。对此，他大为不满：

“前者纂修《明史》诸臣….于洪武、宣德本纪，訾（zi，‘诋毁’）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犹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务克殚尽。....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至开创时佐运文武诸臣，各著勋绩列传之中，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

在今天看来，得益于康熙的“求真”态度，使得《明史》的纂修一直处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与舆论环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明史》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宣宗朱瞻基

3）“追求真实”，不必拘泥于文风辞藻

在审阅《明史稿》的过程中，康熙发现一些史官由于过分注重文风辞藻，甚至忽视了修史环节的重中之重——追求真实。在他看来，史官们不能为了可以追求“雅”而忽视了更为关键的“信”。

因此，他不仅要求史官们重视《明实录》中的记录，并要求他们“少说空话和套话”：

“尔等纂修《明史》曾参看《实录》否？史实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知悉? 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其事，岂可空言文饰乎？”

当然，康熙本人很清楚，《明实录》“其间立言过当，记载失实者甚多”。可即便如此，他依然要求在《明史》定稿后。“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证”，最大限度地保证史料“有据可依”、“有据可查”。

中华书局版《明史》

4）保证内容“秉正持平”与“真实性”

康熙认为，“作史之道，为在秉正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因此，他要求史官之间必须“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利用“集体智慧”抵御客观存在的“个人偏见”：

“史书永垂后世，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颇之失，可以传信后世。夫作文岂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者，当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即如朕所制之文，亦常有参酌更定之处。今见翰林官所制祭文碑文 亦具不乐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之道，流于偏私矣。”

康熙帝画像

康熙还指出，史官们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务必要对其真实性有所预判。理由很简单，因为个人情感或政治立场等原因，一些文献资料中的记录与史实存在着很大偏差。

因此，他尽管一再向史官们强调《明实录》的重要性，但也要求他们没必要“唯《明实录》是瞻”：

“凡核史书，务宜考核精详，不可疏漏。朕于明代《实录》，详（熟）悉披览，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以后，颇多讹谬，不可不察。”

即便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明史》纂修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但康熙依然在反复强调史料的考据问题：

“明末去今为时不甚远，传闻李自成兵到，京师之人即以城献。又闻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国在西便门援城而上。由此观之，仍是攻取，可云献乎？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尔等到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事，应详加参考，不可忽略。”

晚年的康熙

在纂修《明史》的过程中，康熙不仅对史官们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在各个环节给予了充分的保障与支持。

1）对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

明清更替之际，各地战乱频繁，相关的文献典籍残毁严重。因此，与《明史》编撰相关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一直都是重要且比较艰难的工作。

为了保障《明史》的内容质量，康熙不惜使用行政手段，对积极捐书者予以重奖。即便“所送之书有犯忌讳之文字”，官方也不会治罪。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伦敦，1669）封面插图上的康熙皇帝形象

比如在得知《明实录》中缺少“天启甲子和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之后的参考文献后，康熙在责令礼部“搜集资料”的谕旨中如是写道：

“尔部即再行内外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具著查送。在内部院委满汉官员详查，在外委该地方能干官详查。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在今天看来，一系列由清廷主导牵头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不仅为史官们提供了更为丰富、详实的材料，也给予了《明史》更高的可信度。

欧洲人笔下的康熙皇帝

2）对于“口述历史”的重视

康熙还认为，“过来人”的口述历史，同样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史官们在修史过程中，对于“口述历史”也要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

比如围绕“张献忠屠四川”的史实，他在与户部尚书张鹏翮（1649—1725）的对谈中如是说道：

“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张献忠遂至四川，其间详细，未有悉知。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

1716年康熙皇帝致教皇的公开信，左边满文、中间汉文、右边拉丁文

一言概之，《明史》之所以能得到学界的较高评价，与康熙本人较为严谨的治史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

由此可见，康熙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具备“以史明鉴”并将之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的意识与能力。换言之，康熙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较为辉煌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基础所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