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2月的一天早晨，敌四十六师突然对游击区停止"清剿"，地方反动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动弹。敌人仿佛面临世界末日，一片惊慌与混乱。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派人下山打听，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抓起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吹遍了赣南地区。

许多游击队员和群众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笑容满面地说："蒋该死被抓起来了！这个卖国反共的罪魁祸首应该赶快杀掉，用他的血来向全国人民谢罪。"有的认为："捉了蒋介石，全国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下我们也该下山打个痛快了。"

可是，过了不久蒋介石被释放了。同志们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的说："张、杨到底玩的是什么鬼把戏？""岂不是放虎归山？"这些言谈反映了大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十年血海深仇，也反映了有些同志不能从整个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去分析观察问题。

后来，我们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比较详细的报道，才逐步弄清了事实真相。原来张、杨是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果断地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南京国民党政府内的亲日派何应钦，企图以讨伐张、杨为名，扩大内战，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民族危亡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说服了张、杨释放蒋介石，使"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以粉碎亲日派卖国投降，扩大内战的阴谋。

项英同志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深刻阐述"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意义，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文章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文章并指出："各地游击队在对群众进行动员的同时，准备在这一形势发展中，首先消灭周围的团匪来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局面。"

为了使红军游击队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项英、陈毅同志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他们在讲话中强调说：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反动派依旧要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我们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他们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积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二

果然，"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不久即实施"北和南剿"的方针，调集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对南方各省游击队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其中，以反动军阀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剿共"总司令，率领十几个师的主力部队，向闽浙皖赣边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继续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进攻赣粤边游击区；以第五十师进攻湘鄂赣游击区。他们又一次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人民抗日的力量。

因此，"西安事变"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内战虽已停止，而南方各省游击区面临的形势，不是趋向缓和，而是显得更加紧张了。

国民党四十六师在接替粤军对我游击区进行包围封锁后，曾对我发起过三次大规模"清剿"，其中有两次都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发起的。

这三次大规模"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情况是：

第一次是从1936年8月开始。四十六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场，强迫群众出力筑碉堡，出钱办民团，参加"铲共义勇队"；更加严密保甲制度，撤换了一批保甲长；用重金奖赏叛变分子，收买落后分子；进行分路抄山。同年12月，江西省第四行政区"剿共"司令部为了配合四十六师的"清剿"，又将赣粤边游击区划分为"赣信康"、"信康余"、"余雄"、"信龙虔（全）定"四个区进行"清剿"。四十六师的这次"清剿"，由于发生"西安事变"而被迫停止。

第二次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不久，从1937年1月中旬开始。四十六师在保安团和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强迫群众日夜不停地大抄山、大烧山，重点仍是信康赣地区。此次"清剿"，国民党军投入了数以万计的兵员，在信康赣地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妄图一举消灭游击队。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项英写信通知各县委做好战斗准备，并指示北山游击队向南雄方向游动，以牵制和吸引敌人。同时将信丰两支游击队秘密转移到北山，开展游击活动。项英随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余新城平原一线周旋。3月，我们根据项英、陈毅的意见，组织游击区的各地群众开展闹春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声东击西，打土豪，筹款项，开谷仓，发粮食，搞得热火朝天。四十六师顾此失彼，被迫从信康赣山区撤回，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这次"清剿"。

第三次是从1937年5月上旬开始。四十六师估计我红军游击队主力已转移到信南、信康、康赣三个游击区，便采用全面搜查、重点"清剿"的办法，妄图最后消灭我红军游击队。敌人把上述三个游击区划为三个"绥靖区"，每个区配备一营正规军，加上当地一队三十人配枪的"铲共义勇队"，每人发给四十天的伙食费，计划"四十天内肃清游击队"。

我们从一个国民党保长那里，得到了敌人的这个新的"清剿"计划，当即制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

通知各县委和各游击队，化整为零，由集中到分散；领导同志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时的空隙，迅速转移。各分队尽量不互相往来，以保守秘密；交通往来，避开大路和小路，在山里走草径，遇到水沟，则在山涧里走，以确保安全。

各游击队准备好四十天的粮食，白天不许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全部转移到"绥靖区"的边沿山腰，随时准备行动。

在发动和组织进步群众侦察敌情的同时，做好争取落后群众的工作，使敌人失掉耳目。

命令三南游击队向外线出击，挺进到龙南、全南、定南和安远边界，吸引敌人；北山游击队向大余、南雄边界积极行动，以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在我们积极进行部署时，敌人对信南、康赣、信康三个游击区的分区"清剿"开始了。其中以对信南游击区的"清剿"最为猛烈。他们与我们指挥机关的联系也完全被切断。

敌人对康赣游击区集中进攻了大龙地区。这时，大龙地区的游击队已转移到北山。坚持在大龙游击区的党组织和地下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在敌人进攻时，化整为零，与当地的游击小组紧密结合，白天分散隐蔽，或回家生产，晚上集中打击敌人。敌人对我捉摸不定，就日夜埋伏，侦察我之活动。由于我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掩护，敌人什么也没有捞着。

在这次分区"清剿"中，敌人没有到油山和北山。活跃在这两个游击区的游击队，抓住时机，打土匪，毙民团，捉土豪，筹经费，战果累累。北山游击队还与南河、白云、天仙洞一带的群众恢复了联系，扩大了游击区。

敌四十六师发起的这次进攻，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这一时期，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已遍及全国，党的团结抗战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和群众，在已有反"清剿"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加坚决的斗争，我们终于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而斗争又最残酷的岁月。

三

三年游击战争像一座革命的大熔炉。经过战火的冶炼，是钢铁，变得更加坚强；是残渣，则被排除出去。当度过三年艰难岁月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的普通战士中，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在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的两个普通战士﹣﹣中医老彭夫妇。他们以革命队伍为家，对党的事业有着一颗赤诚的心。他们的事迹很平凡，但又十分感人。许多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我们的卫生处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办了个医院。名为医院，实际只有老彭一个医生。医院的药品，主要是山上采的草药。有时能买到一点阿司匹林、八卦丹、万金油，就算不错了。老彭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早，事业心很强。他亲切地接待伤病员，用草药治好了不少人的病，赢得了红军游击战士的信任，都说他是个难得的人材。医院办起来不久，钟妹子进来当护士，协助老彭护理伤病员。她原是新田李家的童养媳，因受不了婆婆的虐待而投奔革命的。钟妹子给伤病员洗脚、洗衣服、洗绷带，不怕脏，不嫌苦，也得到了好评。她在医院与老彭共事五个月，互相配合得很好。同志们看在眼里，都乐于为他俩当"月下老人"。开始钟妹子嫌老彭年纪大，又长得不大好看，有些犹豫。后来，她转想：老彭对革命忠诚，同他结婚，彼此有个照顾。相反，要是找了个不可靠的丈夫，一旦"反水"，那才糟呢！于是，她就答应了，组织上也批准了他们结婚。杨尚奎同志特地给老彭写信，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劝老彭一定要把烟戒掉。

他们结婚不久，组织上决定让钟妹子随李乐天同志去三南，她高兴地去了。谁知去了不久，她就得了重病。于是，组织上又把她调回油山休养。她回油山时，我在高岭附近遇上她，见她全身浮肿，行动困难。而那几天敌人"搜剿"很紧，我便劝她暂回家躲避、休养。

钟妹子当天夜里回到家里，上前叫门："娇哥，开门呀！"叫了半天，却没有人答应。原来，娇哥是老彭的侄子，他在床上听到叫门声，朦朦胧胧地爬起来，一听是婶子的声音就有点怕，不敢开门。因为，他听说过婶子已经死了，怎么会半夜来叫门呢？！可是，他想，婶子"牺牲"的消息也许并不可靠，就壮起胆子开门。开门一看，果真是婶子。娇哥赶忙把她接进去，给她做了饭吃，趁天未亮，又把她送上山去隐蔽起来，安心养病。

钟妹子的病好了，就回到医院，仍与老彭一起招呼伤病员。当时，生活很艰苦，几乎天天要转移，老彭夫妇对伤病员热情周到，情同手足。有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他俩把伤病员安置在洞里，而他们自己就在大树下撑着把雨伞休息。下半夜，他俩忽被响声惊醒。钟妹子说，可能是伙夫烧竹子做饭，搞得乒乓响。老彭到伙房去看，见伙夫已被打死，才知道是反动派来了。他们连忙叫醒伤病员转移。在转移时，钟妹子走在最后面，被反动派发现了，死追不放。有个家伙把枪栓拉得哗啦响，有的狂喊："不要打枪，有个土匪婆，捉到呱呱叫！"钟妹子一听说自己，更是拚命地跑，结果与其他的人跑散了。敌人越追越近，她情急智生，就往旁边的一个山洞里钻。敌人追过了头，又折回来，见没有人，就朝洞里吼叫，打枪，点火烧山。而坚强的钟妹子，躲在洞里，吼叫不出来，打枪也不出来，烧山还是不出来！值得庆幸的是，那天刚下过大雨，山烧不着。直到第二天中午，敌人撤走了，钟妹子才出洞，后在寥地与我们会合。我见她衣衫褴褛，满身血痕。就亲切地抚慰她，并叫管理员给她十块钱，到池江去做衣服。老彭和钟妹子经过十多天的努力，终于把那些逃散了的伤病员，一个个找了回来，发现只有一个伤病员不幸牺牲。

四

在迎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更加激起了我们对过去三年中光荣牺牲的先烈们的无比怀念。

瞿秋白、何叔衡、阮啸仙、贺昌、刘伯坚、李天柱等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优秀干部，是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或被捕后英勇就义的；蔡会文同志是到达湘南桂东一带以后在作战中牺牲的；李乐天、曾彪、叶明魁和曾纪才等同志，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直到今天，他们的光辉形象和音容笑貌，还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蔡会文同志在长岭会议后，率领部队到崇义、上犹地区，向湘南桂东一带发展。此后，他便与我们失去联系。直到1935年冬，才听说他已经牺牲。至于他是怎样牺牲的，由于消息阻梗，无法弄准确。我当时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红四团团长李宗保和团政委邝珠权相继叛变投敌后，蔡会文同志任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兼湘粤赣游击支队队长、政委，率领红军游击队与粤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1935年12月，部队在崇义县赤水仙遭国民党军队连续数日追击后被包围了。突围中，游击队遭受重大伤亡，蔡会文同志伤重被俘，惨遭杀害。噩耗传来，大家悲痛万分，都为失去像他这样优秀的指挥员和领导干部而痛惜。特别是蔡会文同志，他与我突围上油山时，同生死，共命运，历尽千难万险。他的牺牲，更激起我对他的无限哀思。他对党忠心耿耿，指挥作战英勇果断沉着。他那崇高的英雄形象，永远值得我们景仰。

蔡会文同志牺牲后，湘粤赣边留下的部队在王赤同志领导下继续斗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

蔡会文同志是湖南攸县山田村人。他年轻英俊，机智勇敢，能诗善文，文武双全。据说，他在山田小学读书时，老师出了一篇作文题目：《我的家乡》。他从小目睹村里豪绅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一直为之愤愤不平，便在这篇作文里，写下了如下诗句：

有山又有田，地名叫山田。

农民做牛马，豪绅像神仙。

同生一块地，贫富两重天。

何时能平均？我要问苍天！

老师认为他很有文才，便为他取名：会文。

蔡会文同志，从小就向往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湖南秋收起义，随后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连的党代表。1930年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治委员，1931年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1932年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和红八军政治委员，1934年任赣南省军区司令员。

李乐天同志的牺牲，我们感到很悲痛。"北山事件"以后，根据项英、陈毅提出的关于"巩固老区，发展新区"的指示，李乐天和徐赤民率直属队到崇仙逐步向三南发展，扩大游击区。李乐天在崇仙游击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游击区，带领游击队以"牵牛出山"的游击战术，分散余汉谋军对油山、北山"清剿"的力量。1936年1月底，李乐天在油山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后，和几位战友一起，返回崇仙游击区。途经信丰县凹背村时被余汉谋部队包围，李乐天不幸腿部受伤，但他沉着与粤军周旋，掩护战友突围，一连击毙了几个粤军之后，从容地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英勇献身。

李乐天同志是广东南雄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红二十六纵队担任过文书，后任二十二军政治部干事。他和朱赞珍、李绪龙等同志一起，长期坚持油山地区的游击斗争，打土豪，救穷人，建立农民武装，发展党的组织。他忠于革命事业，热爱人民群众，在赣粤边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是位深受赣粤边人民信赖的"游击司令"。他曾任南雄县委书记，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赣粤边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

当李乐天同志遇难的噩耗传到游击队时，他的爱人、女游击队员吴丙秀（共青团员），抹了抹眼泪，对她的战友陈妹子说："姐姐，你们不要替我难过，我挺得住的。我们南雄有首山歌：'砍了竹子有竹笋，拗了笋子有竹根'。只要把游击战争坚持下去，总有出头的日子。"吴丙秀同志曾与我们一起，在大余的小汾一带打游击，饱经战火的考验而愈战愈坚强。吴丙秀与我是同年，都是丙辰年生的。她说，她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取名"丙秀"。1937年4月的一个晚上，当她和油山中心区委书记丁祖治、游击战士吕新洪、孔炳生等四位同志，在小汾开展工作时，住在一个姓黄的老百姓家里。天未破晓，从南雄来的"铲共团"突然包围了小汾，挨家搜查，吊打群众。吴丙秀等四人生怕连累群众，急忙从屋后的一个菜园突围。由于菜园围墙高，当吴丙秀翻越菜园的围墙，朝一条田塍奔跑时被蜂拥而来的敌人拦住，当场惨遭杀害。由于她是在围墙外被敌人拦住的，这就避免了留给敌人以迫害群众的借口。因此，她住过的那家姓黄的老百姓，没有受到牵连。

李乐天同志的亲密战友叶明魁同志，也是在敌人对大余一带大举"绥靖"、"清剿"时牺牲的。叶明魁同志是大余边境工作组组长，他在留地附近开展工作时，给敌人的便衣拦住了。有个叛徒认得他，便大叫："他就是叶明魁，我们天天要捉他，今天送上门来，决不能放过他！"叶明魁随即掏出手枪，与敌人交火，且战且退，退到一条很深的水沟里，继续抵抗。叶明魁同志一连打死了几个敌人，自己也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西安事变"以后，在粉碎四十六师的"清剿"中，曾彪同志也光荣地献出了生命。那是1937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他带着一支游击队袭击池江西北丫山脚的国民党保安团。当他举手抓住树莞欲翻过保安团的院墙时，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手背的动脉血管，流血不止。连夜抬回蕉萍，第二天就牺牲了。在游击战争中，为了防止枪支丢失，我们在每支驳壳枪上都系着一根粗粗的保险带，持枪者就把保险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曾彪同志的驳壳枪柄被敌人的子弹打歪时，手枪还一直吊挂在他的脖子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曾彪同志一直同我一起在油山地区战斗。他身体魁伟，性格刚直，待人和气，打起仗来很勇敢。油山地区的群众都晓得他的名字，尊称他为"曾爷爷"。他的牺牲，使群众深为痛惜。

原代英县委书记、后任大龙中心区委书记的曾纪才同志，更是特别使人怀念。他在大龙这一带，英勇善战，著有声威。1936年2月，因敌人指名捉他，领导上准备把他调离大龙区。正在这个时候，他不幸被叛徒出卖了。他被捕时，敌人大声狂叫："抓到了一个长胡子的'土匪头子'"，还说什么"这个'土匪头子'真顽固，几个人都绑他不住，推也推不走。"敌人审讯他时，他说："不用问了，我就是曾纪才。"敌人问他大龙区还有多少游击队员"他说："数不清。"敌人进一步逼供时，他怒不可遏，大声说：

"问什么，我抓住你，绝不多问。"

第四天，敌人把他押到牛颈圩，继续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妄想从他身上得到我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先是，对他施行各种刑罚进行威逼；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后，敌人又通过他的亲友来做工作，提出条件说，只要承认是共产党员，今后不再当共产党员，就可以保出去。敌人的这一着，又被他顶了回去。敌人恼羞成怒，竟用钢丝把他的两只手和鼻孔穿起，用纳鞋底的锥子往他身上乱戳，每锥一个洞，插上一根鸡毛，再用盐水浇在他身上，几乎体无完肤。尽管敌人对他用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然而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曾纪才同志，始终未吐一字。1936年2月11日，他在牛颈圩惨遭杀害。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曾纪才同志受"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打击，历尽千辛万苦。但他的革命志气并未稍懈，也不因此对组织有一丝半点的埋怨。在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他沿途讨饭，千方百计地去找组织。他和项英、陈毅同志会合以后，欣然接受新的使命，协助他们突出重围上油山。到达油山以后，我经常听到他在大龙区领导群众和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他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子弟兵，革命战士的好榜样！

革命先烈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他们用鲜血谱写的光辉业绩，永垂不朽！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