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阿桃，是许多年轻人从未听过的名字，但她却是上世纪炙手可热的“名人”，曾一度凭着一些“语录典范”，坐到了副省级的位置。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如何凭借着会“说话”和好成分，走向短暂的人生巅峰，身居常委之职。
一、顾阿桃
顾阿桃，打小命运多舛，由于家境不好，父亲早亡，在她8岁时，母亲不堪生活重负，忍痛将她送到，离家3里路程的利泰纱厂做童工，过着“包身工”一样的惨痛生活。
12岁那年，年仅28岁的母亲又贫病离世，为生计，顾阿桃只得当了人家的童养媳，之后就做农活、干家务。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神州大地上如此现象多如牛毛，但我们在注意到顾阿桃可怜的身世时，也要看到她的母16岁便生子成母，其母又何尝不是个苦命人。
新中国成立后，顾阿桃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其夫是个地道的农民，顾阿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纯朴勤劳，里里外外张罗得很有条理，她的特点则是人很精明，能说会道。
农村，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可能多于淳朴，善良有关，但是恶毒、伤害也是不少的，纯朴勤劳与精明及能说会道是不冲突的，两者相结合，才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好好的生活下去。
那么，一个无背景、无资历、无本事的三无农妇，是怎么能在后面当上常委呢？这离不开挑中她的人的培养和造势，此人就是——叶群。
叶群是怎样“培养”顾阿桃呢？叶群认为顾阿桃苦大仇深，是个可以培养的对象，专门为她配备了辅导员，不厌其烦地反复地给顾阿桃讲解《毛主席语录》和《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并画了图案让顾阿桃跟着辅导员“鹦鹉学舌”。
可是，一个50多岁的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习惯了干农活烧饭做菜，过着平常的生活，现在既要背毛主席的语录和文章，又要作活学活用的讲用报告，这让当时的顾阿桃每天都寝食不安。
她逢人就说自己的苦，为背语录，吃不好睡不好；叶群是有些手段的，大字不识的农妇，被她调教成了“典范”。
从此，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顾阿桃，通过“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身上起了变化、收到效果，这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从此，顾阿桃可是出足了“风头”，她的学习之“经”从太仓讲到南京，又从上海华东局讲到部队和全国多个省市，连篇累牍的报道文章，充塞于报纸版面和广播节目。
使顾阿桃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被邀请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之后又连续六上北京，顾阿桃最为终生难忘的是1966年10月1日，她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与她进行了亲切交谈。
顾阿桃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是，她后面不仅入了党，还从县革委会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直做到了江苏省革委会常委。
二、终归平凡
1971年9月13日，叶群与其丈夫仓皇出逃，葬身异国，这对于顾阿桃来说是十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她时隔一个多月，才突然得到叶群身死的消息，这对于一位被“捧上去”的高干，无疑于天塌了，且顾阿桃在得知消息后不久便病倒了。
大病过后，为人身安全及身边人考虑，顾阿桃觉悟了，坚决抵制“不明势力”，并大骂其夫夫妇。
对于顾阿桃与“不明势力”的关系，多数人是能够理解的，认为她是被利用的牺牲品。
但总有些人对她曾经的“风光”不能释怀，动辄厉声要她老实交代，这对一位农妇来说还是有些难以招架，她怎么说得清呢？好在这关键时刻，徐世友挺身为顾阿桃说了公道话。
徐世友说：“谁没有上过这些人的当，我徐世友当年也不是说他们的好话吗？那时不这样说是要杀头的”，由于徐世友的保证，顾阿桃顺利逃脱了这场“清算”。
“不明势力”被粉碎后，顾阿桃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天上回到了地上，又过起普通人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还是个种田人”。
她的家乡群众是理解她的，知道她仅仅是被“不明势力”一时利用罢了，也没有对她有什么过激的举动，晚年靠种责任田和自留地挣钱。
已平静下来的顾阿桃家，老俩口承包了点责任田，农活做好后尚有不少空闲时间。
于是，她闲来背着木箱卖起了棒冰，靠着曾经的“名人”声望，人们常常围着顾阿桃，问长问短之余，争相购买她的棒冰。
所以，顾阿桃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小日子也算过得有声有色，每每这时，顾阿桃则会打趣地说：“当年毛主席请我上北京，现在是邓小平让我卖棒冰”。
使顾阿桃老夫妇未曾想到的是，一直还在关心着她的县、镇、村三级组织，为他们盖了两间瓦房，结束了老夫妇俩一辈子居住茅草屋的历史，给了她以人生的莫大安慰，她和老伴以及儿女们喜出望外，感激不已。
从此老俩口过着平静愉悦的晚年生活，1994年1月，顾阿桃病逝，终年78岁。
现在很清楚，顾阿桃是叶群一伙在荒诞的年代里导演的一出荒诞的闹剧，常言道“人生如戏”,顾阿桃大起大落的人生是那个时代的伤痛和悲哀。
三、叶群
叶群原名叶宜敬，原籍福建闽侯县，1917年出生于北京，比小10岁，1934年9月考入北京师大男附中女生班。
1935年，叶群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7月，她转入天津读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叶群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考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
随后，她辗转至江西，由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介绍到达延安，1942年，其夫回国后与她结识，不久，两人结婚。
在延安，叶群鲜明的性格已经开始显现，这表现在恋爱与整风运动中。
当年其夫追叶群时，一开始她似乎不愿意，据当时因妻子和叶群同在女子大学而和叶群比较熟悉的诗人郭小川回忆：“整风前夕，那时其夫追她，头一天，他们谈崩了，第二天在校门口遇见我时，她大骂其夫，说他品质很坏等等，我还劝过她，说：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在此前后，叶群将其夫写给她的信拿给同学们看，闹得沸沸扬扬，贺龙也得知此事。
一次，西北局书记高岗陪同贺龙去延安县委，介绍当时在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的薛明同贺龙相识。
贺龙同薛明谈话时得知她认识叶群，是同叶群一道由江西来延安的，便对她说：“叶群把其夫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其夫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做”。薛明随即向叶群转达了贺龙的意见。
在延安审干期间，有成百上千的被审查对象，叶群只是其中之一。她被揭发的那些事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谈恋爱和接受审查，前者是喜，后者为忧。
对于这两者，叶群的反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夸张、作秀,其夫追她，这是值得夸耀的事，于是，她就骂其夫，并将其夫的信公之于众，借以抬高自己。
整风审查历史，其中有一些是不太光彩的事，于是，她就又哭又闹，装疯卖傻，借以博得人们的同情。
俗话说：人生如戏,叶群就是一个将人生当作演戏的演员。
如此性格为人，也导致其悲惨的结局，叶群夫妇事发前夕，周恩来曾打电话给叶群，首先问候了其夫，然后询问知不知道有专机到北戴河。
叶群习惯性地撒谎说：“不知道”，但她很快明白，这是瞒不过去的，于是又改口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又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答：“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点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答：“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劝道：“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他又补充了一句：“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你丈夫”。
叶群放下电话，感到大事不妙，她知道，在专机问题上，周恩来已经察觉到她撒了谎。
她向丈夫报告后，其夫知道，他儿子动员的那几个人只要有一个去自首，自己就彻底完蛋，处事一贯谨慎的他慌了手脚。
此时南下广州已无可能，匆忙决定立即往苏联跑，他们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直奔机场，在一片混乱中，匆忙登机。
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飞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北去，终于导致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叶群向周恩来不经意间撒的一个谎，却要了她和丈夫的命。
参考文献：
顾阿桃神话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档案春秋》2005年第01期
大起大落的顾阿桃 《钟山风雨》2016年第02期
特殊年代的政治明星 ——顾阿桃 《世纪》2016年第4期2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