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内容发布，有一条网友评论把咱鼻子都气歪了：“只要是宣传抗日的，夸大点没什么毛病，小编完全是吃饱了撑的”！照这样的说法，抗日神剧应该拍得更雷人些，手撕鬼子不妨写进教科书，难道YY和自嗨就这么有瘾吗？不正视历史，有百害而无一利！
之所以花时间笔伐抗日野史，除了正本清源的习性使然，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便是隐约觉得，部分自媒体作者胡编乱造抗战史，其实有故意的成分。
那就是刻意拔高正面抗日战场的作用，是在迎合某种错误思潮，美化重庆方面的消极抗战路线，误导不太了解历史的更多人群，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杀敌的艰苦卓绝，似乎被他们选择性遗忘了。
又整理和批驳了五段经常刷到的抗战野史，续完前篇，其实目前充斥某音的虚假段子，远不止十个之数，也可能有未能发现的，希望志同道合的读者在今后的时间里，将其一一揪出。
总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慰那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先辈，也警醒我们的后代！
（薛岳）
六、“德械师拼光才支撑起淞沪会战”
总得明白，戴着“M35”钢盔的未必就是精锐，汪伪的垃圾部队戴过、抗战胜利后的武装警察也戴过，而抗战爆发前的“德械师”更没有一个名符其实，应称为“调整师”或者“德式师”（主要指编制）靠谱些，就装备而言，第87师、第88师、第36师和教导总队勉强算及格。
这么说吧，如果当时的中国军队有十个八个步兵师，完全达到了30年代德军的配备标准和火力水平，尤其是重武器能够看齐，日本人挑衅之前都得先合计合计。可问题是，佩挂一些德式单兵装备、扛着德式步枪、拥有少量战防炮，仅仅是“形似”而已。
这几支并不神似的“德械师”，在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到底如何呢？首先得了解战场形势的概况：军委会的设想，是抢在日本国内的援军到达之前，一举打掉盘踞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然后集中全力再对付增援而来的日本陆军。
鬼子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仅3000余人，算上从武汉逃回来的、从军舰上凑出来的，也不过5000余人，而张治中率领的第9集团军辖三师一旅接近5万人，双方的兵力在1：10左右，为了加强攻击力，中方还拿出了全部家底进行支援：包括炮兵、装甲兵和空军。
（德械师模仿秀）
从1937年8月13日下午接火，到第一批日本陆军8月22日深夜在川沙登陆，整整十天时间里，“德械师”们楞是没有全歼这5000名日本海军，也未能攻克陆战队司令部大楼，终致中国军队陷入“内外线同时作战”的困境。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非但在内线吃不掉日本海军陆战队，还要不断调集和增加兵力，在外线顶住日本陆军的推进。期间中日双方逐步增兵，终于演变成为百万级别的大会战，打到9月底，淞沪前线已经填进去六个集团军73个师。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比如敌人工事坚固、海空火力凶猛、我方战术协同不好等等，第87师、第88师、第36师、教导总队、独立第20旅也算尽了力，但是就战场表现和所占比例而言，绝不能说是“德械师”撑起了淞沪会战！
反倒是第1军、第18军、第74军下辖的若干“国械部队”，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援军，在外线与日本精锐陆军死磕，整整坚持了三个月之久。至于南京保卫战更是窝囊，87师和88师在撤退中的损失，远远大于作战伤亡。
“狼评”：所谓的“德械师”只是打响了第一枪，并非战场绝对主角，更没有全军覆灭，因此，“德械师是淞沪会战的主力、在战场上全部拼光、张治中是会战总指挥”等野史描述，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七、“黄百韬是能征善战的抗日名将”
既然称为“抗日名将”，总得有点拿得出手的战绩吧？然而抗战爆发以后，黄百韬在成为第三战区参谋长之前，干脆就没有带过兵，作为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人才”，他始终都是幕僚的角色：第六战区参谋处长、冀察游击战区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高参。
此类杂牌出身的将领，如果在朝中没有靠山，校长是不可能外放带兵的，选调陆大进修“镀金”，其实就是变相解除兵权。既然在1937年以后，没有指挥过一个师甚至一个旅，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抗日战绩。
1941年春末夏初，黄百韬因为一篇小作文，遭到何应钦的欣赏，调往第三战区担任参谋长并晋升陆军中将衔。本来顾祝同属意的人选是郭寄峤，不过何应钦已经推荐、校长已经签批，也就只好接受了，毕竟之前两人没什么交集和旧情。
就算到了三战区，由于不被顾祝同了解和信任，黄百韬还是没什么实权的，意味着一不能指挥作战，二不能上阵杀敌。而第三战区在整个抗战期间，基本就是被动地防守闽浙赣交界地区，大型战役只有1942年的浙赣会战，那会黄参谋长还没到任呢。
（黄百韬）
1943年10月5日，原第25军军长张文清晋升集团军副总司令，已得到顾祝同信任的黄百韬，被保举为继任军长。而黄百韬担任第25军军长后，该军大部分的时间里，都驻于江西赣州所属的于都县整训。
那里是赣南后方，几乎没机会再去前线杀鬼子，1945年2月起，日军分南北两路入侵赣南，赣州稀里糊涂就丢了，期间关于黄百韬和第25军的作战记录，能够查到的仅有这么一条：
“5月29日，在南康数百名群众的有力配合下，第25军第108师在潭口李家山设伏，伏击了由赣州城前往南康的日军一部，击毙日军50余人、伤数十人、缴获战马4匹及弹药一批”，这战果都不如八路军一个团级规模的伏击战。
即便是在后面的湘粤赣边区作战中，第25军也是以预备队的身份前出，并未实际参加战斗。纵观黄百韬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有六年时间在各战区的幕僚单位打酱油，根本没有带兵打仗的记录，更拿不出来值得夸耀的战果。
而在担任军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更是躲在赣南养精蓄锐，哪一条哪一战能跟“抗日名将”能挂上钩呢？若此，那这四个字也太廉价了。
“狼评”：黄百韬的抗战表现毫无亮点，明显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代表人物，某些人把他也包装为抗日名将，恐怕是别有用心吧！
八、“武汉会战歼灭日寇多达26万余人”
抗战历次大型会战的歼敌数字表格，在网上流传甚广，其中武汉会战的战果赫然是“歼灭日寇26万人”，对于这个明显违背历史史实甚至军事常识的数字，一直不理解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日军投入作战的初始总兵力才25万人！
后来总算查到了真相，原来是武汉会战结束后，军委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出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于是25万或者26万的歼敌数字，从此满天飞舞，每每刷到这样的视频，总是忍不住反问一句：那武汉最后怎么还沦陷了？
道理明摆着，日军投入作战的初始总兵力，居然被第五、第九两大战区给全歼了，顺便还干掉了至少6000名补充兵（25.6万么），为什么武汉会战最后以失败告终，武汉三镇也沦于敌手，说不通啊！
显然这个数字是参战各部虚报战果以后，军令部错上加错统计出来的，多半也是为了宣传，徐部长以下非常了解日军战力和战场情况，连他们自己都不会信的，既然是错到离谱的数据，如今翻来覆去地引用，有意思吗？
武汉会战日军动用了两个军的九个师团，以及必要的配属部队，在长达数月的苦战中，日军各部确实进行了多次补充，但补充的主要是步兵大队，累计也只有5万新兵，不可能出现“25万人都换一茬”的情况。
根据日军战报，第11军战场伤亡22336人（其中战死4506人）、第2军战场伤亡9900人（其中战死2300人），加上非战斗减员（病死900余人）、以及海军和陆海军航空兵的损失人数，伤亡总计约35500人。
当然，这个数字又是明显缩水的，笔者之前专门撰文考证过，根据多位历史学者的研究，以及日本人不要脸的习惯，武汉会战日军伤亡数字应该在8万人左右，而中国军队伤亡在40万人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徐焰将军研究认为，日军损失应在10万人左右，即伤亡5万和病患5万，但是无论采用哪个数据，断不应该出现歼敌20余万的结论，否则既没有正视敌人的凶悍，也亵渎了抗日英烈的悲壮：鬼子这么稀松，难道还要打上八年？
“狼评”：鬼子并不好打，干掉一个落单的鬼子很容易，消灭一个中队就很困难，如果是更大的建制，则我们的困难程度要呈几何倍数增加，这是由日军的合成战斗力所决定的，盲目虚夸战果的野史，堪称居心叵测。
九、“抗日名将薛岳晚年因交不起房租成为被告”
薛岳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比较能打的，作战主动性和专断性较强，毕竟除了校长和“陈恩公”，其他大员都不怎么放在眼里，尤其是在一众只会被动死守或者畏敌如虎的将领中，其抗战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薛岳也很有钱，这一点千万不要质疑，1933年5月经陈诚力荐，曾经反蒋而被迫闲居九龙的薛岳，直接出任第五军军长，自此一直担任军事主官：第七纵队司令官、第一路军代总指挥、第六路军总指挥、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
武汉会战之后的1938年12月初，薛岳晋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接替了陈诚的指挥权，1939年初兼湖南省主席，同年10月正式担任战区司令长官，至1945年第九战区撤销为止，薛岳掌管湖南军政全权长达七年之久。
长期又管兵又管民，还管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分配，薛岳的权力之大超乎大家的想象，在那个年代，即便不用刻意贪腐，薛岳也已经是家财万贯。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薛岳再被任命为徐州绥署主任，跟英勇善战的华野对打。
在著名的莱芜战役中，坐镇徐州瞎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不顾薛岳的劝阻，强令北线的李仙洲兵团冒险南进，终于被华野“捉了五万头猪”。校长一时间气急败坏，又不方便惩办陈诚，于是薛岳成为了替罪羊：“指挥无力，名声低落，撤绥署主任之职，调任国民政府参军长”。
薛岳懒得在南京担任闲职受气，跑去上海悠哉悠哉，反正不缺钱花，这一混就是小两年，直到1949年1月，才被重新启用任命为“广东省主席”。薛岳自沪赴粤上任时，你知道带了多少家财吗？一列12节车厢的专列，塞得满满登登，甚至“连上海寓所的一把椅子都没有丢下”！
这些家财全部运往薛岳的老家乐昌，后来又转运到香港，这还不算，薛岳在到任之前，一口咬定前任宋子文有1300万港币的省府经费“去向不明”，不拿出这笔钱坚不履职，宋子文着急赴美，只好破财免灾，也就是说，薛岳还狠狠敲了“国舅爷”一笔。
所以一定要明白，能打仗和会搞钱这两件事，在当年并不矛盾，既然薛岳“不差钱”，从海南逃台之后，又怎么可能因为区区一点房租被告上法庭呢，不符合常理。
先说清楚，薛岳不仅在台北有“官舍”，另在嘉义县竹崎乡有多达九个房间的二层小楼，现在是对外开放的故居，这是有据可查的，既然如此，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薛岳在台北的“主委官舍”，之前是官方出资租用的某银行公寓，李某某上台后裁撤了该委员会，停止拨付费用，于是薛岳只能自掏腰包，这是没钱么？然而某银行受人指使，故意上涨和追索高额租金，薛岳不肯当这个“冤大头”，遂于1993年被诉至法院。
“狼评”：一件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和政治闹剧而已，跟抗日杀敌也无甚关系，野史反复炒作此事，不知用意何在？薛岳的抗日功绩，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不需要用“卖惨”来衬托。
十、“马占山的机枪连干掉日军半个联队”
电视剧《东方战场》关于江桥抗战的这一桥段，被剪辑的到处都是，有的点赞量数以十万计：120个东北军士兵人手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埋伏在江堤后面，然后突然跃起火力全开，一家伙干掉了日军半个联队，观众看得爽得不要不要的。
1931年日军入侵黑龙江的第2师团，每个步兵联队都经过了加强，满编状态下不低于3500人。如果在一次战斗中，被马占山的部队消灭半个联队，那就是1800人左右，而整个江桥抗战的两周里，日军总伤亡不过1100人，这数怎么可能对得上？
江桥抗战的双方损失情况，那是有数据可查的：“马占山率部给进犯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死伤1181人，其中伤亡军官12人；东北军战斗伤亡1100余人，其中牺牲600余人”。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在战后也承认，日军在江桥遭遇顽强抵抗“损失千余人”，此役马占山投入了四个旅近2万官兵，所取得的整体战果，还不如一个并不存在的机枪连，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
训练有素的日本关东军，作战通过大堤时，一不派斥侯兵侦察、二不架设重机枪迫击炮进行火力掩护、三不留预备队梯次前进，而是一股脑乱哄哄端着枪冲下河床，等着被伏兵的火力点名，这简直是土匪的战斗素养！
就军事常识来说，轻机枪也无论如何不能当冲锋枪使用，作战中至少也是两个人的机枪小组，有正副射手，还需要考虑弹药的巨大消耗和战场掩护问题，不可能出现一个连人手一挺轻机枪的超常编制。
抗战时期，一个重机枪连100多号人，通常只配备6到8挺重机枪，如果全部装备轻机枪，理论上也不可能超过20挺：副射手、弹药手、军官、步枪兵总得都有吧？100多人的一个连抱着120挺轻机枪上战场，也就抗日神剧的导演能编出来。
历史文献中对此有明确的记录：“马占山下令，由徐宝珍率2000余人进驻江桥北端阵地，构筑战斗工事，在桥南端布设地雷场，并把库存的近百挺捷克式轻机抢加强给第一线作战部队”。
事实清楚了吧？是把100多挺捷克式轻机枪，特别加强给2000余人的部队，以厚其防御火力，十多个战斗连队总计才获得了100挺轻机枪，平均每个步兵连额外加强了10挺左右，这样的数字才是合理的。
“狼评”：抗日神剧导演们的胡编乱造，毕竟还有进行了艺术加工的借口，可是历史创作者如果把段子当成真相来宣传，骗点赞事小，岂非是抗日神剧更加泛滥的帮凶？总得负起相应的责任来！
