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进士、点翰林是科举时代最令读书人向往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有了回报。不过即便是进了翰林院，也不代表着名利双收，至少在未来的数年中，他们依然要为衣食住行而发愁。

以清代的情况来看，翰林院散馆以后，绝大部分人都只能授予编修、检讨一类的七品小官，短时间内几乎没有可能得到升迁。在这期间京城的生活开支十分巨大，一个“穷”字足以形容他们的处境。

所以对于翰林们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生计问题，而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发家致富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差。

何谓考差呢？其实就是指朝廷委派各省的乡试主考官，自雍正三年以后形成定制，规定乡试主考官必须是进士出身。实际上，各省主考官都在翰林中拣选。

也是从雍正朝开始，各省乡试主考官必须经过皇帝的亲自考试才能放缺，这也是“考差”的真正意义。经过考试之后，由皇帝按照地区的远近分批圈出人选。

全国18个省份因路途远近不同，所以主考官出发的时间也不同，大致情况如下：

四月下旬以最远的云南、贵州为首批；广东、广西、福建第二批为五月上旬；四川、湖南第三批为五月中旬；湖北、浙江、江西第四批为六月上旬；陕西、江南第五批为六月中旬；山东、山西、河南第六批为七月上旬。

顺天乡试例外，到了八月初六日才会公布主考官人选。

从四月中旬开始一直到八月初六，这近四个月的时间中，最翘首以盼的就是那些穷翰林，他们在盼望与失望中熬过一天有一天，得了差的人欢天喜地，没得差的满脸愁容。

为了形象地描述翰林官的喜怒哀乐，京师官场上便诞生了一首颇为经典的《讽盼学差》，诗曰：

自从云贵盼山东，盼到山东又落空；

学政乡房都过了，团圆家宴月明中。

如果到了八月还没有得差，那自然只能在京中与家人一起过中秋节了。作为翰林院官员，从考差开始起，这份期盼始终伴随着内心的煎熬，这在很多官员的日记、书信中能直接感受到。

光绪二十年，江标从放差开始就渴望能得一差，以缓解他生活上债台高筑的窘境。到了七月，还是一无消息，他就在灯下不断占卜。到了八月初一早上仍然渺无音讯，他猜测自己的愿望又成画饼。

但是到了上午，报子报来消息，奉旨分湖南学政，虽然未得考差但得到了一个外放学政的美差，真是非分所想，惊呼天无绝人之路。由此可见当时这些翰林官们对差事的渴求程度。

那么得了考差能带来哪些经济收益呢？下面就以曾国藩为例进行说明。

道光二十三年五月，曾国藩参加了试差考试，此前他的生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好在天随人愿，他得到了四川正考官的差事。

曾国藩七月出京，八月初四日抵达成都，九月二十一日回程，十一月二十日到京复命。一路上他除了因为病暑在陕西巡抚衙门耽搁了几天外，其他一切都非常顺利，试差完成得十分圆满。

那么曾国藩这一趟到底捞了多少油水呢？

其收入主要分为几个部分：

一是朝廷定额的出差费。出差费的数额是按照省份远近而定的，最远的云南为800两，贵州700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600两，江南、浙江、湖北、江西、陕西500两，河南、山西、山东400两。

这笔银子考官在出京时就可以到户部支取，名义上虽然是出差费，实际上各省考官走得都是驿站，路上不会有任何开销，所以出差费可以理解为津贴补助。

二是沿途各省官员的馈赠。翰林官穷不假，不过他们的仕途不可限量，各省官员或出于人情或出于逢迎，都要送上自己的心意。因为这笔钱上不了台面，所以很难得知，大致估计上千两应该不会少。

三是乡试所在地官员的程仪。曾国藩此次四川放差的收入是有明账的，地方赠送的程仪为2400两，加上中式举子送的敬师银和其他收入，当不下4000两。

保守估计，曾国藩此次放差四川收入应该不会少于6000两，这样的收入对曾国藩而言的确是发了笔横财。之前欠下的所有债务随即清零，其后的生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曾国藩的案例中可以看出，短短四个月的考差，其经济收入相当于15年的俸禄。关键是考差不仅能给翰林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同时也附带有政治利益。

还以曾国藩为例，他试差回京后一年，就由翰林院侍讲转为侍读，不到半年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正式开坊。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升从四品翰林院侍讲学士，跨过了京官们最难跨的五品阶梯，其升官速度不可谓不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