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从道德层面来看，赵匡胤欺负后周孤儿寡母以发动兵变的方式建立了大宋王朝确实不讲武德，但从历史现实来看，后周却需要一场陈桥兵变，因为，当时的军人政治必须维持雄主坐镇的格局才能稳定局面，终结自晚唐以来就诸侯林立的乱局也需要雄主。
907年，朱温颠覆了大唐帝国，建立了后梁王朝，揭开了五代历史的序幕。本质来说，朱温打造的是标准的军人政治，而军人政治的特点却是：
服从强人，只有强人才能驾驭乱世的局面，代表军人的利益。
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已经被反复验证过。南北朝的时候，刘裕开创的是军人政治，所以不管是刘宋还是之后的齐、梁、陈都被动陷入一个死循环，当雄主去世之后军人群体总会以武力冲击中枢，将幼主淘汰掉，建立新的王朝，继续维持雄主主导的军人政治，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是这种乱世规则的直接受益者。
北朝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北周宣帝宇文赟被关陇集团所淘汰，就是因为，关陇集团觉得宇文赟不具备雄主体质，不能带领关陇贵族完成兼并南朝的历史任务，更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五代的政治逻辑也是如此。由于后唐皇帝李从厚缺乏雄主体质又不能代表将士们的利益，所以，将士们就临阵倒戈，拥护他们所讨伐的对象李从珂为主，干掉了李从厚，更新了皇权。
后晋的石重贵表面上是被契丹所灭，但如果不是前线藩镇叛乱，那契丹大军也不会轻易就进入汴梁城，说白了还是，石重贵没有石敬瑭的威望，不能驾驭局面。
后汉的刘承祐即位之后简直就已经神经了，开始采用极端手段诛杀对其皇权有威胁的大臣，最终逼反了镇守邺都的郭威。刘承祐为何如此，就是因为，其没有信心驾驭后汉的军人群体。
由此可见，五代的王朝只要雄主缺席马上就是兵变、政变主导的改朝换代，其所谓的“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就是对这种军人政治的生动诠释。
当然，之所以会频繁发生这种情况也是因为藩镇有叫板朝廷的军事实力，但是当郭威称帝建立后周王朝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923年，当后唐皇帝李存勖灭掉后梁王朝时，河东的精锐和汴梁的精锐合流之后，朝廷禁军实力是直接上了一个台阶。此后，随着各路藩镇问鼎皇权，地方上的精锐也随之补充进禁军系统，禁军在实力层面已经将地方完全碾压，藩镇叫板朝廷的实力已经被严重稀释。
也就是说，郭威建立的后周王朝有重建中央集权的客观条件。只要中央集权确立，那么就可以大力发展生产积蓄实力来操盘统一这件事。
更幸运的是，和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这些人相比，郭威确实是一个好皇帝，虽然他也是以兵变的方式上位，但却坚实地履行了一个皇帝的责任：整顿吏治、招抚流民发展生产、减轻百姓的税赋、治理黄河水患、兴建水利设施灌溉农田、发展文化事业...
这套组合拳经过三年时间的验证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中原的整体状况为之一变。
郭威是个好皇帝 图源/剧照
而且，郭威去世之前还特别要求，一定要薄葬，且留下遗言：“陵前只立一石，镌刻数语，可云周天子平生好俭，遗令用纸衣瓦棺...汝若违我遗言，我死有知，必不福汝。”
954年，郭威驾崩后历史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因为，后继者在缺乏军功的情况下很难驾驭局面，而藩镇也会趁机冲击朝廷中枢，再次发生改朝换代的事。
不过，后周的幸运之处就在于，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一个不世出的猛人。郭威去世之后，北汉皇帝刘崇马上就联合契丹大军南下想一举摧毁后周王朝。刘崇的自信来自于对五代历史的深刻理解，觉得在后周国丧且柴荣没有威望的情况下用兵是最好的时机。
但柴荣却毅然决定亲征，在他的认知中，这是事关后周王朝生死存亡的一战，也只有打赢这一战，自己才能凭借军功拥有巨大的威望，才能控驭后周王朝，避免藩镇冲击朝廷的事再次发生。
当时，朝中大臣也反对柴荣亲征，代表人物就是冯道。说白了，冯道根本就不看好柴荣，不认为他能打赢这一仗，还不如呆在汴梁将风险最小化。
柴荣呢，为了自己和后周王朝的命运，坚定地走上了战场。面对北汉骑兵和契丹大军，周军右军主将樊爱能和何徽直接就带着部队跑路，右翼军全面崩溃，同时中路军的一部分士兵也向北汉投降。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些人也不看好柴荣，还不如直接投降刘崇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后周王朝在柴荣即位时之危机由此可见。
面对即将崩溃之危局，柴荣是亲自冲锋，其勇猛的姿态马上也感染了身边的赵匡胤和张永德等人，周军的士气在瞬间就发生了逆转，完了这股势能马上就转变为勇猛的战斗力将汉军打败。
高平一战，后周既解决了生存危机，周世宗也同时坐稳了皇位。
周世宗在五代十国中是最有作为的皇帝，无论在哪个领域中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军事上西败后蜀，取秦、凤、成、阶四州，南征南唐，得其淮南十四州，北征契丹，收复三关三州；制度上，改革禁军，刷新吏治；经济层面，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建设领域，扩大了汴梁城作为国都的格局、功能...
从成绩单来看，世宗绝对称得上是五代第一人。
在世宗的努力下，乱世已经有了收尾的迹象，一统的局面也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呢，世宗却只活了三十九岁，在当了六年皇帝之后就驾崩了，诚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这个时候，历史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接续世宗的事业，一为结束乱世，二为再造一统，但显然，幼帝柴宗训根本就不具备这个素质。
幼主不适合五代的乱世 图源/剧照
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的大势需要世宗之后的中原王朝形成雄主接力的格局，以完成重要的历史使命。
还有就是后周内部。按照五代的历史惯性，朝廷在缺乏雄主在位的情况下军人的心肯定会严重不稳，一定会发生藩镇冲击朝廷改朝换代的事。
所以，与其让别的没有能力的藩镇来制造乱局，破坏郭威和柴荣打造的历史成果，还不如直接让最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上。而禁军将领赵匡胤就是这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从当时中强外弱的现实来看，皇帝的人选也只能在禁军将领中产生。
不过呢，这个事必须得抓紧，一个是怕别的人捷足先登，一个是怕朝廷猜忌武将导致内部混乱，不管哪种结果都是对当时的历史不利的。
所幸，赵匡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搞定了这一切，以强大的禁军为后盾，迅速颠覆了后周王朝，建立了大宋王朝，使中原的形势稳定了下来，并能沿着周世宗的路线继续走下去。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赵匡胤就是周世宗事业的继承者。
但代价就是，郭威建立的后周王朝只有短短的九年时间，柴荣的子孙结局也不好。
不过呢，历史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如果将格局拉大的话你会发现，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王朝是迎合了历史的趋势，是对历史有利的。
正是在赵匡胤的手里，宋朝结束了五代的乱世，迎来了一个盛世。
但如果将赵匡胤当作周世宗事业的继承者来看的话，其也是不及格的，因为，他没有解决幽云问题，同时其削藩的各种作为也使宋朝武力不举。结果就是，北宋事实上是和辽国、西夏并存的一方割据政权，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只是，相比五代其他的皇帝，赵匡胤显然是一个合格者。
总之，对于后周到北宋的过渡，我们不能一味纠结道德层面，要从历史大势来看赵匡胤称帝的必然和对历史的好处。
陈桥兵变总体上对历史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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