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科举制度是个神奇的存在，既是改变命运的天梯，也是让无数读书人望而却步的深渊。有人说，秀才考举人难，举人考进士更难，这话乍一听没毛病，可问题是，这“难”究竟有多难？如果用数字算一算账，你会发现，清代读书人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淘汰赛，活到最后的，寥寥无几。
清代的科举考试，简单来说分成四个等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每一级考试都有一个对应的身份，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贡士和进士。
看似层层递进，但每一步都是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尤其是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的过程，不仅考验才学，更是对心态、运气乃至身体素质的全方位挑战。
先说秀才。清代的秀才数量并不算少，全国大约有50万人。
为什么这么多？因为考秀才的门槛不高。一个县一年能出二十来个秀才，考生数量不过一两百人，换句话说，十个童生里差不多能挑出一个秀才。
这比例听起来是不是还挺“友好”？可别高兴得太早，秀才的身份虽然光鲜，却只能算是“起步”。他们既不能入仕，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权利，只能享受一点点地方上的优待，说白了就是“有头衔没实权”。
所以，朝廷对秀才的录取相对宽松，毕竟秀才的存在不会给国家编制增加什么负担。
从秀才到举人，画风就彻底变了。
乡试，三年一次，全国只收1114人左右。你没看错，50万秀才里，三年只能选出千把个举人。
更可怕的是，这千把人还要按省分配名额。比如江南省，考生数量最多，竞争也最激烈，每年录取的举人不过百来人，比例低到让人绝望。
康熙五十八年，江西一地有一万二千多人参加乡试，最后录取90人，换算下来，平均133个秀才里才能挑出一个举人。而江南地区更夸张，181个秀才里才出一个举人。
你说这难不难？
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卷。像贵州、广西这些文化不发达的偏远地区，考生人数少，录取比例稍微高一点，康熙年间，贵州四千人里录取88个，比例大概是45比1。
但即便如此，乡试的录取率放到全国范围看，也只有1%左右。更扎心的是，有些秀才连参加乡试的资格都拿不到——要么没通过地方上的科试、岁试，要么因为各种原因弃考。
对这些人秀才的身份可能就是他们学术生涯的终点。
接下来是会试。
会试的难度，表面上看似乎“温柔”了点。每科录取的进士大约240名，而参加考试的举人大概有16000人左右，录取比例是1.5%。
按理说，比乡试那1%的录取率稍微高了一点点。可问题在于，会试的竞争不止是才学，还有地域上的不平等。
清代实行“分省取士”，简单来说就是给各省都分配一定的名额，哪怕偏远省份的考生水平不如江南地区，也要保证他们“有肉吃”。这对偏远省份的举人来说是福音，对江南的考生却是灾难。
江南的录取率甚至比乡试还低，只有1%左右。换句话说，江南的举人考进士，难度和乡试几乎是一个级别。
那会试录取的进士是不是就“毕业”了呢？还没完。最后还有殿试，只有在殿试中被选中的，才能跻身清代的官僚体系，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
不过，殿试更多是一种形式，进士的身份早在会试录取时就已经确定了。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高难度的考试，真的值吗？答案是值。
举人的身份虽然只是科举的级，但在地方上已经是妥妥的“天花板”了。举人不仅有资格参加会试，走上仕途，还享有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优待。
更重要的是，举人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对于当时的普通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远比今天考上清华北大更难，也更有分量。
可话说回来，清代的举人数量和今天的清华北大生比，真的是高出一大截。乡试的录取率虽然只有1%，但三年一次，平均下来一年也有0.33%。
换句话说，1000个秀才里有3.3个能考上举人。这比例放到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
更别提那些偏远省份，录取比例还要高些。所以，有人说，清代的举人含金量不如今天的清北生，这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不过，这一切也要看地方和时代。比如清代的徽州地区，科举成绩就特别亮眼，出了无数举人、进士。
可今天的徽州，教育质量早已大不如前，很多县连清北的学生都出不了。有人感慨，今天的清北生，比当年的进士还稀罕。
这话听着夸张，却也道出了时代变迁的无奈。
写到这里，不禁让人感慨，清代的科举，有它的辉煌，也有它的残酷。
它为无数普通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又无情地淘汰了绝大多数人。有人说，科举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赛跑”，而能跑到终点的，只是极少数的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