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历史上很少有像大元这样的王朝，疆域辽阔，几乎没有外患，但却在建立之初就表现出早衰的症状。这是因为，元朝只是大蒙古国历史的一部分，等忽必烈成为大汗并建立了元王朝之后，一系列问题都开始暴露了出来。不得不承认，忽必烈虽然是元王朝的开创之主，但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他给子孙留下的其实是一副烂牌。
首先，作为元王朝的开创者忽必烈对历史是有一定贡献的：在疆土层面，忽必烈留下了一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超越汉唐的辽阔帝国；在制度层面，忽必烈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出台了各种制度以适应元王朝多元政治的现实，尤其是行省制度更保证了元朝对辽阔疆域的直接控制，给如何将边境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体系提供了元朝方案。
对于此，历史给出的评价是：“圣朝之疆宇固如金瓯，平如衡权，三代以来，罕能同议。”
能以武力开拓土地，能采用行省制度将所有的地方都控制起来，这确实是元朝的成功之处。
但元朝却和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不一样，没有经历所谓的盛世，在忽必烈时代就出现了早衰症状，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内外战争的纠缠。
内战层面首先是和宗王的战争。至元十三年（1276），宗王蒙哥之子昔里吉和明里帖木儿、药木忽儿等发动叛乱，占领了吉利吉思等地，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西南）、六盘（今宁夏固原东南）均有贵族作出响应，两都戒严。最后是伯颜率领灭宋主力才平定了叛乱，重新控制了漠北。
至元二十四年（1287），作为东部诸王之一的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人的乃颜发动了叛乱。忽必烈通过亲征才平定了叛乱，乃颜兵败后被杀。
蒙古宗王之所以不断造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忽必烈放弃了草原本位，不仅将政治中心南迁，还在各领域进行了深度汉化，与草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同时，忽必烈的一些汉化政策还侵犯了宗王的权益。
当然，宗王的叛乱也是蒙古内斗传统的延续，贵族都想攫取权力，主导草原政治。
除了宗王的叛乱，江南也是严重不稳。从元朝灭掉南宋开始，江南的反元起义就此起彼伏，但初期也不过是南宋余部的反抗。从至元十七年以后就发展为了真正的农民起义，具体表现是，这些人不再以“复宋”为口号，而是自立门户，称王称帝，比如——
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南康都昌县的杜可用自称天王，改元“万乘”，有众数万；同年，福建的陈桂龙和陈大举叔侄起兵反元，建元“昌泰”；至元二十年（1283），广东新会人林桂方、赵良钤率万余人举事，建立罗平国，建元“延康”；同年，欧南喜于广东清远称王，与当地另一反元领袖黎德合兵，号称二十万之众...
据史书记载，至元二十年时“江南盗贼凡二百余所”，到了二十六年时已经达到“四百余处”。
江南之所以持续爆发反元起义，一个是因为江南和中原的分裂惯性所致，更重要的是，忽必烈虽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汉化，但却为了保证蒙古基本盘的支持而保留了大量的蒙古旧制，导致胡汉矛盾严重，故而引发了江南的大面积反元起义。
当然，这也和元朝出现了财政问题忽必烈重用桑哥等人进行理财采取了过度的财政政策超过了江南人的承受极限有关。
直到忽必烈去世之后，各地的反元浪潮才逐渐平息，但这也对元朝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极大稀释了江南和大都朝廷之间的黏性。
除了内部战争，外部战争也始终困扰着忽必烈。由于忽必烈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汗位，又是以中原武力打败了草原的阿里不哥，同时还抛弃了草原本位进行了深度的汉化，所以就被外围的各大汗国视为蒙古帝国的叛徒。
在这种情况下，中亚的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就始终和元朝为敌。
外围的中亚汗国常年与元朝为敌 图源/剧照
至元六年（1269）春，窝阔台汗国的海都和察合台后王八剌等大会于塔拉斯河上，宣誓保持蒙古传统，并派遣使者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
直接表明了和元朝的敌对立场。
在至元二十三年（1276）宗王昔里吉叛乱期间，海都也乘机和察合台汗国联手东进，占领了阿力麻里，骚扰天山南北。当时，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战死，元朝在天山地区的防线收缩到别失八里和哈剌火州一带。
至元二十五年（1288），海都又与察合台汗国举兵东犯，次年在杭爱山击败了忽必烈孙子甘麻剌所统的元军。当时，宣慰使怯伯在和林叛降海都，漠北大震。已经七十四岁高龄的忽必烈再次被迫御驾亲征。
直到成宗大德七年（1303），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才在无力维持战争的情况下派出使者向元朝请和，正式承认了元朝的宗主国地位。
仁宗在位期间，察合台汗国因为边界分歧再次与元朝开战，直到延祐七年（1320），双方才再次恢复了和平关系。
直到此时，元朝才基本结束了与外围汗国之间的战争，确立了元朝皇帝大蒙古国大汗的地位。
当然，内斗是蒙古帝国的传统，随着黄金家族血缘的不断稀释，成吉思汗子孙为了权力和利益而展开混战也属正常。而元朝之所以能压住中亚的外围势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强大实力的支撑。
由于合法性不被外围的各大汗国所承认，所以忽必烈就希望继承大蒙古国的开拓传统来证明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合法继承者。于是，无休止的远征也成为了忽必烈时代的主要动作之一：
1277年，忽必烈以纳速剌丁为将远征缅甸的蒲甘王朝；1281年，忽必烈派出十万军队、一千五百名高丽水军和九百艘战船，远征日本，因为被台风袭击而遭遇惨败；同年，忽必烈以唆都为将率领五千军队和一百艘战船远征占城，但同样遭遇败绩，唆都战死；1286年和1287年之间，忽必烈以纳速剌丁和孙子也先帖木儿为将再次远征，蒙军虽然一度到达河内，但最终还是因为无法适应当地气候而被迫撤军；1287年，忽必烈以孙子也先帖木儿为将再次远征蒲甘王朝；1292年，忽必烈派遣大军远征爪哇，结果又是被迫撤军...
和蒙古的历任大汗一样，忽必烈也是标准的马上天子。
忽必烈是标准的马上天子 图源/剧照
此时的元军之所以不能复制当年蒙军战无不胜的神话，除了距离层面已超越了元军的开拓极限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的元朝不能整合各大汗国的精锐形成合力互相配合发动远征。
和传统的中原王朝一样，元朝是不可能在超越极限的情况下在战争中获利的。同时，元军连续不断地败绩还导致忽必烈的个人威信严重下降，使元朝更无力整合外围的各大汗国势力，同时对内地的控驭力也严重下降。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成宗即位之后又继承了忽必烈的开拓行为，于大德四年（1300）发动对缅国（今缅甸）和八百媳妇（兰纳王国，位于今泰国北部）的远征。
至于成宗发动远征的理由则是想积累军功以更好地驾驭大元帝国的机器，当时朝臣劝成宗的原话是：“世祖皇帝以神武开一统，功盖万世；陛下未有伐国拓地之举，以彰休烈。”
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成宗更需要军功的加持以更好地统驭元朝这台庞大的政治机器。
但元军在远征八百媳妇期间却因为征发物资导致了贵州土著的武力反抗。最终，元军根本就没到达八百媳妇就遭遇溃败，元将刘深直接弃军而逃。
至此，元朝才彻底放弃了大蒙古国远征的传统。
由于连续遭遇败绩，不仅使元朝的统治力下降，且进一步导致了财政危机，因为，忽必烈连续发动远征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
据史书记载，忽必烈在1260年即位时，蒙古当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73352锭银，由于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战争开支极大，到了1265年忽必烈就已经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当时纸币的印刷额已经增加到116208锭银，到了1276年又增长到1419665锭银。
严重的通货膨胀。
后来是在灭掉南宋获取巨量财富之后才暂时解决了财政危机。但在此后无休止的内外战争中，元朝既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反而消耗巨大。
古代战争有一个铁律，就是凡是没有在战争中实现拓地、灭国目的的王朝，很大程度上会被战争拖入财政困局。为什么清朝的康雍乾三代连续用兵但却还走向了盛世，原因就是清朝当时在战争中是获利的。
蒙古国前期的扩张也是如此，战争是其财富的主要来源，但在不能实现拓地目的的情况下，战争却是实打实的纯粹消耗。再加上从成吉思汗时代一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前，蒙古都没有在存量市场中精耕细作，导致一旦出现财政问题帝国瞬时就陷入了巨大困局。
更重要的是，元朝前期包括都城建设和兴建佛寺等工作都是烧钱的项目，其财政就更加困难。
除了内外战争和工程、制度建设之外，导致元朝财政困难的因素还有：坚持蒙古旧制导致了冗官现象，在1294年忽必烈去世时御史台上报的京师官员数量为1万人，而现实却是，京师只需要2600人的官僚队伍；为了维持江南等地的稳定，在边地驻军；蒙古内部的赏赐和岁赐制度。
这里重点说一下赏赐和岁赐制度。由于蒙古的权力竞争异常激烈，所以登上汗位的人就常常通过对诸王进行巨额赏赐以获得大家的支持，来看一组数据：中统元年（1260），岁赐总额为银六万零八百五十两，帛三千零五十匹，钞一百四十一锭，绢五千零九十八匹，棉五千一百四十八斤，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岁赐的数量已经涨为金二千两，银二十五万二千六百三十两，钞十一万零二百九十锭，帛十二万二千八百匹。就这还不包括其它名目的赏赐。
之后，这个数据还在不断上涨，成宗时期的岁赐和赏金就已经翻倍：赏金是忽必烈时期的四倍、银二倍。
据史书记载，1294年，成宗给三个驸马的赏赐金额就超过了12万两，即位两个月的时候，中书省就提醒成宗：“国库的余钞只剩下27万锭。”
成宗初即位就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图源/剧照
为了解决财政困局，成宗甚至不得不将地方作为钞本的储银运往大都以解决燃眉之急。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加剧元朝财政的恶化。
此后，元朝直到灭亡其财政都没有健康过。
忽必烈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就只能重用回回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和吐蕃人桑哥这几个能解决财政问题的人主政，但这些人的做法也无非是增加赋税、由朝廷垄断工商业、变更钞法、钩考敛财等过度干预手段，结果使元朝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江南大范围的叛乱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此影响。
另外，腐败问题也是元朝初年的痼疾。1303年，成宗派遣官员对七个地区进行调查，结果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这些地区有经济问题的官吏数量为18473人，涉及金额为45865锭银。整个元帝国的情况可想而知。
这也可以看作是蒙古贵族垄断权力的必然结果。因为，忽必烈在打败阿里不哥之后就将汉人精英边缘化，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蒙古贵族垄断权力的结果就是，奢侈和腐败现象加重，胡汉矛盾也进一步加剧。而现实又是，胡汉矛盾只能加速元朝的灭亡。
加速元朝灭亡的还有另一个重大因素，就是元朝一直没有一套成熟的继承秩序，导致帝国始终处于权力争斗的混战中。
这是忽必烈时代的遗留问题，既然忽必烈都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么后世皇帝就更无法解决，只能以武力争夺皇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元朝就是亡于内斗。
但忽必烈面对的又是蒙古帝国的痼疾，他也无力解决。
总之，元朝虽然是一个新的王朝，但本质上只是从大蒙古国分化出来的中原政权，忽必烈继承了大蒙古国时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忽必烈之后，元朝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
也许，忽必烈在生命的最后已经预料到了帝国的命运，但他又实在无能为力。
最后再交代一个细节：忽必烈的晚年是靠酗酒来缓解内心的痛苦的。
没有人对身处围城中的雄主忽必烈的痛苦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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