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华
金永华，原名纫秋，又名建华，1900年出生，重庆巴县人，官宦家庭出身。父亲金润民是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幕僚，参与机要，草拟奏章，颇受重用。母亲是四品黄堂、正牌知府的千金小姐。
金家姊妹三人，金永华排行老大，自幼聪慧过人，偌大亲族中，金大小姐名声响亮。
金永华四母亲给她缠脚，却遭到她的极力抵触，并以死相抗。这事得到父亲的支持，她因此赢得一双天足。这对她的性格及人生命运都带来很重要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垮台，父亲金润民丢掉差使，母亲一心向佛，不善持家，金家日益败落。金永华想去上学，但遭母亲极力反对。
金永华再次以死抗衡。正好有个大户人家小姐需要陪读丫环，也看中了金永华。她毫不犹豫答应了。
此后，无论寒冬酷暑，金永华每天一早赶到学校，侍候小姐起床，准备笔砚，陪着上课学习。晚上，待小姐休息后，匆匆回家，完成母亲交办的家务。干完家务活，又复习预习功课。
她只要能读书，不怕独自走夜路，不怕一天到晚做不完的事，倔强、顽强。几年学习下来，她成了益州女校的才女。 她表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理智和坚强。
益州女校读书期间，她受校长崔觉民（同盟会会员）影响颇深，爱国主义思想萌发。她参加了四川保路罢课运动、“秋瑾、宋教仁被害日”悼念活动、国耻日反帝爱国游行，思想活跃，作风大胆。
1916年，迫于生计，金家举家从成都迁回重庆。
父亲很喜欢她这个聪明伶俐、刻苦好学的女儿，支持她继续读书。金永华考上了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不料此事遭到家族规强烈反对，父亲屈服于压力，金永华的读书梦破碎。
1920年，金永华嫁入家境殷实的王家，成为江北县商人王英武的继室。第二年，生下儿子王朴。
婆婆早年丧夫，性情古怪，金永华在王家受尽苛刻。她要侍候好婆婆，照顾好丈夫，还要关心丈夫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她很有眼光，丈夫生意低迷一筹莫展，她建议丈夫低价收购猪鬃，储存起来。得益于这个建议，丈夫顺利渡过难关，生意起死回生。
为了寻求发展，金永华支持王英武到日本做生意。1926年春，一家三口东渡日本。在日本，金永华一边勤俭持家，一边相夫教子。
一次，一个日本小孩骂王朴，王朴还了一句，立刻遭到日本孩子的痛打，王朴打不赢，就咬了对方一口。对方家长找到金永华，要求道勤赔医药费。客居异乡的金永华切肤地感受到弱邦的悲凉，毅然带着王朴回国。
金永华聪慧精明，治家有方，很快赢得家人的尊重，掌握了王家的财政大权，成了名符其实的当家太太。
其时，王家在重庆的祥记商号除经营猪鬃外，还做山货、药材、毛皮生意。业务拓展很快，单是猪毛就占着一幢四层楼房40多间房子，雇着近200名男女工人。
人到中年后，丈夫王英武疾病缠身，她便与丈夫商量，不再扩大城里的生意，把活钱变成田产。王家开始在江北县、巴县等地买田买地，兴家置业。土地之多，王家人出门走三天也不会踩别人家的地面，达1680多石。王家成了江北县最有实力的大地主之一。
当家的金永华治家严谨，省吃俭用。她自己很少穿金戴银，也不让孩子们过分享受，平时连点心水果都舍不得给孩子买。她买了好几个保险箱，把珠宝玉器都按孩子的人头分成份额仔细收藏，贵重的衣料都给儿女留着。她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些东西将会因为一个理由大水般流散。
1939年秋，王朴在复旦高中读书，因抗议学校无理开除同学而愤然退学，回家与几位同学集体自学。金永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挺赞赏儿子的行为。
她将表弟杨宜德聘为西宾，几个小点孩子都交给表弟发蒙。
虽然她不在金钱上娇纵孩子，却对王朴买书学习从不阻止，以致王朴几乎购买和保存了当时全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刊物和生活书店出版的重要书籍。
儿子给她介绍高尔基的《母亲》、巴金的《家》等书籍，她总是认真地读，还与儿子一起探讨书中的人和事。在与儿子的长期接触中，特别是王朴考入复旦大学读书以后，她以一位母亲的直觉隐约揣度到他要走的路将是一条能成大器的路，与儿子在一起的人是能成大事的人。
她从儿子的言谈举止中，听得出家里的成千亩良田、玉器珠宝、城里乡下的房产商号，在儿子眼中一文不值。
她常跟儿子说：“我不糊涂。”这四个字，是对儿子未来的信心与期翼。
1945年秋，抗战胜利，内战爆发。7月，王朴根据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回乡为党兴学，开辟农村工作据点。金永华并不知道儿子想干什么，但同意了儿子的办学计划。
9月，江北县复兴乡莲华小学正式开学了。王朴任校长，金永华任董事长。她带着全家大小八口人，从城里搬到穷乡僻壤的复兴乡李家祠堂。
她主动负责学校的后勤工作，为大家煮饭，洗衣服，与地方社会上层人士斡旋，搞好关系，以保证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行。学校按照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还办了成人夜校，帮助附近农民学文化。来上学的青年农民很多，有的打着火把从几里外赶来学习。
1946年夏，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农村据点，扩大办学影响，王朴向母亲提出，买下逊敏书院的校址，将小学办成中学，金永华支持了儿子的决定。
同年秋，莲华中学在逊敏书院正式开学，共产党的工作据点随之从李家祠堂转移到逊敏书院。因为来上学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这些孩子，也为了隐蔽据点，学校减免了将近一半学生的学费、膳宿费，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这时王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莲华中学成了中共培养干部的摇篮。经过近一年的办学，金永华对师生们的感情也日益深厚，亲自下厨做豆花，周末还参加学校的文娱晚会，和青年们一起围坐在火堆旁击鼓传花，唱歌、跳舞、猜谜语、聊天。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以英语教员身份，化名李仲伟来校工作，王朴和黄友凡为工委委员。这个学校从此成为中共在江北县、北碚部分地区的司令部，成为培养干部的“红色摇篮”。金永华实际上已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她也从中受到共产党的教育。
这年冬天，全县风传莲华是共产党办的学校。县长燕德炎来校视察，实则查探。金永华特地换上锦缎旗袍，戴上首饰，与王朴在校门口迎候县长，并陪同视察。此举颇得县长及其随员的赞赏。经过这次波折，再一次巩固了莲华中学的地位。
在两年办学实践中，金永华更加看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坚和希望。她猜想这些年轻教师是共产党员，深信儿子走的路是一条光明的救国救民的大道。当然也深知这条路并不平坦，而是充满着艰辛、危险和严峻考验。
1947年秋天，解放战争出现历史性转折，但大西南仍一片肃杀气氛。《新华日报》被关闭，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撤离。
中共川东临委决定，在上下川东地区发动武装斗争，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开展武装斗争需要大量活动经费，用于筹办枪支弹药、购买粮食等。中共川东地下组织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北区工委，王朴接受了任务。
王朴与母亲商量筹资之事，希望她能同意把田产变成现金借给共产党用。王朴明确告诉母亲，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派他来做工作的。但这个要求对金永华来说意味着一个极艰难的选择。
这意味着她耗尽半生心血、苦心经营积攒所得，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财产将全部放弃，而且事情败露，一家人都将遭灭顶之灾。
她对儿子说：“就算王家的田产不要了，可这事跟办学不一样啊！娘快五十了，死不足惜，可你弟弟妹妹还没长大……”
王朴很急切，一次又一次给母亲分析形势，启发开导，并讲了中共川东组织提出的三个条件：变产助党，重庆解放后归还；莲华中学完全交给共产党来办；弟妹由共产党负责培养教育。
金永华应该不是被这些条件说服的。她看出的是儿子的决心和滚滚而来的大势。多年后，她告诉儿子王容：“我想过了，我可以教书，国文、算术都可以。”如果不可以教书，“我就去帮人。”如果被捕，“我就顾不得你们这一窝拖（指5个幼残儿女）。”她是拿着生命和一家人的命运来做的这个决定。
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金永华陆续变卖了江北县复兴、悦来、仙桃、静观及巴县鹿角、长生等地的1480多石土地和市区部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价值近2000两，冒着“通匪资匪”的危险，全部存入中国银行，由会计主任、共产党员杨志保管，交付共产党支配使用，而且把莲华中学也交给共产党办学。
1947年冬，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到莲华中学检查北区工委工作，部署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时，特地拜见了金永华，誉赞她的崇高之举，感谢她在艰难岁月和关键时刻的一片赤诚之心。她也感谢共产党对她的信任和给予她的无限温情。
王家大举变卖田土和房产，在重庆市和江北县引起很大的震动。为免社会人士及特务猜疑，防止破坏，金永华遵照共产党组织的需要和安排，于1948年早春，由王朴出面，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创办了重庆南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以贸易为掩护，打通与上海、香港的通路，与上级组织保持联系。
与此同时，她又出面接办由天津内迁于此的私立志达中学，并将其完全交给共产党，名义上仍担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
至此，她已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和赤心都献给了儿子所从事的事业，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但她的奉献还有比这更宝贵的。
1948年春夏之交，正当北区工作蓬勃开展时，中共重庆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北区工委决定留一人坚持工作，其余委员撤离学校。王朴、齐亮、黄友凡三人都要求留下。最后，担子落在王朴身上。他说：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4月25日，王朴安排好学校的工作，告别妻子褚群和襁褓中的儿子，从乡下进城，来到金永华的身边。
母子二人促膝长谈。儿子告诉母亲目前局势对共产党极其不利，金永华就叫儿子到成都躲避一下。儿子说：“我怎么能走呢？我加入了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
他跟母亲说了三条意见：一是万一被捕，要放出平和的空气，掩护学校，保护同志，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要听党的话，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是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母亲心如刀割。
4月27日，重庆行辕二处课长雷天元带着五个特务包围南华公司，王朴被捕。消息传到莲华中学后，齐亮和黄友凡连夜赶到重庆慰问金永华。听到消息，金永华顿觉天旋地转，悲愤无比。
她克制住悲伤，再次回到乡下。 她热情应酬，笑语如常。这让师生们相信，王朴校长是出远门做生意去了。
重庆行辕二处派特务雷天元传见金永华，查问王朴平时都读些什么书，交些什么朋友。金永华说：“我儿子是读书人，最爱看《红楼梦》、《西厢记》、《三国演义》，就是不爱交朋友，顾不上去应酬，这才得罪了那些没良心的人，遭到陷害。”
随后，又有一个特务拿着王朴的旧烟斗，自称是受王朴所托而来，问东问西。金永华说：“我儿子是办学校、做生意的，行得端走得正，我当娘的最清楚。”特务无机可乘，灰溜溜走了。
不久这个特务又来了，诈说：“你拿30条金子，我让你们母子俩见一面。”遭到金永华的拒绝。
她始终守口如瓶，随时将异常情况向党组织作汇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了莲华中学和中共地下党同志的安全。
1948年冬，黄友凡秘密来看他，她有些激动：“黄大哥，我很想念你们，只要你们安全，我就放心了。”
这之后，金永华生了一场重病。她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世，准备将仅存的私房钱全部交给共产党。于是，她把留下来坚持的钟歧青找到病床前，拿出随身的小皮包，里面装着她的首饰和47两碎黄金，交给了钟歧青。若干年后，当钟歧青说起此事，泪流满面。
1949年10月28日晨，下雨，住在鸿泰大楼的金永华很烦燥。这天下午，王朴与陈然、刘国鋕、成善谋等10位同志在大坪刑场就义。消息传来，金永华泪如泉涌。
她让妹妹金永芳出面收拾儿子的忠骨。金永芳带着几个人来到大坪刑场，找到了瘦骨嶙峋的王朴的遗骸，用白布包裹着抬出了刑场，几经周折，将其忠骨草草地掩埋在江北县龙溪乡。
王朴牺牲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王泽泮找到金永华。她说：“王朴的路没有错，我们的路没有错。”又说：“我什么也不怕了，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时，她还不是一名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