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在西周以来的文献记载中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周公在“殷遗多士”的诰令中提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用商汤灭夏告诫贵族吸取教训。

此后，《吕氏春秋》《史记》以及战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详细记述了商汤灭夏的过程。

例如，《墨子》中提到商汤在攻城前，“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从而破坏了夏都城墙，得以顺利进入。

这说明，夏朝的覆灭在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大家们似乎还“记忆犹新”。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更直接的文字证据，比如商朝本朝的记载，却变得十分困难。

《尚书》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朝时确实有专门的史书典籍。

由于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商朝为了有效管辖广袤的疆域，必然有一套成熟的文书系统来传递政令和诏命诸侯出征。

商朝的文字系统至少有两套：一套是给活人看的，包括布帛文、竹简文以及金文，用于传递政令、编写典籍、记录功绩；另一套则是给鬼神看的甲骨文。

这有点类似于古埃及圣书体、僧侣体、世俗体三种字体的使用方式。

司马迁在写完《史记》的2000多年后，甲骨文才被人发现，但《史记》中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出土的甲骨文相互吻合，说明商朝的确有记述本朝历史的史书流传后世，并被司马迁家族所看到。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所有关于商汤灭夏历史事件的记载，最早只能上溯到西周以后，均属于后世追记，其中不可避免会掺杂编撰者的主观筛选和篡改，可靠性要打个折扣。

布帛、竹简这两种载体想要历经3000多年不被破坏、腐蚀并被人发现和成功释读的概率微乎其微。

这也是我们通常解释商朝没能留下直接文字资料的主因。

不过，除了布帛、竹简外，商朝还有另外两个极佳的保存载体：金文和甲骨文。

前者刻写在青铜器上，后者则刻写在龟甲上。

虽然出土的商朝青铜器无数，发掘的甲骨卜辞也有15万片之多，但就商汤灭夏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而言，却依然没有只言片语，甚至“夏”作为一个曾经存在的政权专有名词，在殷商金文和甲骨文中，都没有出现过一次。

商朝之前，中国存在一个广域王权政治实体，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作为占卜和祭祀用途的甲骨文，究竟有没有必要提到一个已经灭亡许久的前政权呢？

甲骨文中曾多次出现商汤的名字，被称为“成”“唐”或者“大乙”、“天乙”，并且商汤受到了后世商王的隆重祭祀。

但如果脱离文献只看甲骨文，我们并不知道商汤具体干了啥，有什么功绩。

其他同样被隆重祭祀的上甲、祖乙等殷商先君先王，也只能看到祭品数量，而无法得知他们具体事迹，我们只能从祭品数量和祭祀规格来判断这位被祭祀对象的地位高低。

这主要是甲骨文载体字数所限，不可能像后世王朝祭祀开国皇帝那样恨不得把先帝所有做过的大事都写进去大书特书一番。

既然商朝史书不容易保存，而甲骨又是用来占卜祭祀而非记载历史的，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很难从中找到跟夏朝有关的蛛丝马迹了呢？

其实不然。

《礼记·表记》曾提到商朝的独特礼仪制度：“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正因为甲骨文的祭祀用途，所以，夏朝作为被商朝推翻的前政权，历代夏朝君主就成了殷人眼中的鬼神，那么他们会不会作祟报复商王，就成了商朝人十分忧心的事情，祭祀夏朝或者夏后（夏朝君主称后），就成了可能。

按照这个思路，台湾历史学者蔡哲茂、大陆学者王宁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甲骨文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任何一位已知的夏后上。

但可惜，正如上文所说，甲骨文中虽然发现了“夏”字，但所表达的是人在烈日下之意，而代表政权含义的“夏”却并未见到。

在甲骨卜辞中，出现过东土、西土、北土概念，但却没有“东邑”“北邑”“南邑”等词汇，所以，“西邑”的出现显得十分突兀，在史书当中，商朝也没有“西邑”这个地理单位。

“邑”在夏商周时期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指国都；第二是代指王朝。

比如“洛邑”、“大邑商”就是这种用法。

可惜，甲骨文受限于文体和字数，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我们仅能从“贞于西邑”“西邑害”“侑于黄尹，贞：侑于西邑”来判断，西邑是一个与黄尹关联的事物，如果不定时进行燎祭，可能会加害商王。

那么这里的西邑就绝不可能单纯是一个地理名词了，它更像是一个政治实体或某个能与黄尹相提并论的特殊群体的概称。

究竟是哪层意思呢？

清华大学此前对内地盗掘出土的战国楚简（简称《清华简》）进行释读后，在其中找到了“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等内容。

《清华简》虽然是周代的产物，但未经秦汉以来的史官篡改，其中又包含了很多战国罕见而甲骨卜辞常见的特殊虚词用语，说明《清华简》在编撰时，有着原始的资料来源，很可能见过商朝传下来的直接或间接文书资料，可信度较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甲骨文中频频提到的“西邑”与《清华简》记载的“西邑夏”以及“汤”、“尹”这两位历史人物联系起来，事实就很清楚了，甲骨文中的“西邑”说的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夏朝。

既然商朝文书和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都提到“西邑”，说明商朝人的概念中把被自己推翻的政权叫做“西邑”，这也难怪我们很难找到夏朝的蛛丝马迹，更别提商汤灭“夏”了。

但说到这里，又出现了新的疑问：“西邑”究竟是不是商朝人的它称，换言之，夏朝人会不会把自己的王朝称为“西邑”或者“西邑夏”？

从商周两个王朝分别自称“大邑商”、“大邑周”来看，夏朝的“西邑夏”似乎很对应当时的习惯用法。

不过，“西”这个词并不符合正统王朝的自称原则。

对于一个自认为是天下之主的政权而言，即便自己的都城不在中原地区，也不会自贬为“西方之国”。

比如商朝人有时候会称呼自己为“中商”，周武王灭商后马上宣布“余其宅兹中或（国）”，都强调了自己居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

在早于夏朝的尧都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用于测量地中的圭尺，显然，自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中的概念，在尧舜时代就已产生。

夏朝统治者如果自称“西邑夏”，的确不符合逻辑，更合理的应该是“大邑夏”。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都邑斟鄩。

而结合《清华简》“（商汤）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来看，斟鄩似乎可以和西邑划上等号。

目前已知的早商都邑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都在二里头遗址的东方，从地理方位来看，商朝称夏都为“西邑”合情合理。

不过，二里头遗址却并没有任何改朝换代的迹象。

碳14测定的二里头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其中宫殿建筑和宫廷礼制发端于二期（前1680—前1610年），到三期（前1610—前1560年）、四期（前1560—前1520年）时，二里头遗址宫殿规模依然在扩大，还出现了多重院落。

从二期到四期，二里头聚落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作坊依然存在，四期时制作的青铜器愈发精良。

而偃师商城的碳14测定数据最早一组在公元前1600年，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的夏商分界年。

也就是说，在偃师商城建造时，6公里外的二里头遗址依然在大兴土木，并延续到了商朝已经建立统治后的数十年，丝毫看不出王朝兴替的迹象，更别说《墨子》提到的惨烈攻城战了，因为二里头根本没有外城墙。

正是考古发现和王朝兴替间的低关联迹象，导致考古工作者对夏商更替的时间点产生了巨大争议，有的主张夏商兴替发生在二里头二、三期，有的主张发生在四期晚段。

其次，在不晚于二里头四期时，郑州商城最早一批宫殿也开始建设，伊洛平原地区从二里头文化主导的时代逐渐进入了二里岗早商文化时代。

但这个过程十分漫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在郑州商城成为中原地区主导过程中，有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不同区域不同程度的重合。

直到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等二里头城邑随着郑州商城的营建而被改造成具有商文化特色的城邑后，二里头遗址才彻底丧失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

简言之，二里头都邑性质的丧失，经历了缓慢的时间过程，如果把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分界点，那么这个过程至少在50年以上，这并不符合商汤通过暴力手段攻灭夏朝的历史事实。

既然二里头并没有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人骨，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是夏朝灭亡之地，不存在被商朝燎祭的条件。

所以，甲骨文中的“西邑”和《清华简》中的“西邑夏”群体，并不在二里头。

事实上，《左传》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这段记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夏桀攻克有缗导致天下诸侯离心，继而失去诸侯拥护而亡国；第二层意思则是指夏桀在攻打有缗时，故都被攻克，情况颇有点像纣王调主力攻打东夷时国都空虚被周武王攻克。

但不管哪一种，都说明夏朝灭亡时以夏桀为首的夏朝统治族群并不在伊洛平原的二里头一带。

北大历史教授孙庆伟曾推测，“有夏一代，很有可能是实行‘两都制’甚至‘多都制’，一方面固守豫西地区的阳翟、阳城、斟寻等都邑，与此同时在其他关键地区建设新的据点”。

再结合上文，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夏桀因主持有仍之会（今山东济宁南）而驻跸西邑，又因攻打有缗（今山东金乡）而率兵向鲁西进发，结果西邑被商汤攻克，夏桀被迫顺流逃亡南巢（今安徽一带）。

至于故都斟鄩（二里头遗址）和晋南故地（东下冯遗址），商汤及其后世之君采取了怀柔政策，通过营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东下冯商城等大量据点，最终完成了对夏朝原控制区域的全面取代。

商汤灭夏这一历史事件，虽然在后世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在商朝本朝的记载中却鲜有提及。

这或许是因为商朝人更倾向于将夏朝称为“西邑”，而不是“夏”。

这种称呼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商朝人对夏朝的认知，也为我们研究夏商更替提供了新的视角。

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对比，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