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第一道阳光悄悄探进窗棂，映照着一位老人身影端正地行着军礼，指间残留的蓝墨水微微发亮。这位老者便是107岁高龄的王定国，即便生命已近暮年，她的军礼依然庄重无比，宛如一幅深刻的画面，凝练了她非凡的一生。王定国老人站在那里，军礼的姿态展现着她的坚韧与荣耀，无需多言，这一幕便已足够震撼，概括了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步入她的厨房，一眼便望见一个搪瓷缸，用陕北特色的棉线缠绕，外观朴素无华，却满载着深情厚谊，勾起无数动人回忆。旁边立着一根颇有来历的藤杖，其上镶嵌着一枚1937年兰州空袭遗留的弹壳，岁月侵蚀下，“昭和十二年”的字样半隐于铜绿之中，隐约可见，仿佛在低语她自河西走廊历经风雨，最终抵达中南海的非凡旅程。
王定国的五子投身军旅之际，她取来一小块红布，包裹了几片弹壳，作为一件意义非凡的随身物品交给儿子们。这些弹壳意义非凡，源自1936年西路军在一次突围战斗中的战场遗物。如今，它们安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的展示柜中，向来访者默默诉说着那段激昂的历史。
查阅1973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资记录，王定国的月收入为158元。她将这笔收入精心划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寄往江西的革命老区，一部分用于购买二手书报，剩余的部分则用于维持家中八口人的生计。在当时，人均月消费不足9元，尽管王定国每月的账目上都会短缺3毛7分钱，但正是这份微薄的收入，展现了信仰的强大力量，其价值远超一切物质财富。
她的家中，一个榆木制成的旧文件柜配备了一把铜质锁具，锁上镌刻着“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字样，默默记录着新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离休之后，这个文件柜的功能发生了转变，它成为了扶贫基金会的信息存储中心。到了91岁高龄，王定国亲自前往若尔盖草原，将个人的高龄补助兑换成了150双胶鞋。那时，草原上的泥泞小路似乎与1933年营山红军小学那片土操场产生了某种特殊的联系。那些汇款单背后记录着37至43码的鞋码数据，宛如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这片充满革命历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孩子们无意间翻出了她1957年的一份转账记录，从而知晓了她默默行善的事迹。在那时，5元钱几乎等同于一名普通工人半个月的薪水。转账备注上，她简短地写着：“资助烈士家属购置冬靴。”这种方式，就像她悄悄在女儿羊皮衣的补丁下放置米粒一样，虽不起眼，却满载深情，稳稳地传递了心意。
1994年，王定国退休，她的退休金为68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然而，她将大部分，即八成，的资金用于资助革命老区的儿童，这真正体现了作为副部级干部应有的风范——致力于民众福祉。领取长征纪念章时，她身着带有补丁的中山装，与那些一味追求豪华座驾的官员形成鲜明对比，两者境界截然不同。真正的荣耀不在于外表的华丽，而在于在历史上树立的不朽精神标杆。
王定国生命即将终结之时，护理人员轻轻拉开了病房的遮光布，让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她身上。她用尽最后的力气，献上了一个庄严的军礼，那一幕，令人震撼。她的遗物中，藏着一些旧鞋码纸条，以及一些如“亚旭，别忘了浇水”这样温馨的留言，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深刻的精神象征。如今，脱贫攻坚战已全面告捷，王定国将自己一生的积蓄转化为无数双胶鞋，仿佛仍在以这种方式衡量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责任。在我看来，这正是红色精神最生动的体现：真正的传承并非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是那份深植人心、熠熠生辉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