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之卓越，自已无需多言。

梁启超先生说到余姚，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第一句就是“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

既是千古大师，心学集大成者，《传习录》又是其代表作，自然更无须揄扬，读便罢了。

毕竟《传习录》乃至王阳明的“致良知”，妙处恰在于简易。

——这话是阳明门生王艮说的，他说王阳明的“致良知”：

“简易直截，予所不及”。

王阳明该也认同这一点。《传习录》里，他自己也说得很明白：他提倡的用功，不求日增，只求日减：

“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整本《传习录》，说繁复也繁复，毕竟其中涉及儒佛道诸家词句，若不熟读儒家典籍，怕未必能字字句句都明白。

说简单也简单：王阳明从头至尾，都在追求“简易”。

他自信地宣称，至善就是心的本体，心就是理，没有心外的事和理。又说礼就是理；忠孝诚信仁都出于心。

比起追求一大堆规矩绳捆索绑，王阳明追求的是“只求日减”：减却私欲，心发至善，自然做到忠孝诚信仁。

既然只用做减法，所以，“何等轻快脱洒！”

他不太喜欢繁文缛节，直白地反问：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精一用功就是了。

他也不喜欢闹虚文，所以很直白地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

——他当然也批评了霸道过于功利，却也强调因时致治，不必非要行太古之俗。他求的是大道天理，但并不泥古，沉迷于寻章摘句的理论研究。

终究还是轻快脱洒，还是简易。

整本《传习录》，便可如此读：看弟子们——许多被已有的见识拘束了——于是求问讨论，王阳明以开阔宏亮之气，将道理说得畅晓明白。

引经据典，譬喻妙解，斩钉截铁地告诉弟子们：只用在天性上精一用功，只用日减私欲。

这种做派，当然并不是谁都喜欢，哪怕在明朝那会儿，也难免被非议。所以连《明史》都嫌推重他的事功，承认明朝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王阳明者，承认他在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的才能，却也借胡世宁之口，说遗憾王阳明“多讲学”。

然而王阳明的魅力，《传习录》的魅力，恰在于这份气象。

五十二岁时，王阳明自称过：

“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他自认年轻时，也曾想过流俗伪善，但年纪到了，便只相信良知，相信大是大非。纵然被天下说他狂，他也只依良知行。

结合他著名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是自己将知行合一，执行到了最后。

所以读《传习录》，并不用战战兢兢。以钱穆先生说法，《传习录》人人可读。就放开去读吧：

毕竟，如王阳明这样强调“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的千古大师，实在也并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