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城外五里桥村的张家大院内，中央代表团与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正在进行一番紧密的谈判。
随着22条协议顺利达成，场内的气氛也活跃起来，聂荣臻元帅激动的握着邓宝珊说道：“感谢你们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1月31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开进北平，民众们纷纷走出家门，竭诚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然而在这场北平和平解放事件背后，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真可谓功不可没。可以说，整个事件都是傅冬菊在背后推动。
就是这样一位有功之臣，在新中国建立后，傅冬菊又担任了什么级别的干部呢？
劝父和平解放“父亲，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还要选择执迷不悟吗？”“你容我在思考思考。”
这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傅冬菊来到父亲的书房，面对父亲仍旧坚持死守北平的态度，傅冬菊的内心也十分煎熬。
辽沈战役结束后，傅冬菊便收到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要她务必劝说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华北剿总”傅作义带领部队进行起义。
然而跟随蒋介石多年，傅作义还是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执念。父女只记得谈话也就此告终，但是傅冬菊并没有放弃，她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向父亲表明自己的身份。
1948年，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傅冬菊欣喜万分，不仅是为了东北全境解放而高兴，也是因为自己看到了父亲态度转变的曙光。
晚饭过后，傅冬菊便径直走向父亲的书房。而此刻，傅作义正在为了接下来的局势头疼不已，辽沈战役过后，恐怕东北野战军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面对东北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傅作义十分清楚，就算自己这个“华北剿总”也不是他们的一合之敌。
“难道北平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吗？”傅作义在心中慢慢思考，眉头也皱在一起。正当他沉思之际，女儿傅冬菊却在此刻推门而入。
“冬菊，我不是说过了，这件事容我考虑考虑。”即使面对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傅作义烦躁的语气中也带有一些不悦。
“父亲，我是一名共产党。”傅冬菊的脸色平静如水，就像是演练过很多次一样，看着父亲的眼睛，傅冬菊一字一句道。
听到女儿的话，傅作义难以置信，又夹杂了一丝怒意。书房的氛围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沉重的气氛让这对父女沉默良久。
最终还是傅冬菊选择率先开口：“父亲，继续选择坚守，让北平燃起战火，您要做人民的罪人吗？”
女儿的话也让傅作义陷入沉思，他也开始思考，是否要接受女儿的提议。看到父亲的态度稍有松动，傅冬菊也趁热打铁，继续劝说父亲接受组织的提议。
这场父女之间的交锋也以傅作义沉默而结束，但是傅冬菊并没有选择放弃，每天晚上傅冬菊都会来到父亲的书房，向他传达中央的诚意。
回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教导自己，直至长大成人，而现在则是需要自己引导父亲走上正轨。
傅冬菊的坚持最终还是收获了回报，傅作义也决定与中共进行和谈。为了达成一致，双发也进行了三次和谈。
踏上革命的道路1924年，傅冬菊出生在山西太原。作为抗日名将傅作义的独女，傅冬菊一出生便受尽了家中的宠爱。
在傅冬菊稍微长大后，父亲便四处征战，很少能有时间回家，为了保护妻女的安全，傅作义便将二人送到重庆，便安排专人照看。
即使在国民党的大本营重庆，依然存在着许多革命思想。来到学校的傅冬菊也被身边的同学感染，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1年，在同学的介绍下，傅冬菊毫不犹豫的便加入了号角社。在这里，傅冬菊也认识了许多爱国青年，大家也开始为心中的目标也努力奋斗。
一年后，傅冬菊便从南开中学毕业，凭借出色的成绩，傅冬菊也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内，也有中共的地下组织。
得知傅冬菊的身份后，组织的成员便很快接纳她，傅冬菊也从不避讳，经常会出现在各种学生运动中。
有着傅作义之女的身份，特务们也不敢对她下手。抗日形式逐渐明朗，傅冬菊也接受组织的安排，在当地的青年联盟进行工作。
在联盟内，傅冬菊总是热情满满的对待每一位成员，平易近人的态度也让许多成员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尤其当大家得知她是傅作义之女时，众人都无法将她与一个军阀家的大小姐形象联系在一起。
毕业之后，傅冬菊便来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在她的努力下，不少进步文章得以刊登发表。不仅如此，傅冬菊还经常拿出钱财去接济党内成员。
即使组织有一些重要物资进行采购，傅冬菊也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为了给组织筹集物资，傅冬菊便从父亲那弄到了通行证，给组织解决了许多燃眉之急。
1947年，傅冬菊也正式成为党内的一员，借助父亲的身份，不断给组织提供援助。
对于女儿的异常，身为父亲的傅作义也很快察觉，手下也会经常打小报告说傅冬菊与我党成员有密切的联系。
虽然自己在国民党内部位高权重，可以帮助女儿遮风挡雨，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傅作义还是女儿叫到自己身边，想要将她送出国外留学。
但为了心中的大义，傅冬菊还是坚持要留在父亲身边，看着女儿如此坚决的态度，出国留学这件事也只能作罢。
清贫生活1948年，辽沈战役开始后，为了让北平古老的城市免于战火，中央便秘密找到傅冬菊，并交给她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劝说傅作义起义。
辽沈战役结束后，对于接下来国民党的结局，傅作义也并不看好，在那段时间里，傅作义的情绪也极其不稳定。
在晚年时，傅冬菊也会对身边人说道：“那时父亲的压力很大，书房里经常能听到他砸东西的声音。”
后来在傅冬菊与秘书的劝说下，傅作义才终于放下心中的执念，决定与我党进行谈判。在双方的三次和谈中，傅冬菊总是忙前忙后，为双方传递消息。
直到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在协议上正式签字，这也标着北平和平解放进入倒计时。
1月31日，等候多时的解放军也顺利开进北平，看到整齐划一的部队，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大声呼喊：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人群之中，傅冬菊也默默看着这一幕。作为北平和谈的大功臣，傅冬菊并没有居功自傲，向组织索要荣誉，反而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傅冬菊多年的报社经历，她也被调入人民日报继续工作。做之后的时间里，傅冬菊也辗转多地，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
1982年，傅冬菊来到香港，在新华社分局担任副主任，统战等工作则是由她一手负责，直到1995年，已经71岁的傅冬菊才选择退休，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然而与其他人相比，傅冬菊的晚年生活完全可以称得上清贫，每天的餐桌上也只有一些粗茶淡饭，衣服也总是缝缝补补。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将自己的积蓄给全部捐了出去，这笔钱也被用在山西的希望小学上。自己的退休工资，傅冬菊也只留下足够自己生活的部分，其余的也都捐给需要的人。
丈夫去世后，远在美国的女儿也将傅冬菊接了过去，但是没过多久，傅冬菊便决意返回北京，在她看来，只有留在中国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宿。
2007年，体弱多病的傅冬菊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内，傅冬菊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傅冬菊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腾讯
专家文库｜北平解放的三次和谈．香山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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